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魏晋南北朝女性意识的觉醒——《世说新语》札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此观点现代学人多有论述。但人们对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很少予以关注。《世说新语》记载了女性大量的逸闻趣事,一改此前史书等对女性惜墨如金的状况,表现了此时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意识的觉醒主要表现在对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赞美、女性对异性容止的欣赏以及当时文学作品中大量女性形象的塑造等方面。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世说新语》与《史记》名词作状语比较

文章对《史记》、《世说新语》中的普通名词状语进行了比较 ,认为名词作状语由《史记》到《世说新语》有明显变化 ,复音成分作状语的总数增加了 ,名词作状语的总数也增加了。同样是表比喻 ,《史记》中名词作状语表比喻的句子比例大于“如”、“若”比喻句 ,《世说新语》情形相反。《史记》中 ,方位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 ;《世说新语》中 ,不仅方位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 ,而且方位词短语作状语大量出现 ,体现出近代汉语口语化的特色     

《史记》《汉书》边塞题材探析

作为全面反映汉代社会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史记》《汉书》,对当时的边塞问题也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一是全面地确立了固边守塞的观念;二是真实地记录和热情讴歌了汉代边塞抗击匈奴战争中的将士们的丰功伟绩,使其成为历代文人诗人世代传唱的对象;三是对边塞的风土人情、自然景物及战争场面有着真切的描绘。这些,均成为后世文人了解边塞及其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从《人物志》与《颜氏家训》看魏晋南北朝的人才观

本文根据《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中关于人才分类和人才成就观的论述 ,结合魏晋南北朝有关人才理论的流变轨迹 ,对比分析了二书的人才思想内容和特征。本文认为 :除了受时代环境影响外 ,个人经历、家族背景以及个人写作动机亦是影响魏晋南北朝人才观思想风貌和文化风格的重要因素。本文进一步指出 ,二书是中国传统官僚士人知人论世思想的产物 ,具有追逐世功和全身避祸的倾向 ,从另一侧面展示出中国古代人才理论的功利性和保守性特征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魏晋南北朝女性价值认识的新视野——以《世说新语》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人的自觉,在社会上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追求个性自由的时代潮流。受此影响,当时的女性也自觉自省,敢于以自身的“存在”去感知、体验并传达其内在的生命追求。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诸多承载着时代风尚的文学作品坚持在女性视野的基础上传达女性的欲望,肯定女性的自我经验,从而形成了对女性价值的新认知。     

《史记》、《汉书》比较简论

《史》,《汉》为我国古代历史散文之典范。比较而论,体例上,《史》发凡起例,创千古之业,《汉》完善定型,为不祧之宗;思想倾向上,《史》明天人之分,《汉》主天人感应;《史》通古今之变,《汉》调上下洽通;《史》成一家之言,《汉》尽圣人之道;人物塑造上,《史》明善恶,《汉》辨忠奸;《史》重传情,《汉》重传事;《史》重为人,《汉》重为文;《史》爱奇,《汉》重实;组织结构上,《史》神明变化,《汉》严填绵密;语言风格上,《史》错综成文,《汉》骈散一体;《史》雅俗共赏,《又》雍容尔雅;《史》笔端含情,《汉》不甚动情。总之,《史》为正史与杂史的巧妙结合,《汉》开后世正史一途;《史》为历史与文学的完美统一,《汉》开后世纯史一路。     

《史记》、《汉书》用字简繁差异原因探析

《史记》、《汉书》的对比性研究中,叙事研究的内容广泛,该文旨在通过对两部作品中五篇文章的逐句对比,结合历史状况及司马迁和班固的艺术表达特点,来研究两部作品在行文遣句上用字简繁差异的原因。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从《史记》、《汉书》透视西汉初年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就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而言,宗法观念是其基本特质之一。本文即是以这一特质为出发点,论述在宗法观念支持下,汉初同姓王的政治生活。     

《史记》与清人的史表研究

史表作为史学著作体例之一而被确立下来,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代史家追踪马迁,或编纂史表,或研究史表,使史表的内涵和功能有了多方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运用史表、研读史表的传统,并在此过程中提出了很多关于史表编纂和应用的理论。这一点在清代史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其读表、研表和作表用力之勤为前代史家所少见,说明史表在清代已臻于成熟。他们对史表编纂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述,对今天的史书编纂仍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清代《史记》语言艺术研究简论

《史记》的语言艺术的研究是《史记》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清代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清人继承了宋明以来的研究方法与成果,并进行了开拓与深入。清代研究者把《史记》的语言艺术作为掌握其文学特质的起点,在精读、细读《史记》文本的基础上,重视字法、句法的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仔细地辨析与归纳。这些阐释使清代《史记》的语言研究成就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深广地揭示了《史记》的文学艺术性。     

西汉今文经学对《史记》本纪写作的影响

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取得了官方思想的地位,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即从《史记》中有关内容出发,揭示了今文经学对《史记》写作的影响,重点论述了《史记》本纪部分所体现出的今文经学的观念。     

《世说新语》的叙事艺术

《世说新语》在魏晋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本文正是鉴于《世说新语》的重要性,仅从文本叙事艺术的角度来对这部作品的美进行重新审视,即从作品的结构体例、具体内容、艺术技巧和影响等几个层面来对作品的叙事艺术进行考察,以期在一种新的审美视野中再现《世说新语》这部作品的玄远冷峻之美。     

论《唐语林》对《世说新语》的承与变

《唐语林》深受《世说新语》的影响,它不仅模仿《世说新语》的文体形式,还能够精准地把握《世说新语》的创作动机和文本意图,并结合时代内容进行大胆创变,使“世说体”小说在不违背“征趣”、“赏心”的原则下更具历史厚重感。     

《史记集解》的文献价值

《史记集解》是现存最早的《史记》注本,裴骃广泛搜集和征引汉晋注释家的成果,将传统的经史注释方法与史注新法融合起来,在注释的内容、方法上都取得显著的成果,在史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论《史记》的民间语体色彩

由于司马迁在《史记》中采录了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谣谚、寓言神话、方言土语等民间文学语言,借鉴和吸取了民间文学中特有的结构模式、叙事手段和言说方式等艺术手法,使得《史记》的文学语言在作家书面语体为主导的风格中,带有了较强的民间口头语体色彩。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