宗教人类学研究视野的变迁

宗教人类学是人类学产生之初就已出现的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早期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主要局限于未开化民族的原始宗教。而在二战前后,宗教人类学的研究视野发生了两种转向:一种是由研究未开化民族的原始宗教逐渐转向研究非西方社会的文明国家的宗教;另一种是向西方本土社会的回归,即开始研究西方本土社会的宗教现象。     

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

康区藏传佛教在整个藏区的藏传佛教传播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影响,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对于发挥藏传佛教僧尼和信众在康区发展稳定、决胜小康、乡村振兴和治理现代化的积极作用,促进康区藏传佛教更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以本人多次深入藏区和国外实地调查藏传佛教的材料为依据,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比较康区、卫藏、安多三大藏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打通藏区、内地、国外三大传播区域,探讨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传播态势和影响。首先揭示康区藏传佛教的现状与研究进展,然后分别探讨当代康区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和格鲁派的传播态势,并分析当代康区藏传佛教的特点、问题和影响。     

人类学与华人研究视野下的公益慈善

从人类学与华人研究之视角探讨公益慈善,应强调将其置入政治经济框架中加以分析。公益慈善关系到社会价值,但不能简单地视慈善家之善举为其善心使然,或仅仅是受到宗教或道德观念的影响。道德观念和宗教精神固然会鼓励善行,但市场经济社会中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却有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动因。公益慈善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同时发挥着维持社会结构稳定的作用。首先从人类学的角度简要回顾人类社会演变中的公益慈善,进而探讨中华文明之下的公益慈善,再以潮汕传统的善堂与慈善事业为例,讨论民间宗教与慈善及其关联与互动,最后集中讨论全球化市场经济与公益慈善,并进一步阐明,现代公益慈善肇始于工业化之后,乃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有现象。如今,公益慈善已成为维持全球市场经济与社会制度的重要力量,公益慈善文化亦随之成为社会构成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社会精英与普通市民共识共享的文化形态。     

宗教人类学视野下的羌族"挂红"习俗

挂红是羌族的最高礼仪,向来不为外界所知。文章以宗教人类学的视角论述了羌族挂红的方法、对象、意义及所负载的厚重民族文化。     

近现代康区民间枪支问题研究

近现代史上康区民间枪支泛滥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康区民间枪支具有双重功能,即自卫和生产,从自卫的角度看是武器,从生产的角度看是工具。官民枪支界限不清,枪支二重性交织是枪支较长时间泛滥的根本原因。这种二重性之间存在同一载体性质上的矛盾关系,即同一载体,在不同的时段发挥着截然不同的效用,而这两种效用又是矛盾的。这种矛盾关系在政府与民间枪支相混杂的前提下,加剧了枪支问题的复杂性。尽管政府一直对民间枪支采取从严管理的态度,但在康区收效甚微,使其成为该地区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     

论康区的地域特点

［摘要］康区地域主要存在六大特点：（1）康区是以横断山区为自然基础形成的人文地理区域；（2）康区为江河并流的高山峡谷区，气候、植被垂直分布显著；（3）康区是地理过渡带及青藏高原重要出水口；（4）康区地理环境具有阻隔性、分散性与多样性特点；（5）康区是农牧混合与农牧过渡地带；（6）康区地域的跨区域特点。对这些特点的归纳和总结，或可增进人们对康区这一独特人文区域的认识与理解。     

法学视野下的宗教渗透

宗教渗透已严重影响我国特别是我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安全,法学界对此关注不够.法学研究者应该立足法学视野,对宗教渗透进行准确界定,同时采用微观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分析宗教渗透现状及抵御措施,为抵御宗教渗透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     

康区"活鬼"文化现象调查与研究

康区"活鬼"现象自古盛行,迄今残存,是一种特殊的综合文化现象,应对其作全面的调查和客观具体的分析,从而加以正确认识.调查研究表明,"活鬼"文化现象由其主体"活鬼"、被"活鬼"附身者、驱鬼者和"活鬼"文化传播大众等几部分构成;其发生、发展、变异和流存,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历史、宗教、心理、世界观等多种原因,它是社会发展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     

人类学视野下的小说仪式书写

人类学家认为不同的仪式行为反映出人类群体不同的文化思维方式,透过对仪式的解读,可以认识到他们的生存习性与文明发展模式。仪式与文学的共同之处在于表达人类复杂的诉求,触及心灵世界,并发挥特殊的社会功能。小说中的仪式书写不仅承担着文本对社会现实的"直接表现",还起到了对社会文化"含蓄表现"的作用。仪式书写有多种存在方式,既具有符号的象征意义,又具有文化认同的功能。     

康区藏传绘画派别和系统初探

康区是藏族传统的三大地理和文化区域之一,在这一区域中,藏传绘画十分发达。自公元17世纪以来,康区就已是藏传绘画三大画派(门派、钦派和噶玛噶孜画派)中噶玛噶孜画派的传承中心。在这个传承中心中,西藏昌都地区的噶玛丹萨寺、四川甘孜州德格的八邦寺和青海玉树州囊谦的奇吉寺是重要的传承场(或称传承分中心),其中,德格八邦是重要的一个分中心。文章重点对这个分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作了论述。其他一个画派和一个系统分别是门派的分支——新门派和朗卡杰绘画系统。三者之间风格各异,但也互相渗透、互相影响。     

民间宗教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前瞻

文章系统回顾了中国民间宗教研究中的社会学与人类学传统,并提出了未来民间宗教在社会学领域内的三个发展方向。具体而言,将人类学的民间宗教研究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分别探讨了其特征。之后,阐释了杨庆堃及其后的宗教社会学者们对于社区性民间宗教的分析。最后从民间宗教概念的扩展、民间宗教与主流社会学理论的结合以及民间宗教的跨地区跨文化研究三个方面论述了未来中国民间宗教研究的趋势。     

云南德宏傣族宗教研究的人类学反思

在德宏傣族宗教的人类学研究中,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涌现出较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其大致研究脉络是从人类学经典的功能主义研究入手,再逐步扩展到宗教文化的象征以及宗教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探讨等。在梳理和提炼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德宏地区的傣族宗教置于更广泛的学科背景中,可对其所涉及的主要研究主题进行分类,探寻德宏地区傣族宗教研究呈现的发展趋势,总结德宏地区傣族宗教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特色,反思未来德宏地区傣族宗教的人类学研究需要拓展的学术空间。     

西方宗教理论下中国宗教研究的困境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努力使用西方观念、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与信仰,于是在理解中国宗教方面就无法避免地出现了各种问题和困扰。首先是宗教研究的基本词汇和概念问题。中国学者不仅接受了"宗教"等西学词汇和概念,而且在以西方的"宗教"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时,竭力靠近西方人对宗教的界定。其次是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基本上都是以西方宗教价值观来看待和评价宗教在中国之存在,很多自远古以来形成的中国人世界观和共享性精神遗产都无法进入学术讨论的范畴之中,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中国宗教的主体性解释难以确立、中国宗教研究理论难有突破。因此,摆脱对西方理论的过于依赖已成为中国宗教研究必须突破的瓶颈。     

宗教视野下羌族释比服饰的象征内涵研究

［摘要］受地域等因素的影响,羌族保留了大量的中华古老文化传统和习惯,成为人类文化珍贵的活化石。独特的释比文化是羌族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服饰不仅反映了羌族人的宗教信仰,更是羌族人智慧与审美文化的象征。在羌族宗教视野下,结合民族服饰这个物质实体和羌族宗教内核的释比服饰来解读服饰文化与宗教文化之间的共同性,深入探究羌族释比服饰中的象征内涵,通过这一研究来推动对羌族传统文化的美学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试论原始宗教的社会功能

原始宗教是生活于史前时代的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宗教体系.它以最初的实践知识孕育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同时,对早期人类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     

关帝庙礼文化在康区的传承与开发

祭祀是礼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关帝祭祀在康区的确立使关帝庙能够真正的发挥其文化职能。它的传入表明内地的礼制延伸到了康区,关帝庙则成为中央向边疆推行礼制的一个重要载体。关羽的勇武形象是清代帝王推崇关帝祭祀的另一目的,这就使兴盛于康区的关帝庙具有镇摄边关的性质。通过对其文化内涵的分析不难发现,礼制的确立与中央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大息息相关;礼文化的形成得到了古今中外广大民众的认可和接受,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发展空间。而这既有助于对清代治理边疆政策的再思考,又有助于重新审视礼制对康区乃至整个和谐社会的构建。     

三十年来中国宗教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在宗教研究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具体表现为研究的范围和深度都有不同程度的拓展,但不足之处亦很明显。本文将对这30年的成就进行回顾和评价。     

多元宗教背景下的少数民族婚姻——以云南贡山怒族为例

多种宗教信仰共存的背景下,贡山怒族(阿怒)的婚姻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一方面信仰不同宗教的人们不同程度地承袭着传统婚姻的结构和内容,同时又表现出其各自宗教信仰的特点;在多种不同宗教信徒之间,婚姻一方面体现为其社会文化对不同宗教信仰的包容,另一方面则是人们通过改变宗教信仰、调整家庭事务等方式所进行的社会文化调适.     

祖先崇拜：土家族摆手堂的宗教人类学研究

摆手堂是土家族先民的宗教场所,其祭祀仪式包括：敬祖仪式、降祖仪式、颂祖仪式及茅古斯舞表演等。作为一种建筑符号,摆手堂具有祖先崇拜的文化内涵,它的产生是以万物有灵论为心理基础,以祖先的丰功伟绩为实践基础,并在政治权利对其的利用与祭祀活动过程中巩固与发展的。     

近代康区陕商在汉藏互动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

自清代初期以来,陕商始终在康区汉藏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不仅在于陕商善于把握商机,构建起层级式的商贸网络,扩大与藏区社会的商贸接触面,还在于陕商重视文化与社会交往在汉藏族际贸易中的作用,通过尊重、效仿藏民生活方式和频繁的社会接触与互动,推动贸易的顺利进行。在此过程中,陕商扮演着向康区传播汉文化与吸纳藏文化因素的双重角色,客观上推动了康区汉藏文化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