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吴剑杰甲午战争前，中国经历过多次对外战争。战败的刺激，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睁眼看世界，提出和发展了学习西方长技以维护中国传统封建政制的思想主张，“中体西用”成为甲午以前的主要思想潮流。甲午一役的深创巨痛...     

从历史地理学考察分析涿鹿之战蚩尤战败的原因

黄、蚩涿鹿之战堪称影响中国历史文明进程的重大历史转折之战。黄、蚩涿鹿之战中,蚩尤战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从历史地理学考察表明,发生在距今约5300年的重大降温事件所引发的洪灾和旱灾,应是导致蚩尤涿鹿战败的主要原因。蚩尤涿鹿战败,当败于灾而非于战。     

试论清末民初知识界文化心态变迁

当乾隆年间西方列强出现在中国时,中国士人坚守"华夏中心"说,将西方列强视作未曾开化的蛮夷,把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成果当作"雕虫小技"。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经历了鸦片战争后方有所改变。此时中国知识界开始正视西方列强的工业成就,但仍然秉持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并以"中体西用"指导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备受刺激的中国知识界方才开始正视西方文化,意识到它是有体有用,堪与中国文化并肩的文化,并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到五四时期,在内外因素刺激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激烈批判传统文化,并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至此"华夏中心"说被摒弃。     

中西方文明交融冲突中的儒学价值及其命运

儒学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并非封闭独立、自生自长、具有明确边界的独特实体,而应把它视为在政治、商业以及文化诸领域与其它文明相互往来、彼此交迭的体系。西方近代文明中蕴含着儒学文明。儒学文明在近代的“失语”并不等于它已经是消失了的文明,它在与各种文明的冲突、融合与对话中一直存活着,已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核;儒学传统精神是中华民族之魂,它曾经和正在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心灵。在全球化语境下检视儒学传统,其实有许多现实的政治问题,儒学为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不仅能提供道德、教育、修身养性等方面的人文价值,还能为未来中国社会和世界文明发展提供社会制度方面的框架启迪和人学理念等精神资源。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新觉醒

甲午战争前,中国经历过多次对外战争。战败的刺激,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睁眼看世界,提出和发展了学习西方长技以维护中国传统封建政制的思想主张,“中体西用”成为甲午以前的主要思想潮流。甲午一役的深创巨痛和强烈冲击,激发了全民族的忧患意识和救亡图存的真正觉醒,改变了人们只在封建传统中谋求发展的思维定势,摒弃“中体西用”的教条,中国思想界和民族意识才真正发生从古代传统向近代的转变。甲午以后10余年间兴起的维新变法和民主革命思潮,目的都在于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政制实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造和重构。维新和革命都失败了,中国人继续艰苦探寻最能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共和制道路的模式,并终于找到了这种模式,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甲午战争是开启这一漫长过程的契机。     

儒学复兴的理性思考——杜维明“儒学复兴”论刍议

“儒学复兴”论是杜维明思想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和学思路向的旨归所在。杜维明“儒学复兴”论以直面列文森、分疏“儒教中国”与“儒家传统”为逻辑基点;以继承“五四”精神、矫正“五四”心态为先决条件;以超越启蒙心态、回应西方文明挑战为必经之路;以设置“文化中国”、倡扬“文明对话”、期盼“公众知识分子”为具体设想和实现途径。杜维明的“儒学复兴”论具有理性、审慎的态度和强烈的担当意识,可以加深人们对于当代“儒学复兴”的诸多问题的反思。     

清末日本在福建活动述论

日本和福建的关系在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发生了重要转折,日本试图多方面在福建渗透其势力。力量不足时,日本对福建的图谋常受到列强牵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日俄战争奠定了日本在中国与列强争夺的基础,日本又能利用诸如“清末新政”等时机,快速在福建扩张经济文化势力和政治影响力,这也是近代甲午战后一段时期日本在中国大陆扩张的一个缩影。     

大清敕建毅军昭忠祠碑及其碑文

座落在锦州历史博物馆内鲜为人知的大清敕建毅军昭忠祠碑 ,是现存反映甲午中日战争陆战的唯一的历史文物。碑文真实概括地记述了甲午陆战战况 ,追念毅军将士“前者既死 ,后者继进”1的英雄壮举 ,弘扬毅军将士勇御倭夷“赴死无悔”的爱国精神 ,指出“无坚甲利器”和军政腐败等是清军战败的原因     

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

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黄顺力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堂堂“天朝”败于蕞尔“岛夷”，这一结局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而且也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直接促成了世纪末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一、甲午战前洋...     

“成都教案”述评

“成都教案”发生于一八九五年(清光绪二十一年)。从当时全国的形势看,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反洋教运动已进入高潮。这次教案不仅是一次反对为外国殖民主义政策服务的教会势力的正义斗争,而且是紧接甲午中日战争后,抗议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捍卫民族生存的反帝爱国运动。 “成都教案”发生后,帝国主义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式的要挟条件,清政府一如既往地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导致了成都教案的屈辱结局,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又一次血的教训。     

与儒学复兴"第四次浪潮"的对话——兼评鲁迅研究界"集体失语"现象

近年来,儒学掀起了“第四次浪潮”,鲁迅研究界对此几乎没有什么反应,但实际上两者之间很需要作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如果用主流话语的“先进文化”概念来品评和衡量“儒家文化”,就能对儒家的“第四次浪潮”做出科学的评价:历史上的“儒学”固然有它的价值,但后来渐渐地落伍了,它统治中国思想文化两千年,最终让中华民族落后于西方列强几百年,所以“儒学”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属于“先进文化”的范畴,不能对社会的进步起到推动作用,“儒学复兴论”也不可能在民众中引起反响。     

儒学与现代化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先进人物都是把儒学作为中国进步的障碍,民主革命总是同批孔反儒联系在一起的。70年代以来,东亚几个受儒学影响的国家和地区经济的起飞,引起国际学者对儒家是否阻碍现代化的新估计、新评价,并且对我国学术界发生影响。同时,我国在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中,自然引起人们对具有深远影响的孔子思想     

别有天成难学得,青莲风格少陵心——日本历代汉诗概览（4）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追捧西方文化,冷落中国传统。日语诗歌,除了传统的和歌、俳句,又有自由诗崛起,汉诗则逐渐边缘化。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随着日本的国语改革,文言文被人遗忘,汉诗更进入冷宫。不过,由于一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和惯性使然,雅好汉诗者仍然不少,明治初期一度甚至空前繁荣。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常以汉诗写...     

古今中西之争视域中的晚清海防战略嬗变

晚清海防战略嬗变是近代古今中西之争的产物。从中西之争看，从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在师夷之“技”“学”“道”的过程中，海防战略经历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塞防与海防并重”“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海权论指引下重建海军”的嬗变历程。从古今之争看，与“师夷”相伴的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维护，既有改良派、洋务派及维新派在“器变道不变”“中体西用”“道器兼备”及“由器进道”的思维框架中吸纳西学以维护传统，也有顽固派通过抵制西学以维护传统。古今中西之争既促进了海防战略嬗变又制约其西化的彻底性，进而对晚清海防成败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礼”的演进看先秦儒学史料编著的意识形态化取向

中国古代的“礼”具有自律的“道德性”、他律的“法定性”、信仰和神圣的“宗教性”三大基本属性，它是传统的栽体，又是与传统对应的开放系统。先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先秦儒家所编著的系列史料有一种承继关系，《论语》仁礼互释的“圣王”理想、《孟子》倡导“仁政”的“内圣”追求、《荀子》“隆礼重法”的“外王”设计，其间贯穿着编著者们一个统一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共同话语取向：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逼近。这也使儒学在政治向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能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成功融合，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

本文从“儒辨”、“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孔子、儒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三个方面对“儒”、“儒家”、“儒学”、“儒生”等概念进行了系统界说,对儒学的发展与演变及其坎坷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具体分析。文章指出,儒学传统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传统。中国文化传统是以儒家《易》学为主流的《易》文化传统;同时,还指出了这种文化传统的诸多特色和对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影响。文章还论证了孔子对中国《易》文化传统的理论贡献。     

杜维明新儒学思想简论

杜维明是海外推动现代新儒学运动最有力的学者之一，其新儒学思想包含三个方面内容：一是谋求“儒学创新”以实现“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二是促进“文明对话”以构建“文化中国”；三是实现“公众型知识分子”和“学院型知识分子”的双向互动以推动儒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     

甲午战争与中华民族的觉醒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转折点。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曾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戊戌政变记》）意思是说,中国人做了四千年“天朝大国”之梦,从甲午战争被日本打败,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后,开始被唤醒了。甲午战争究竟是如何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呢？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与英日同盟缘起的关系

甲午战争使列强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德国挑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对日赔款为列强扩大在华权益提供了条件。伴随列强在华权益的扩大,教会势力日益壮大,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也蓬勃发展,义和团运动应运而生。列强联合镇压了义和团运动,这次联合行动为日后日英结盟提供了绝好机会。     

新儒家学说兴起的文化历史背景探析

现代新儒学发端于上世纪 2 0年代 ,在 80年代后其影响日渐扩大。现代新儒学实质是一股人文主义思潮 ,现代新儒学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文化历史背景。一般认为 ,现代新儒学产生缘于对“五四”精神的回应。“五四”时期 ,民族的深重危机唤起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产生了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激进主义 (马克思主义 ) ,要求以西学重建中学 ,以现代革新传统。与此相对应 ,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阵营 ,现代新儒学就是其代表。在当时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现代西方思想为主体的自由主义和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 ,是中国大陆鼎足而立的三大思想流派。三者既相互争论、批评 ,又有相互协作、支持 ,都为中国文化的重建作出了的努力和贡献。新儒家们主张中西融合 ,并不一味复古 ,他们努力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尚有生命力的部分 ,加以创新 ,使之与现时代对接。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传统、马列、西化三者的“健康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