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汉书》中作者精神倾向比较研究

我国史传散文佳作代表《史记》与《汉书》在思想精神倾向存在着明显差异:《史记》儒道互补而《汉书》独尊儒术,《史记》通古今之变而《汉书》尊显汉室,《史记》感情移入而《汉书》不失客观,《史记》兼顾民间而《汉书》倾向上层。     

《史记》《汉书》数术叙事形态论

数术是先秦两汉时期重要的思想文化体系之一,影响了官修史籍《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从数术文化角度分析《史记》、《汉书》的叙事形态,数术叙事强化了《史记》、《汉书》的文学性。可靠的叙述人有两类,一种是隐指叙事人,另一种是间接引用叙事人。数术叙事的全知视角是源于数术的超自然特点,这也是形成《史记》、《汉书》神秘化色彩的要素。此外,数术文化形成过程中的意象构成了《史记》、《汉书》固有的意象化叙事。     

《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汉书》颜注再探

“魏晋六朝人重《汉书》而薄《史记》,故习《汉书》者亦多于《史记》,注释之多,殆由此矣。至唐颜师古乃集众家之训释而为一编,是为今本之《汉书注》。颜师古在注释工作中充分发挥自己学术上擅长语言文字之学的优势,     

《史记》《汉书》在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中的地位

《史记》、《汉书》是汉代文明的产物,同时也是汉代文明的记录,它们对于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和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史记》的重大贡献在于记述了人文初祖和文明传承的历史联系;《汉书》的突出成就在于进一步描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山川形胜和文化交融。二者交相辉映,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恢宏历史画卷的开端。     

《史记》、《汉书》失载西南夷若干史实考辨

西汉元鼎六年,司马迁奉使巴、蜀以南,亲履今四川西昌、汉源一带,以后根据见闻在《史记》中记载了西南夷。《汉书》大量抄录《史记》相关记载并有所补充。综合汉代及稍后史籍相关零散记载,对武帝时期、昆明的迁徙活动,、昆明被西汉、滇国打败,以及武帝开通博南山道路及经营哀牢地区的史实做了细致考证,可知《史记》遗漏了发生在元鼎六年之后西南夷的若干史实,原因是事件发展过程尚未结束,司马迁对情况了解有限;而《汉书》则失载武帝中后期西南夷的若干史实,主要原因是沿袭《史记》的说法,对相关史实疏于考证。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新序》、《说苑》、《列女传》为刘向编撰——兼谈刘向三书的小说史价值

南宋以来多有学者认为《新序》、《说苑》和《列女传》并非刘向编撰,他只是做了编校订正工作。此说不确。全面解读《说苑叙录》、《汉书》刘向本传和《汉志》著录,可知三书为刘向编撰;《论衡.超奇篇》所说刘向＂抽列古今,纪著行事……累积篇第＂,以及三书收录西汉当代故事,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刘向三书是唐前规模最大的短篇历史故事集,开魏晋六朝志人小说先河,创立了魏晋六朝小说分门别类的编撰体例和模式。刘向为汉魏六朝小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古代小说史研究中不应也不能忽略的小说家。     

《史记》、《汉书》所载易学传授体系与汉初的易学传承考辨

《史记》、《汉书》所记的商瞿至田何这一易学传授体系,实为司马谈追记自家的易学传授渊源,并非自孔子始的整个易学传授史,而商瞿也并非孔子易学的唯一传人。《帛书周易》的《二三子》、《要》、《缪和》、《昭力》等篇记载了孔门其他弟子向孔子请教易学的事迹,而《子夏易传》则透露出韩婴之易学很可能传自子夏。在孔门易学之外,汉初尚有周王孙古易学等其他流派的易学流传。因此,孔子传易信而可征。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西汉今文经学对《史记》本纪写作的影响

今文经学在汉武帝时取得了官方思想的地位,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本文即从《史记》中有关内容出发,揭示了今文经学对《史记》写作的影响,重点论述了《史记》本纪部分所体现出的今文经学的观念。     

追溯匈奴的前史--兼论司马迁对"史道"的突破

本文拟从比较司马迁与王国维对匈奴前史的追溯着手,去揭示<史记>所反映的历史学观念是如何从根本上不同于以<春秋>、<左传>为代表的先秦史书.在帝制儒家意识形态力图迫使史学就范于经学的附庸地位时,司马迁不但用<史记>捍卫了历史学的独立型态,而且突破了此前已有的编年和轶事记录这两大叙事传统,从而为"真正的"中国历史编撰学之形成树立起划时代的标志.     

《吊屈原赋》先唐注释研究

贾谊《吊屈原赋》是汉赋名篇,历代注释甚多。早在汉魏六朝时期,就有胡广、服虔、应劭、郑氏、李奇、邓展、苏林、张晏、如淳、孟康、韦昭、晋灼、臣瓒、徐广等14名注释家为其作注,这些注释文字主要保存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和《文选》李善注的征引中。早期注释或注音,或释词,或解句,或校勘,促进了《吊屈原赋》的解读和传播。     

《汉书》文学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汉书>文学研究从古至今走过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古代<汉书>研究历史,多为零星的评述与感悟,以简要概括与评点的方式为主,而缺乏系统研究,但总体评价较高.现代以来,特别在当代,较之<史记>文学研究的全面繁荣,<汉书>文学研究不但相对冷落得多,而且更缺乏一种整体性的宏观架构和综合研究,对<汉书>的文学评价至今仍基本在低调徘徊.扭转<汉书>文学研究状况的根本前提,是必须承认<汉书>在文学史上也应有其独立的地位.     

论《国殇》为秦人所作及其相关问题

《九歌·国殇》一篇之作者、作时及创作主旨,传统认为乃屈原为纪念楚国历年战争中为国牺牲之将士所作。但从《国殇》与《九歌》它篇风格之迥异及其语词绝不类于屈原所作《楚辞》它篇来看,《国殇》不仅非屈原之所作且也非《楚辞》之所属。而从《国殇》与《诗经.秦风.无衣》风格及《汉书》等文献所述秦人风尚之比较来看,《国殇》之风最近秦人。而考之《史记》等相关文献,《国殇》最有可能为秦人纪念在长平之战中死去的国中少年所作,其时间当是长平之战后即公元前260年后这一时间段。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小注释后面的大学案──关于“《小雅》怨诽而不乱”的诠释

北京大学中国文学教研室编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以《毛诗》的“变雅”概念来解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的“《小雅》怨诽而不乱”,在这条注释背后隐藏着一个关于作为刺诗的《关雎》、《鹿鸣》为什么居于正风正雅之首的传统大学案。根据司马迁所习的《鲁诗》,“《小雅》怨诽而不乱”不是指《六月》以后的“变雅”,《小雅》的怨诽基调是由其始篇《鹿鸣》奠定的。《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实际上沿袭了一个传统的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