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续)

三、伯三二一一号文书、伯三四一八号文书均为王梵志诗的一部分(一)伯三二一一号文书的作者为王梵志刘铭恕在《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斯五四四一2王梵志诗集卷中”一条后曾作如下说明: 《敦煌掇琐》所抄伯希和三二一一号之无名长诗卷,证以此卷,知亦为梵志诗卷中。刘铭恕的意见是对的。检斯五四四一2号文书开端有“王梵志诗集卷中”、“王梵志诗集卷中”、“王梵志诗集卷中”完全重复的三句,它们是全诗的标题。据此,斯五四四一2号文书为王梵志诗无疑。而伯三二一一号文书的前十四首诗,除个别字因抄误外,内容与斯五四     

读项楚《王梵志诗校注》

长期失传的《王梵志诗集》在敦煌石室重新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浓厚兴趣,1925年,我国学者刘复刊布《敦煌掇琐》,其中收录了王梵志诗三种,率先揭开了王梵志诗整理研究的序幕。此后,海内外学术界对王梵志诗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发表了数以百计的研究论文,并出版了《王梵志诗集》(法国学者戴密微著)、《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赵和平、邓文宽著)、《王梵志诗校辑)(张锡厚著)等一批颇见份量的研究著作,一时蔚为大观,举世瞩目。     

《王梵志诗校辑》商榷

王梵志诗是研究唐代社会、思想、文学、语言的重要材料,近年来更是愈来愈引起人们的重视。赵和平、邓文宽《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5、6期)对伯三四一八、伯三二一一号所载的王梵志诗作了校注,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中华书局1983年10月出版)所收的诗更多,校注也更为详细。这些都是对王梵志诗的研究所作的十分有益的工作。但《王梵志诗校辑》(以下简称《校辑》)在校勘、注释、音韵、标点等方面都还有一些可商榷之处。今分四个方面条列于下,就教干张锡厚同志和其他专家。     

正史书之不当 补文献之不及——论王梵志诗的史料价值

王梵志是初唐诗坛通俗诗的代表,他的诗提供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珍贵资料,深刻地反映了初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宗教的真实情况,王梵志诗作为史料可以以诗证史,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及。     

王梵志研究的百年回顾

王梵志是初唐时期的通俗诗人 ,其人其诗至今仍有许多未解难解之谜。本文拟全面回顾 2 0世纪的王梵志研究概况 ,将学术界对王梵志的研究划分为四个时期 :开创期、发展期、繁荣期和相对沉寂期     

论王梵志及其诗的思想

王梵志是隋代至初唐时期的一位平民诗人。由于王梵志亲身感受了生活的不幸 ,其诗洋溢着对现实的关注 ,对人民爱恋的执着追求 ,表达了对人民苦难的深切同情。王梵志是一位优秀的诗人。     

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

王梵志诗、寒山诗比较研究陆永峰关键词：王梵志诗,寒山诗,唐诗,雅俗之别王梵志诗与寒山诗常被视为唐代白话诗的代表,这种并举有利于对唐代白话诗发展脉络的认识,但一定程度上也模糊了它们的区别,特别是对寒山诗全貌的把握。本文拟重新审视这种并举,揭示二者异同,...     

王梵志的诗歌价值不高

最近一些年来,学术界兴起了一股王梵志诗歌的研究热潮,对王梵志的诗歌作出了比较多的褒扬。笔者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曾经对王梵志的诗歌进行过比较细致的研究,但得出的结论不敢与现在的评论家们苟同。王梵志是初唐诗僧,一生作诗不少,曾有《王梵志诗集》行世。但王梵志诗歌有两个明显的弊病:其一是思想内容贫乏,其诗多是描写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极为普通,缺乏深刻的思想性;其二是诗歌的艺术水平很低。王梵志诗歌几乎全是用当时的白话口语写成,当然用口语写诗并不为过,问题是其诗过于直白并且味淡如水,没有韵味,更没有神韵。另外,再从…     

《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汇校》商补

王梵志是唐初一位通俗诗人。他的作品在唐宋之际有着广泛的影响,是研究此段文学史和汉语史的珍贵材料。不过在上一世纪以前,他的作品传世者并不多,只在诗话、笔记中可见一鳞半爪。1900年敦煌石窟文献被发现,其中不少写本录有王梵志的诗作。张锡厚同志根据二十多种写本,参考唐宋人著作中引用的梵志诗,经过点校考释。撰成《王梵志诗校辑》一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第一部经过全面系统整理的王梵志诗集、筚路蓝缕,贡献不小。但正因为这项工作具有开创性,所以书中存在的问题不少。杭州     

试论王梵志诗中的孝道观

王梵志是唐代一位极其特殊人物,其诗在佛教弟子和广大底层人民中间流行其广,但在史书、全唐诗中不见其人。"提倡孝"是王梵志诗重要的内容,故从细读文本出发来探索王梵志诗中体现的特殊的孝道观:从现实出发,用佛教理论阐述"孝"的本质;依照儒家思想规定孝行的具体内容。这体现了唐代儒佛孝道观结合的进程和唐代的社会现实,极具价值和意义。     

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

敦煌p.4978《王道祭杨筠文》自1958年公诸于世,即受到海内外王梵志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许多学者均肯定它是辨明王梵志信有其人的珍贵资料,对弄清诗人之生平与时代具有极高的价值。本文在爬梳中国古代俳谐文的源流和演进轨辙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它在摹袭祭文的体制形式同时,又赋予作品同文体要求毫不相干的滑稽嘲讽内容,遂而与所拟文体之应用目的实现了完全的隔离。故它绝不是一条史实材料,若拿来考订王梵志的生平、时代,就难免会进入与探涉目标暌违的误区。     

论寒山子及其诗作──兼谈僧诗创作的文人化倾向

在僧诗创作历史上,寒山子是一个关键性人物。他具有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修养。且有着与传统文人相似的生活经历,他又接受了天台宗与禅宗的佛学思想与禅法,表现在诗歌创作中,他的诗作充满了内外学之间,及天台宗止观王法与禅宗禅法的矛盾。而超越这种矛盾的禅境诗,寒山子取得了独特的成就。寒山子是王梵志白话僧诗到文人高雅的禅诗之间的过渡人物。     

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书信日期考订——兼论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与蕴意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虽经学者考订,仍有一些排定日期存在问题,影响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学术思想、政治观念等。通过对1912—1915年初罗振玉致王国维诸短札日期的考订,对于王国维号“礼堂”的由来和蕴意有更确切的认识。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王国维对中国美学的贡献

２０世纪初，随着国门的打开，中西文化交流已成必然之势。王国维成为这种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时代作出回应。他潜心学术，对时代作一种精神层面的关照，透露出明显的人文关怀倾向，其远见卓识至今仍不失深刻意义。他把交流意识熔铸到美学研究中，以学贯中西的气魄和胆量，作出了创造性的理论贡献，为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如何实现中国美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很好的方法。     

从"天人合一"到"知行合一"--王学所实现的哲学转型及其价值

"知行合一"作为王学颇具个性化的哲学理念,融同其他哲学命题与范畴一起走向了 理学的深处,并进而实现了传统哲学的近现代转型,这不会有多少异议.问题仅在于,王学的"知行合一"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是依托什么中介来贯通的?从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到王学的"知行合一"能否堪称哲学转型?对这种哲学转型应当给予何种评价?本文拟就这些问题发表拙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王羲之集校笺》序

当代对王羲之的研究还相当薄弱,缺乏广阔的视野和多角度的探讨。中国艺术史中像陈道良、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米芾等大艺术家,期待有真正学术价值的著作不断问世。《王羲之集校笺》即将面世,极具学术价值,做到了校笺与研究相结合,在裒集史料,点评人物事迹等方面,有许多拓新之处。     

意之善恶何去何从──从一个侧面看王畿对阳明的发展与偏离

在天泉证道中,王阳明竭力调和王畿与钱德洪的分歧,结果如何呢？文章分析王畿从善恶之意至寂感之意的转换,说明了王畿对王阳明的继承和偏离．善恶之意接受了王阳明的调和,但王畿又提出寂感之意,并最终将前者消融于后者,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从和谐的“情景”到崇高的“境界”——论王国维“境界”说对王夫之“情景”论的错位生成

王夫之的“情景”说既是一种文学创造理论,又是具有更为广泛意义的美学理论,它与佛教的“现量”概念相结合,在明清之际构建了一座美学理论的高峰。王国维是中国文学理论史上系统阐述“境界”说的第一人,其“境界”说脱胎于“情景”论,然而,它经历了一个从艺术走向人生、从人生走向哲学、从以和谐为基调的优美走向以痛苦为主要内涵的崇高的历程。王国维的“境界”说是在近代中国的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是以西方近代哲学为重要营养的学说,它是对以王夫之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歌“情景”论的错位生成,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向近代美学转折的标志。     

从守望民间到激扬政治?--论汪曾祺与从维熙的“鸡鸭”叙事

1940至1950年代,汪曾祺和从维熙以“鸡鸭”养护者为题材分别创作了短篇小说《鸡鸭名家》和《鸡鸭委员》。两位作者虽均围绕主人公的看鸡养鸭经历讲故事,但在塑造人物形象等方面仍表现出巨大差异：汪曾祺抒写二位“名家”散淡、风流与自在的人生情志,从维熙叙写“委员”翠枝儿在饲养鸡鸭时表现出的超乎年龄的政治觉悟和奉献精神;汪曾祺重视发掘底层人物的力与美,从维熙更多遵从“十七年”文学的政治规训,底层民间逐渐退出“十七年”文学的叙事范畴。这源于后“荷花淀派”文学与京派文学之间的差异,反映了“十七年”文学的政治主导和中国新文学的民间叙事之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