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领导干部实绩考察工作的思考

一、目前干部实绩考察工作存在的问题。一是重数据，轻实效。在考察中光听数字汇报，光查数字增减，只注重产值、速度、利税等正面数据，不注意投人、效率、损失等数据，不去调查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有多大改善，劳动生产效率有多大提高，社区社会生产持续发展能力有多强等，造成“考核出数字，数字出政绩”的后果。     

听汇报的学问

召开汇报会是领导了解下情、掌握信息的重要工作方式。在汇报会上，领导者听的态度、方法不同，收效也大不一样。听汇报的关键在于一个“听”字，要能听出经验、听出问题、听出信息。为此，领导在听汇报时应处理好与听有关的四个关系：……     

反馈民主考评结果应把握的几个环节

加强对干部的民主考评,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近几年的情况看,各级各部门都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加大对干部民主考评的力度,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从笔者调查了解的情况看,不少单位重考评轻考评结果反馈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影响了民主考评的效果。如何搞好民主考评结果的反馈,笔者认为,应重点把握好以下五个环节。一是反馈民主考评结果一定要力求准确。所谓“准确”,就是要实事求是、尊重事实,有一说一、有二说二,而不能把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特别是把一些群众反映的未经详细核实的问题反馈给考评对象,更不能不负责任地乱说…     

坚持问题导向 提升国有企业干部考评工作质效

本文首先阐述了干部考评工作的重要意义,以及党和政府对于干部考评工作的政策与要求,进而剖析国有企业干部考评中存在的问题,再由问题入手,从考评内容、形式、反馈及结果运用四个方面提出干部考评体系优化措施,总结提炼形成“四三”考评法,以实现精准知事识人的目标。     

浅谈绩效管理的重要环节——绩效沟通与反馈

绩效沟通是绩效管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关系到绩效管理是否能够取得实效、是否充分发挥作用。很多企业重考评过程,轻沟通反馈,这是一个误区。不能为了考评而考评,考评不是目的,关键是对绩效考评结果如何进行沟通和反馈,做好了这一步,才谈得上是绩效管理,才能达到持续改进组织绩效、员工绩效的根本目的。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搞好干部政绩考评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首先就要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不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就不可能落实正确的政绩观。”这一重要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科学发展观与正确政绩观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方法上的“金钥匙”。对领导干部来说,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关键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科学的干部政绩考评机制。科学的干部考评机制如同指挥棒,决定着干部政绩观的方向。如何科学地考评干部政绩,从而为各级党组织正确使用干部、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提供重要依据呢?笔者认为应着重在五个方面下功夫。一、在科学设置政绩考评指标体系上下功夫政绩考评指标…     

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绩效考评目标模式研究

现行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绩效考评中存在的主要不足之处有:(1)主体笼统,监督乏力;(2)目的不明确,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3)重形式,轻效果;(4)方法缺少科学性,制度化程度偏低。构建绩效考评模式,首先应该明确考评的目的、主体、方式和内容等基本问题。中国地方政府机构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由服务质量、投入资源、产出结果、工作效率、遵纪守法和执行指令6项指标构成。考评模型的要点在于建立“绩效考评委员会”和制定“绩效管理条例”。     

考察干部『八看』

准确考察和识别干部是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环节,是关系到党和人民事业的大事。古人说:“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讲的就是准确识人的重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部考评工作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形势任务的发展变化使干部考评的标准提高了;另一方面,受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影响以及考评者认知水平和考评方法的局限,使考评干部的难度增大了。因此,如何准确考察识别干部,就成为各级领导和干部工作者应经常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准确考察和识别干部,应坚持做到“八看”。近看实绩,远看潜力。近看实绩,就是要在短期内看干…     

重点是“点”不是面

最近，笔者看到一幅漫画，画面是某干部在贯彻执行政策时手拿漏斗，汇报政绩时则改用喇叭。漫画不免夸张，但它从一个侧面将某些部门或干部群众观点淡漠、“官念”强烈、欺上瞒下等小团体和个人主义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     

政绩工程的症结与处方

第一。传统的干部考核任用机制诱导“政绩工程”。由于现在对干部的考核任用方面，往往重显性政绩，轻隐性政绩。显性政绩立竿见影，见效快，看得见．摸得着；而隐性政绩周期长，见效慢。重隐性政绩的人往往费力不讨好，有的还被上级认为缺乏开拓精神，思想保守：而急功近利、善于“做秀”、摆花架子的人却大受青睐。明明是“做秀”做出     

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组合模型研究

本文在假设投资者风险厌恶、且其风险厌恶程度受其情绪影响的条件下,以投资者效用最大化为决策目标,建立基于投资者情绪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上研究投资者情绪对投资组合结构及其收益-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投资者过度乐观时,其将通过银行借贷融资等方式购买超额风险资产;当投资者情绪处于相对理性状态时,其将合理分配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悲观状态时,其将卖空风险资产。当投资者情绪处于过度乐观和相对理性状态时,投资组合预期超额收益与风险正相关;当投资者情绪处于悲观状态时,投资组合预期超额收益与风险负相关。论文研究结果修正了前人的相关研究结论,是对传统投资组合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基于MKM的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结构的研究

描述了市场营销知识管理(MKM)的概念,建立了基于MKM的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结构与关键技术,利用群体满意度模型提高了市场营销群体决策支持系统的有效性,分析了制约MGDSS有效使用的若干因素,提供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方法.     

基于结构差异的智能建模方法研究

通过分析基于规则和基于事例推理两种建模方法的特点,提出了综合这两种方法优势的基于结构差异的建模方法,该方法使用树状结构实现问题的知识表示,使用基于事例推理的方法生成数学模型的主体部分,使用基于规则的方法生成模型的差异修改规则,用以指导模型主体部分的修改.基于这一方法实现了一个物流配送车辆调度的应用系统,验证了该方法对于数学模型的智能构建工作是有效的.     

基于代理人过度自信的委托-代理关系模型研究

本文研究代理人过度自信条件下的委托-代理关系以及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当代理人的效益工资和委托人的监督成本都不为0时,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将随着其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提高,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将随着代理人过度自信程度的增大而减弱;当代理人没有效益工资时,代理人的过度自信在委托-代理关系中不发挥作用.另外,代理人的最优努力水平和委托人的最优监督力度都将随着委托人监督成本的增大而降低,而且前者还将总是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和效益工资的增加而提高,后者虽然也将随着代理人固定报酬的增加而提高,但并不总是随着代理人效益工资的增加而加强.     

基于权威理论的家族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机理研究

以权威理论为基础,本文从科层权威、传统权威、报偿权威及超凡魅力权威四个构面分析了家族企业家的权威特征及其影响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推导出家族企业家对企业的影响作用机理,解析了企业经营活动对家族企业家行为意志具有超强表达能力的根源。实证检验表明,问卷调查结果支持本文对家族企业家权威及其影响作用的分析和判断。     

基于文化种群归类的中国企业出口对FDI带动效应研究

结合心理距离与文化距离的相关理论,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方法,对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中出口对生产性FDI的带动效应以及这种带动效应的文化差异性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市场上,中国企业出口对FDI产生显著的带动效应;在不同文化种群市场上,这种带动效应与其文化距离正相关。最后,描述了目前中国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特征,并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含义。     

基于GJR-GARCH的VaR模型及其在上海证券市场的实证研究

针对风险价值VaR的一般参数方法都是对称的,其在处理非对称时间序列时存在着局限性,本文提出了非对称的VaR计算模型,并以上海证券市场为对象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基于非对称的VaR计算模型优于对称的VaR计算模型。     

基于过度自信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模型研究

本文以有关心理学理论为依据,建立数学模型研究委托人和代理人过高估计公司信息质量条件下的连续时间委托-代理理论,并分析这种过度自信对委托-代理关系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最优补偿合同由两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和代理人在合同存续期内的努力工作成本;而次优补偿合同由四部分组成代理人的保留财富价值、努力工作成本、风险溢价和未预期到的意外收益.委托人和代理人在公司信息方面的过度自信偏差都将提高代理成本、恶化道德风险问题.因此改善委托-代理关系的一个有效途径是,委托人自己首先要在公司信息问题上保持理性,其次是要雇佣在公司信息质量方面同样理性的代理人,使委托人和代理人双方都尽可能无偏地估计公司信息的信息价值.     

基于可能性理论的经营者业绩评价研究

对经营者进行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对企业的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传统的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与方法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质疑。本文在分析其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新的经营者业绩评价体系,并利用可能性理论来处理指标量化问题,建立了能充分考虑各影响指标的经营者业绩评价模型,为设计具有激励作用的薪酬结构提供依据。     

Cost sharing on prices for games on graphs

Let \(N=\{1,\dots ,n\}\) be a set of customers who want to buy a single homogenous goods in market. Let \(q_i>0\) be the quantity that \(i\in N\) demands, \(q=(q_1,\dots ,q_n)\) and \(q_S=\sum _{i\in S}q_i\) for \(S\subseteq N\). If f(s) is a (increasing and concave) cost function, then it yields a cooperative game (N, f, q)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v(S)=f(q_S)\) for \(S\subseteq N\). We now consider the way of taking packages of goods by customers and define a communication graph L on N, in which i and j are linked if they can take packages for each other. So if i and j are connected, then a package can be delivered from i to j by some intermediators. We thus admit any connected subset as a feasible coalition, and obtain a game (N, f, q, L) by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function \(v_L(S)=\sum _{R\in S/L}f(q_R)\) for \(S\subseteq N\), where S / L is the family of induced components (maximal connected subset) in S. It is shown that there is an allocation (cost shares) \(x=(x_1,\dots ,x_n)\) from the core for the game (\(x_S\le v_L(S)\) for any \(S\subseteq N\)) such that x satisfies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Ranking for Unit Prices. If f(s) and q satisfy some further condition, then there is an allocation x from the core such that x satisfies Component Efficiency, and \(x_i \le x_j\) and \(\frac{x_i}{q_i} \ge \frac{x_j}{q_j}\) if \(q_i \le q_j\) for i and j in the same component of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