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白居易咏庐山诗的人生意识

白居易自唐宪宗元和十年被贬江州司马后,深感自己政治理想破灭,政治态度由积极而转向消极,人生意识形态也开始复杂多变.这些变化,也必然反映到他的诗歌创作中来.他在咏庐山的一些花木等诗篇中,则明显地呈现出这一时期的思想特征.     

雪莱政治诗评

雪莱的诗饱含时代气息,政治性强。在对话体的诗歌形式中,诗人一方面表达了对政治暴君、昏君的强烈憎恨,同时对各个时代的政治野心家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对滋生暴君的封建文化土壤和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性进行了深刻批判;另一方面,诗人对自由、民主、平等、革命等抽象的政治术语进行了生动的诠释、有力的宣传和乐观的预言。在创作过程中,诗人运用了多种艺术表现手法,以充分实现其诗歌的社会政治功能。     

死麕、鸱鸮和郑女的诗与真——《诗经·国风》阅读记

今人与《诗经》的时代相隔数千年,但诚如朱自清所说,时代有古今,人情不相远。《诗经》所表现的不外其时的人情世故、生活经验,包括政治及道德上的规则与潜规则。因此后人解读《诗经》,虽然有必要回顾彼时的礼教风俗习惯和社会政治情况,但不能固执所谓“美刺”观念以礼说诗,教条地把全部《诗经》一概解为道德礼教之演绎,也不能单凭训诂学孤立地说文解诗、强为之说,而必须注意《诗经》的文学特性,努力把握诗本文的上下贯通,并注意古今生活经验的相互激发。五四以来的现代《诗经》学继承并发展了朱子注重“诗人道言语,皆发乎情,又不比他书”的文学特性、力求从《诗》本文寻求《诗》本义的解诗思路,将《诗经》研究从经学时代推进到文学时代,成果相当丰硕。只是具体到一些诗作的解读还有未尽未善之处。重新解读《诗经·国风》的七首诗可知：《野有死麕》叙写一个小伙赴约途中机智地解决姑娘提出的“无使尨也吠”难题,展现了乡村儿女的爱情情趣;《狡童》等五首郑诗构成一组关连诗,完整呈现了“郑女”与“狡童”的婚变连续剧;《鸱鸮》则是藏在“公将不利于孺子”的明言后的政治“流言诗”,确实关系到周初的重大政治事变。     

从《左传》用《诗》看《诗经》的雅

以先秦文献中用《诗》较多的典籍——《左传》,结合其用《诗》情况,考察《诗经》中的《雅》,提出《雅》诗首先是政治诗,《雅》的编组以其政治内容为标准的观点;另外,《左传》中的逸诗无论在内容上,还是风格上都近于《雅》诗,更归属于《雅》诗一类。     

李商隐政治诗的悲剧创作心态

李商隐一生以悲苦执着的政治追求创作了大量政治诗。然而在其政治诗的创作中 ,由于晚唐社会的悲剧使诗人不仅获得了刻骨铭心的悲剧体验 ,也孕育了“才命两妨”的悲剧命运意识和“人间桑海朝朝变”的悲观宿命意识 ,并使其政治诗创作浸淫在“爱君忧国去未能”的悲剧心态之中。本文从李商隐政治诗的创作心理历程分析了其政治诗悲剧创作心态形成的原因 ,揭示了诗人政治诗悲剧创作的心理轨迹     

正史书之不当 补文献之不及——论王梵志诗的史料价值

王梵志是初唐诗坛通俗诗的代表,他的诗提供了大量有关唐代社会的珍贵资料,深刻地反映了初唐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及宗教的真实情况,王梵志诗作为史料可以以诗证史,正史书之不当,补文献之不及。     

诗与美的追问——重读西方美学经典文本

西方美学和诗学,是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相通的。结合学习西方美学经典文本去探寻诗与美的奥秘。重读经典文本应在对原典的整体审视中把握经典文本的丰富内涵;在历史性与实践性的交汇中加深对经典文本的理解;区别学术与政治,客观、公正地给予经典文本以美学的和历史的评价。     

略论先秦儒家的"诗教"理论与实践

《诗经》素被尊为“六经”之首。“以诗为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在附》教传统形成与确立过程中,儒家早期代表孔子、孟子、荀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儒家的“持教”理论与实践既体现在他们高度重视《诗经》的政治伦理内涵和社会教化功能,又体现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正确认识、理解和评价《诗经》的伦理原则和审美原则。从而对后代中国“待教”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紧贴自身的可能性与当代诗的强度——以姜涛诗歌为考察中心

从郭沫若开始,中国新诗的写作就存在以一驭多的元话语。这既是一种诗歌写作方式,也标示了新诗诗人发声的位置。姜涛诗歌中同样存在这一元话语,但没有延续元话语背后强大的主体形象,姜涛诗中的主体反而显得游移不定,镶嵌在整个社会结构的内部。姜涛的诗由此也表现出"一切只发生在一首诗里"的特征,深刻地表征了当代诗的社会结构处境。通过在诗中反复寻找和检验发声位置的可靠性,姜涛象征性地找到了"山洞"作为暂时的方案。"山洞"作为诗人自我反复位移的具象空间,透射着诗人的智慧、无奈和诡谲,生产出诗人和知识分子"沉溺于收集"、频繁地介入当代生活的可能性来。而这是一种紧贴自身的可能性,延展了当代诗的政治强度,使其不再需要去向哲学和政治诉求援手,诗与艺术即已自足。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姜涛诗歌的可能性问题,有助于重新衡量当代诗的价值和意义,重新理解当代诗在新诗史上的位置。     

论王安石的寓言诗

议政诗是王安石诗歌成就的重要方面,其中以寓言诗议政是他经常采用的艺术方式之一。王安石把寓言直接而广泛地带入议政领域,既拓展了寓言诗的艺术功能,又丰富了议政诗的艺术手段。其艺术方式有三:一是典型的寓言诗,以动物故事寄托政治见解;二是一些“亚寓言诗”,以人事为题材,而不拘泥于寓言的固有模式;三是一些以“寓言”为题的诗,在对某一事物的叙议中寄寓一定的政治事理而故事情节则被淡化。     

谢灵运山水诗创作动因新论

谢灵运生活于乱世 ,加之仕途翻覆 ,因此心存忧惧。他希望于佛门体极求宗 ,获得精神支柱。他的游山玩水带有明确的悟道目的 ,玄言诗所写也只是自己通过观照山水物象以体悟佛理的过程。但由于他有着强烈的唯美主义心理定势 ,因此他在对山水进行观照时 ,常常不自觉地耽迷于自然美的形貌 ,以致淡化了悟道的初衷。因此 ,将这些作品目为山水诗只是后人的看法 ,在作者当时其创作动因仍旧不过是写玄言诗     

论苏轼“诗主理”与“主理诗”的理性自觉

苏轼“诗主理”具有高度的理性自觉和审美品格。苏轼异乎常人的政治、学术使命感，以道自任的人格理想和人文精神，表现在其诗歌创作上的主理意识也就分外鲜明，也形成了鲜明的“诗主理”的诗学理论：“有为而作”说、“言必中当世之过”说、“以奇趣为宗”说。而他在诗学理论规范下的创作自觉，使其“主理诗”的特征也愈发显著，这就形成了其“主理诗”区别于一般政治诗的理性美质，即写实品格、批判精神、议论英爽。     

论杜诗的史学底蕴

诗与史密不可分,关乎世运升降、时政得失之诗,自古备受重视,“诗史合一”乃我国古典诗歌的重要范型之一,生逢唐朝盛衰巨变之际的杜甫,将此传统发扬光大。杜诗向有“诗史”之誉,他的作品表现出以诗证史、补史、括史、题序并举、融序于题等特质,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蕴涵更深广的时世内容,诗歌的社会功能与认知功能由此得到高度强化。“心诚”乃诗史之根本,诗人不粉饰、不回避,以血诚为诗,强烈的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以及厚重的社会历史意识亦于此而得以更加凸显。     

论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

李商隐的道教无题诗历来为研究者所注目,然而大多从追索诗歌的本事出发,主要运用传统的“诗言志”的观念,把这些道教无题诗比附为政治遭遇诗;另外解释为诗人与女道士秘密恋爱的本事记录．这两种解诗方法都忽略了诗歌作为有机的艺术整体本身所具有的审美内蕴．联系诗人的经历及理想追求,可知这些道教无题诗抒发了诗人人生遭遇的不平心绪．     

北岛海外诗歌的传播与接受

北岛海外漂泊及其再度被边缘化,对此,国内外反响不一。目前,海外已有普通受众、著名诗人和汉学家通过多种途径传播北岛的诗;而汉学界对北岛海外诗歌采取了文化性读法、思想性读法、政治性读法、系谱性读法、修辞性读法和综合性读法。这些＂合力＂共同塑造了北岛在海外的多样化形象。     

杜甫咏马诗浅论

作为我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具有极为丰富的社会内容、鲜明的时代特色和强烈的政治倾向.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咏马诗颇具特色,历来为人称道.他的诗突破了前人咏物仅对外在形貌作具体细腻描写的传统,借马言志、托马抒怀、寓情于物,使人、马浑然一体,具有丰富的比喻与象征意义,从而达到外秀内美的境界.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的诗歌艺术

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是二十世纪英国诗坛上一位具有浓郁现代特色的杰出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如同他的小说创作成就一样伟大。返朴归真,摈弃矫揉造作的格律,返回质朴清新的形式和自然率真的语汇是劳伦斯诗歌的一个重要特色。他使用日常自然口语的词汇、句法和节奏写诗,诗行却具有日常口语所没有的那种音乐感和抒情性。他以社会批判和心理学探索相结合的方式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自然和人性以及对人的价值的摧残。探索和研究了D.H.劳伦斯的诗歌创作风格,并通过几首作品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劳伦斯的诗歌艺术具有品质率真、意象鲜明、感悟深邃的特点,该特点确保了劳伦斯诗作在现代诗歌史上的一席之位。     

论当今政治诗的精神特质

在个人写作的当今时代,政治诗呈现出了与传统不同的精神特质:诗人以个我的立场和方式对政治、时事作出独特的感受、体认,张扬出诗人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自由意志、怀疑态度、批判立场和超群智力、道德动力、知识人格.通过审视时代气候、辨析政治意识形态符号、打量政治说教三种题材内容的诗歌,可以看出当今政治诗的精神特质     

唐宋诗之争:南社文人群关于报刊诗话的最后诗学论争

清末民初之际的关于唐宋诗的论争,逐渐由诗学观念的分歧变成南社内部的政治斗争,从而最终导致了南社的解散。这其中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内、外部文学环境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南社内部的这次论战不仅是一场诗学论争,也是宗唐与宗宋派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势力和文化影响的相互角力。     

论晚唐李群玉诗歌的典型意义

李群玉作为晚唐诗坛上一位有创作实绩同时又有创作特色的诗人,其诗作的典型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他的山水诗别开生面,给晚唐山水诗融进了新机,另一方面,他的部分诗歌,在审美方向和表现内容上,对晚唐诗体向词体的演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