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定式思维 发展年鉴事业

当前发展年鉴事业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突破: 一、突破一年只能编一种年鉴的老观念,努力增加年鉴园地的种类 在世界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年鉴种类繁多,涉及领域很广,甚至已有了《巧克力年鉴》、《酱油年鉴》。这在年鉴事业起步较晚的中国看来,近乎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往者可追。国内某些地区的年鉴编辑部门,已捷足先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促进我国投资需求

传统国有产权制度造成投资的预期收益率低 ,投资风险过大且风险与收益的不对称 ,利润向投资的转化难 ,从而缺乏投资需求不断扩大的动力 ,个人主体难以成为真正的投资者等。这是导致我国投资需求不足的深层原因。我国要与WTO接轨 ,刺激中国的投资需求 ,最根本的措施是进行国有产权制度改革 ,建立社会主义公有产权制度。     

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公有资本的人格化代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走向完善,多元所有制经济也在试错过程中寻求合理结构。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公有制主体,同样处在市场经济的海洋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反映,今天需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中绕不过去的一个基本范畴就是资本及其人格化代表。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中有关资本、公有资本的人格化代表,是亟待探索的一个理论问题。     

重视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及其内在矛盾的研究

文章认为 ,正确地认识公有资本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是十六大以后理论创新最重要的任务。理论创新 ,既要正视马克思主义已经达到的理论高度 ,也要正视公有资本所内含的资本与公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 ;在以往的理论框架中 ,资本与公有制之间具有难以兼容的矛盾。当前的问题在于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作为一种创新的运行机制 ,需要以与之相匹配的公有制经济的新形式———公有资本为主体。文章认为 ,进一步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进一步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完成对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内在矛盾及其本质的科学探索 ;公有资本内含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资本之间的矛盾 ,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方式之间的矛盾 ,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主体与其运行机制之间的矛盾。     

对中国古代法制研究中几个思维定式的反思——兼论战国前法制研究的方法

在以往的中国古代法制研究中存在三个思维定式 :1 有法制必有法典 ;2 实体规范是法制的核心 ;3 立法权是法制的前提 ,中央集权制度为法制的当然后盾。这三种定式妨碍了战国前法制研究的深入 ,导致对有关史料的不当理解和对战国前法律制度等的比附性描述。摆脱这些定式 ,借鉴法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战国前法制 ,不仅有利于正确认识战国前法制 ,而且还可能帮助研究者发现中国历史上不同于秦汉法制的另一种法制类型。     

思维方式的变革与社会主义探索的突破

社会主义在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始终都面临着种种考验与挑战,这就要求共产党人根据实践的发展,对固有的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创新与突破.这里的关键,首先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的实现是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的过程;既要有客观条件的成熟,更要有主体能动性的发挥.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全面的突破与超越,就在于客观条件的成熟和不懈地进行了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这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进一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社会主义的生机与活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经济全球化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处于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如何迎接全球化提出的严峻挑战是一个重大课题。全球化进程虽然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但它并没有彻底改变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可能抓住全球化所提供的契机走向复兴。现存社会主义国家若能在全球化进程中趋利避害,发挥后发优势发展壮大起来,将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贡献。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思维

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功能和人民价值内涵两个方面辩证统一地认识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思维.它与马克思主义认识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维一脉相承,对我们深化认识和发展社会主义有着极大的启示意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批判性思维的作用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批判性思维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批判性思维有助于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社会成员的价值认知并进而外化为行动、逐渐形成习惯,尤其是在对西方意识形态及各种腐朽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否定方面,批判性思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0世纪公德问题探讨中的几个误区

20世纪的公德探讨开始于梁启超,他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对道德的二重分划,又以公德之"公"与"新"作为道德发展的方向。本来,道德既无所谓公私,也无所谓新旧,但由于梁启超的划分带有明显的价值评价意味,所以衍生了此后"古今"、"公私"长期对立的格局,并且也衍生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热"中的极左思潮。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又将对私德的讨伐和对"基督之爱"的仰慕作为公德建设的动力,其实这都是在"公私"、"新旧"对立的基础上继续走入误区的表现。实际上,真正的公德必须以私德为精神基础,而以公民社会性地位的自觉及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为实现条件。     

20世纪中国文字起源论说评述

中国汉字是世界文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见形见音见意的文字,20世纪考古资料的大发现,学者们掀起了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热潮。在20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至少有8000多年说,6000——7000年说、4000多年说和3000多年说等多种不同论断。殷代文字肯定不是中国文字的源头,中国文字的源头可上溯到夏王朝时期即考古学的二里头文化时期,大汶口陶文、丁公陶文和景阳岗陶文等,只是一种带有民族特点的原始文字。     

文明与危机：20世纪的双重遗赠

20世纪堪称人类有史以来变化最大的世纪。人类具有理性和非理性的双重本性，在20世纪的遗产中，有文明也有危机，有经验更有教训。因此，如何承继文明及扭转危机就成为21世纪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个人的生命是脆弱的，但整个人类是坚强的。如果人类能够认识并克服自身的弱点，21世纪必将充满生机与活力。     

20世纪藏族文学嬗变的轨迹

以20世纪50年代西藏和平解放为标识,藏族文学步入到她的当代发展阶段。在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中,藏族文学不仅向外部世界展现了高原人的生活和精神风貌,并在超越个体民族文化的高度上,承担了对本民族成员文化启蒙的重任。20世纪80-90年代,是藏族当代文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藏族作家在较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语境下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理性审视和民族文化发展求解。这不仅是当代藏族文学区别于内地同时代文学的个性所在,也是藏民族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20世纪中国长篇小说之回顾

长篇小说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一个时代纪念碑式的记录。 2 0世纪中国优秀的长篇小说记录了上个世纪 10 0年间中国人民的现实生活与斗争 ,是留给后人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作为一种文学体式 ,长篇小说的发展也经历了曲折、嬗变、积累与突破 ,从幼稚到成熟 ,从单薄到丰厚。尤其是 2 0世纪的后 2 0年 ,长篇创作从技巧上汲取了许多异域的营养 ,从内容上深刻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变化 ,从前后 5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可以看到长篇创作的发展轨迹。     

二十世纪中国伊赫瓦尼教派维新运动回眸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伊赫瓦尼维新运动及其基础上形成的伊赫瓦尼教派使20世纪的中国伊斯兰教掀开了新的一页,产生了深远的历史意义。文章就20世纪上半叶中国伊赫瓦尼维新运动的产生与发展阶段、进一步发展与鼎盛阶段以及各地方的代表人物作了一番梳理,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历史的巨大贡献

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第一,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打破了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第二,苏联创建了史无前例的崭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给全世界无产阶级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第三,苏联在1939-1945年的反法西斯战争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第四,二战后,欧洲和亚洲11个人民民主国家先后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国际舞台上维护和平民主事业的重要力量。第五,朝鲜和越南人民的抗美、抗法战争,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战争势力,有力地维护了世界和平。第六,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与发展,使得持续了几百年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七,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与发展,无疑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是一种挑战和压力。第八,在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虽然经历过挫折和部分失败,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人类进步事业将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方法论"的引领:世纪之交的中国人文学术

20世纪末的中国人文学术,虽然并没有像80年代中后期那样大张旗鼓地宣传方法论,倡导方法论,但丝毫没有忘却学术研究对方法论的总结、运用与开掘;无论在哲学、历史学还是在文学研究领域内,学术方法论的更其深入、更其沉潜、更其扎实的思考,都似乎可以理解为中国人文学界对于新世纪学术的一种最直接的贡献,或者说是一种最切实的导引,一种最热烈的企盼.考察20世纪末三年中国人文学术的基本成就,应能清晰地看出,作为那个世纪中国人文学者走向新世纪基本学术姿态的显现,更深入、更沉潜、更扎实地思考方法论问题,总结、介绍并运用中外古今学术方法,开掘新的研究方法,构成了世纪之交中国人文学术的显著特征.     

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及其效应

自产生之初。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现代性元素就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个体自由、个性解放与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整体现代转型交织在一起。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者对前者形成强势压制,激烈吁求自由与个性的知识分子纷纷向各种群体回归。     

20世纪中国话剧史略论——中国话剧诞生一百周年纪念

20世纪中国话剧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大的阶段。前三十年为第一阶段,是话剧输入并在遭受到文明戏的挫折之后以"爱美的戏剧"的形式获得初步发展的时期;此期,新、旧剧之间的关系虽有了初步的接近与融合,但总体上也还处于相互拒斥与争锋的状态中。30—40年代,是第二个阶段,有三条发展线索:一是话剧职业化及正规化的进程,二是戏剧大众化运动的兴起及其向着提倡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的发展,三是新、旧剧之间进一步的相互渗透以及电影与话剧之间的相互影响。从1950—1976年,是第三个阶段。艺术与物质的矛盾更加淡化了,而艺术与政治的矛盾则更为突出。与实用目的淡化相一致的是,产生了一种更高层次的民族化,亦即使话剧中国化的努力;"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得到了全面而强有力的贯彻,并强化为工农兵占领文艺舞台的问题。从"文革"结束到20世纪末,是第四个历史阶段。80年代展开了戏剧观的大讨论,探索话剧兴盛。小剧场运动占据了中心位置以及独立制作人制的兴起,则是90年代中国话剧运动的主要标志。制作人制、演出季制与小剧场运动,正在向着21世纪延伸,成为21世纪中国话剧运动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