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性别称谓与周人的审美倾向

《诗经》中丰富多彩的性别称谓,折射出周人特定的审美倾向.“君子”、“良人”、“叔”、“武夫”等男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男子“德”、“貌”、“才”之“温厚勇壮”的审美倾向;“淑女”、“佼人”、“硕人”、“静女”等女性称谓体现了周人重视女子“德”、“貌”之“窈窕淑善”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的形成与当时以农为主的经济、多子多孙的观念以及礼乐文化有关.     

知识在审美中的合理存在形式——对卡尔松科学认知主义的本体论评析

科学认知主义美学认为科学知识不仅是自然审美的“必要条件”,而且惟有在相关科学知识视阈内进行的审美才具有“恰当性”.“恰当性”主张可以避免自然欣赏中对自然的人为扭曲,但由于对科学知识的过于信任与依赖,使得它未能注意到自然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从而削弱了审美感知的开放性和敏感性.知识不能以保证审美“恰当性”的形式出现,审美中合理形式的知识有“前结构”型、“建构—解构”型知识.     

意境“哲理意蕴”的审美心理基础

在现代艺术意境界说中,“哲理意蕴”说以“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界说意境的内涵,立足民族的传统美学精神对意境的哲学层面进行阐释,是意境内涵系统中最具形而上意味的界说.“哲理意蕴”说提出的根据是多方面的,主要从主体审美心理结构中整合超越的审美知觉、感物即兴的审美能力以及民族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审美理想三方面,粗略地考察意境“哲理意蕴”的审美心理基础.     

作为审美对象的“他者”

分析作为审美对象的“他者”,提出其审美形态为“传统审美、泛审美,非审美,审丑”。通过对四种审美形态的分析诠释出他们的文化观念分别为：“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解构了“中心主义”的审美标准;解构了“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消解“中心主义”和“二元对立”的审美标准。并指出“审丑”具有“批判意义”,“审丑”不是“表现丑”。     

1980年代“译介热”与中国审美话语的本体自律

20世纪80年代的“译介热”通过引进西方现代文论资源,实现了对政治意识形态“工具论”“反映论”的反拨与对抗,与此同构的是审美自律的进程和审美本体的建构.“审美自律论”和“方法多元论”成为“译介热”的两个主要支点,共同参与现代性人学启蒙,促使了现代派文学的文本发现与形式自律.“审美自律论”促使了审美活动从外部的“他律”转向了审美的“自律”,形式主义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等在译介热中引入中国,纷纷促使了美学和文学批评从外部转向内部、从内容转向形式、从思想内涵转向话语革命.同时也直接启发了中国现代派文学和先锋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新时期以来潜藏的“形式化”冲动,从而使得形式和语言实验在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中焕发出愈加重要的作用.     

“红色经典”文学审美的文化性解读

特定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文化,特定文化反映着特定时期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在“红色经典”文学中,除了诠释革命理想、弘扬社会主旋律,融合展现出了解放区、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活和浓郁的风土人情,意味着“红色经典”文学具有综合的文化内涵以及一定的审美意义.通过研究“红色经典”文学产生时代的文化体制及社会审美文化,从由民俗文化、地域文化、语言文化三个方面分析其所表现出的审美文化,进一步挖掘“红色经典”文学蕴含的深厚的文化性.     

论康德“第二审美范畴”

在《判断力批判》上卷“审美判断力的分析”中,康德提出了著名的两大审美范畴——“美”和”崇高”.可是一些美学史家往往把研究的重点仅放在他的第一审美范畴“美”的分析上,而对于他的第二审美范畴“崇高”说,却多忽略或语焉不详.我们认为,尽管康德由“美的分析”转到“崇高的分析”在主观唯心主义道路上走的更远(完全摒弃了客观对象的存在形式,过分强调了     

汉语口语审美范畴论析

“韵”、“势”、“味”、“趣”是汉语口语的四个审美范畴,它们涉及到了汉语口语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作为诉诸于人的感性形式的口语,其形式上的美肯定是占主要的,因而从口语审美的静态和微观表现上,取“韵”范畴作为代表；从口语审美的动态和宏观表现上,取“势”范畴作为代表.“韵”的基础上构成了更加富有整体性和节奏感的“势”；从口语审美的内涵上,取“味”范畴作为代表,“势”是“味”的决定因素之一；在汉语口语的内外结合上,用“趣”范畴来表达汉语口语与其他口语的区别.这四个范畴相互联系、共同依存,组成了认识汉语口语美学现象的网络上的纽结.     

动画变形的美学价值

本文从“审美心理:超常变异的愉悦”、“审美聚焦:变形与规范的撞击”和“美学情趣:涵泳于变形之中”三个方面论述动画变形的美学价值.     

论朱子的审美化育之道

朱熹为了使人得到“气象近道”的人格境界,对中国古代“人文化成”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扩展.朱熹继承了先秦以来的儒家“诗、乐、艺”教思想和道家山水育人观念,又结合自己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提出了富有创见的审美教育的方法论.具体表现为:“学”“践”“养”“化”“熏”等五个方面,形成了具有完整性和互动性的中国古代化育体系,丰富了中国古代审美教育理论,对今天的审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的意义.     

重塑美学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指导地位

比较文学首先是文学研究,需要文学元理论的指导.韦勒克等美国学者将“文学性”即审美价值等同于形式要素,不明白思想性是文学审美价值的主要内涵.文化研究夸大了文学的文化附加值,排斥人类审美共通性的研究,不符合“世界文学”超越统治文化和流行之“美”的性质.重塑美学对比较文学的指导地位,有助于把握世界文学中蕴涵的叛逆激情和自由精神.     

“光晕”说的缘起与媒体艺术的审美转向

从“光晕”说的视角对媒体艺术的审美方式进行了分析,认为不同的媒体具有不同的审美方式.传统物理媒体表现为观众“在场”欣赏艺术作品物料“光晕”的唯一性、原创性；机械复制时代则表现为观众“非在场”体验艺术复制品的展示性；而数字媒体艺术多以“在场”与“非在场”,动态与非动态,仿像与拟像、拟真的“沉浸”式体验为特征,或表现为“场”与“场”之间的“遥在”式混合现实体验.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出现,标志着媒体艺术的审美方式已发生颠覆性转向.     

论朱光潜与宗白华的“观照艺术”

朱光潜和宗白华在各自的论著中都对中国古典诗学的“观照艺术”作了细致的分析和多重解读.朱光潜在前期美学思想体系中主要提出“美是主客观的统一”、“审美是形象的直觉”等重要观点.宗白华也以其颇具特色的“散步”美学,立足于艺术本体与生命经验的分析,将中国古典美学与现代观照方式相结合,建立了“艺术的、有我的、自由的”审美体验论,拓展和深化了中国古代审美的“观照哲学”.     

词学批评“远”范畴的审美空间

“远”作为中国古典词学批评中重要的审美范畴之一,在审美空间上表现为三个维度,分别为空间之远、时间之远和哲思之远.中国古代词作中“远”范畴的审美内涵,超越时空的距离,由“眼中之远”升华为“意中之远”,最终指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是对艺术价值和生命真谛的超越性指引.     

古典美学中的“逸”与“狂”之我见

“逸”与“狂”在我国悠久的古代文化发展中,逐渐形成为古代最具代表性的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之一,探究其形成原因及其发展过程,可以揭示我国古代审美和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一种特性和趋势,那就是自然人性化倾向.有人说文学是“人学”,而古代的审美当然与“人学”紧密相连.     

活动·精神·教育——审美三题议

审美是美学中的核心问题.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主客交融的关乎生活本源的精神活动,美与美感都是在审美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审美精神是人在生活世界中通过审美活动感受到的超越、自由与理想的精神;审美教育则是让人学会领悟“活生生”的“人”与“世界”的意义的人文素养的教育.     

论魏晋人物美学的范畴与体系

兴起于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蕴涵了一个内容丰富、相对完足的审美体系,标志着中国古代人物美学观念的成熟.而在人物品评中形成的一系列概念和范畴,如“形”“神”“才”“性”“情”“识”“度”“器”“量”以及“清”、“通”、“简”、“远”等,则分别构成了魏晋人物美学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评价体系.这在中国审美文化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从音乐到文学：“雅”之审美内涵与评判标准

“雅”在先秦文化土壤里诞生,经历漫长的文学演变,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审美倾向、一种文学评判标准.“雅”作为中国古代诗学美学范畴,其审美内涵从对上古音乐的描述中孕育而出,在《诗经》文化传承、文人审美与创作追求、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特定文化氛围影响下,过渡到文学评判领域,具备丰富的审美意蕴,形成一套对“雅文学”进行品评行之有效的评判标准.     

论凌叔华早期作品的审美风格

凌叔华是“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著名女作家,其早期作品《酒后》、《绣枕》等呈现出独具一格的温婉淡雅、含蓄内敛的审美风格.其审美风格的外在表征为“二元+第三方”的结构模式、情节淡化蕴含的讽刺、“突转”与“发现”戏剧技巧的巧妙运用三个方面,并从闺秀才女与现代女性的综合体、小说家与画家的双重身份两方面分析了其审美风格的内在成因.     

安徽灵璧石审美文化及其价值实现路径的文化生态学研究简

以安徽灵壁石审美文化为研究个案,探求文化生态视阈下中国奇石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用文化生态学和审美经济学原理研究奇石文化产业与地方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探寻“以文化促经济”、“以经济救文化”和“以文化、经济的互动提升文化生态品质”的双赢策略,并运用审美文化研究反现当代文化生态学与审美经济学的理论建设,以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承传对当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