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残暴的惨案之一。20年来,中日两国学者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搜集和历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中日双方以及日本学者内部在南京大屠杀的概念、死亡人数、大屠杀成因以及对史料的解读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争论至今没有停止。战后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的态度、国际政治的变幻、学者和社会大众立场身份的限制以及有关南京大屠杀核心史料的缺失等因素扩大了中日之间历史认识的分歧。因此,突破政治制约,构建学术对话平台,并注入人类文明的视角以推动研究的国际化将是中日史学工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征支纪念"币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

1937年底到1938年初,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而日本右翼势力却一直竭力否认日军当年惨绝人寰的暴行,公开叫嚷“南京大屠杀是无稽之谈”。日本政府为表彰当年上海派遣军的“功绩”而颁发的“征支纪念”币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的有力佐证。     

日本“516”毒气部队遗址的现状与保护

“516”毒气部队遗址是侵华日军利用化学毒气武器残害中国人民的重要罪证。“516”毒气部队遗迹的残骸，依然清晰地记录着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在日本政府否认侵略战争、右翼势力猖狂活动的今天，保护和开发“516”毒气部队遗址，保留日本军队侵华害人的罪证已刻不容缓，所以必须日军“516”毒气部队旧址进行实质性的有效保护与开发。     

日本近代侵略战争中随军僧现象及其实质

日本随军僧人的存在国内鲜为人知,但国外大量史料证明,日本佛教僧人参与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战争,报纸及战场笔记等记录了日本僧人有组织、有规模地前往战场的事实。他们运用扭曲的宗教教义鼓动侵略者在战场上大肆屠杀,帮助日本政府欺骗国内民众掩盖侵略事实,这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极其罕见的。日本佛教积极攀附军国主义,与军国主义互为表里,实为日本政府对外侵略的帮凶。     

南京大屠杀: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东京审判中威尔逊的证词分析

1946年7月25日-26日,罗伯特·威尔逊作为南京大屠杀案第一位证人,出席东京审判。他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南京陷落后日军进行的毒品贸易、南京陷落前后人口变化及病患受伤原因的陈述与中国幸存者的证词、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他第三者证词等相互佐证,证实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犯下的谋杀和大屠杀平民、强奸、毒品贸易等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了解到日军在战争期间的丑恶行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80年后的今天,随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基于历史事实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审视日本国家战争责任尤为重要。威尔逊等西方人士的第三方史料无疑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有力佐证。     

华裔钢琴家再抱“金唱机”

据日本新华侨报报道,就中国老人夏淑琴诉《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作者东中野修道及出版社"展转社"损害名誉一案,日本最高法院近来作出裁决,判定被告东中野修道侵权成立并赔偿原告400万日元。这个与南京大屠杀有关的第一起名誉案的判决,从法律层面上确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夏淑琴一家惨遭杀害,只有年仅8岁的她幸存下来。1994年8月,夏淑琴赴日本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和平集会,用大量事实向日本民众痛述自己的亲身经     

日本侵华历史不容否定——评日本右翼势力对侵华历史之歪曲

本文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明治维新后对华战争侵略性质，推卸战争责任的谬论进行评论，揭示排斥侵略战争观点的“自由主义史观”之严重后果；展现日本进步人士主张追究侵略战争责任，深刻反省、赎罪和赔偿的正义行动。作者指出，为中日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在21世纪长期稳定的发展，日本政府应该用真实的历史教育年轻一代，树立唯物主义史观。     

看谁是真正的赢家——“东史郎日记案”东京判决目击记

当年侵华日军士兵,现年86岁的东史郎先生,于1987年公布早年从军侵华的《阵中日记》,作出深刻反省后,立即横遭日本右翼势力的猖狂围剿,近6年间就所谓“捏造”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而两次败诉。此事引起了中国人民、包括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极大愤慨和强烈关注。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

由当代中国研究所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五卷本已于2012年9月出版。为铭记中国人民曾经遭受的苦难，充分认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特将该书序卷中的第五章第一节——《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予以刊载。     

英国记者田伯烈：全面揭露南京大屠杀第一人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随即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38年初，英国记者田伯烈多方搜集资料，率先写出内容翔实的长篇报道，先后在中国、美国、英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全面报道南京大屠杀的大型史料集，当时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激情。今年是田伯烈中英文版本发表70周年，特撰此文以示纪念——     

侵华日军攻略南京与大屠杀的战略目的及其破产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略南京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最高当局全力实施对华武力征服与战争恐怖威慑的殖民政策,以迫使中国军民与中国政府畏惧与屈服,达到以战迫和、实际是以战迫降之目的。但在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持久抗战面前,日本当局的殖民政策从占领南京那一天就开始破产了。日本当局不得不陷入他们所极不情愿的对华长期战争的泥潭中而不能自拔。历史证明,南京之战与南京大屠杀,既是日本最高当局对华推行武力征服与恐怖威慑政策的最高峰,也是这政策走向失败的开始。     

南京大屠杀期间的鼓楼医院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成为人间地狱,在这之前能走的都已离开,鼓楼医院成为当时南京的惟一医院,几个勇敢的西方人士选择继续留在医院工作。医院面临着人员的严重不足,资金设备的紧缺,日军不断侵犯,员工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坚守着各自岗位,克服重重困难,通过与红十字会、安全区合作,尽力挽救更多的生命。     

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京西方侨民救济难民活动

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京的西方侨民虽然只有20余位,但他们却以中立国人的身份,本着对难民的强烈同情和人道主义责任感,在危险恶劣的环境中,成立南京安全区,自愿承担起保护和救济难民的任务。虽然安全区里并不安全,但安全区的建立及20余位西方人士保护和救济难民的努力,使苦难中的难民看到了生的希望。     

沈阳审判与纽伦堡、东京、南京审判比较研究

1956年6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现今沈阳北陵电影院旧址，对侵华日本主要战犯进行了历史性的审判。在这次审判中，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实行特殊的宽大政策，日本战犯也都表示诚心悔过，在自己余生中愿为中日两国人民的长久友谊做一点贡献。沈阳审判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功，当然首先是中国政府的英明决策，但与总结和借鉴组伦堡、东京和南京审判的经验，也有密切的关系。纽伦堡审判开创了审判战犯这种模式的先河，并针对审判二战战犯制定了相应的罪名，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东京和南京审判相继出现政治干预法律的情形，这些郝对沈阳审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诗与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     

历史灾难与影像记忆:《金陵十三钗》与南京大屠杀

作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不容置疑,许多电影工作者尝试以影像的形式再现这段人间灾难.以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为例,从历史灾难与影像记忆的角度,对比分析其视角选择与影视改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观,反思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灾难及其艺术再现,希冀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     

奉系军阀对济南惨案的态度及原因探析

济南惨案是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统一中国而制造的屠杀中国军民的暴行。学界对此次事件的起因、南京国民政府的态度及交涉经过等均有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对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对立面——奉张的安国军政府对这次事件的态度却鲜有论及。事实上，北京安国军政府对此次事件反应也非常强烈，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原因，说明南北政府在民族和国家利益受到日本侵略时态度能够趋于一致。     

沦陷时期南京社会的基层控制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在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直接操纵下,集特务、警政、行政于一体的控制机制逐步建立起来。日伪统治暴虐的程度、控制的力度和渗透性可谓空前绝后,日本特务、顾问、宪警成为南京社会的主宰。傀儡组织和伪政权承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相关制度,直接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略。日特、宪警、保甲互为补充,对南京城乡实行严密的殖民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