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长江中游地区义仓的设置、运营及与社仓的关系

清代的义仓、社仓同为具有民间自救性质的基层备荒仓储,二者性质相似、功能相近,学界的研究或将重点放在探讨它们与常平官仓之间在性质、分布、谷本来源、管理、运营、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或考察各仓自身的发展,而很少关注二仓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清代长江中游地区的义仓在发展阶段、举办形式、管理、社会功能等方面都和社仓有所不同。二仓既互相补充,又有所区别,共同担负着基层社会救济的重任,并对地方社会产生着影响。     

内功能与外功能--清代两湖地区常平仓仓谷的采买与输出

清代两湖地区的常平仓作为社会救助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区域内、外的社会稳定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文献来看,其区域外功能被明显赋予了重要地位。这种外功能的优势地位,从常平仓的设立、仓谷的采买、仓储量大小及地域分布、仓谷输出等方面的分析都可以明显看出来。     

晚清两湖地区的教育改革

晚清的教育改革以及将新知识运用于社会生活所促成的对制度变革和观念更新的反思,是中国近代化因素成长的动因之一。湖北和湖南两省在清朝的最后20年间,因为有一批思想趋新的官员自上而下进行引导,使得该地区新式教育成绩斐然,湖北是新式学堂最多的省份,湖南则是新学最为活跃的地区,这正是两湖实业大兴、革命因素成长的重要背景。     

近代两湖地区居民文化性格的形成及其特征

文化性格是一定文化区域内居民长期形成的、共同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同时又具有历史延续性的价值观念、心理倾向和精神追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行为习惯方式。近代两湖地区居民的文化性格基于悠久的楚文化传统涵化,同时,在社会动荡背景中的明清移民影响下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下,出现了一些变异,其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既爱国爱乡又崇尚革新、既包容开放又经世致用、既机智狡巧又刚悍劲直、既尚武好勇又多元并存,而这些文化性格的形成则是地理生存环境、楚文化传统、宗法血缘传承、明清移民、经济社会发展、近代西方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等因素合力的结果。     

北伐军率先攻打两湖地区的原因探析

北伐军率先攻打两湖地区有三方面的原因:吴佩孚既是国民革命军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同时又是比较脆弱的一环;两湖地区有利的政治形势;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清代江南与两湖地区的经济联系

清代江南与两湖等地大规模的粮食、丝棉纺织品及木材等跨区域的经济交流,反映了同时期全国性商品市场网络体系的发展与成熟,其对两地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就江南地区而言,大量商品粮的输入,保证了江南丝棉经济作物种植区农民的日常生活及粮食的各类生产资料性消费,促进了江南丝棉纺织业和其它手工业多种经营的发展;对两湖地区来说,大量商品粮的输出,刺激了该地区粮食种植业的发展,使其成为清代全国最大的稻米产区。清代两湖地区棉纺业的兴起,虽对江南棉布市场有所冲击,使得江南经济的发展面临新的挑战,但同时,它也是一个机遇,它预示着江南与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将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展开。     

雍正时期社仓的设立:皇帝、官僚与民间

雍正帝的社仓政策目标明确,轮廓清晰,推行得当。建立一个民间仓储体系,以便削平丰年歉岁之间的食物供应波动,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稳定可靠的食物保障,有赖于官方的倡导。在官方的动员下,民间的有力之家通过谷本的捐输,推动了社仓的设立。民间的动员也是社仓日常运行不可或缺的。     

抗战时统制政策背景下两湖地区的桐油贸易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对桐油采取了统制政策,但是在战时特殊环境下统购统销政策的出台和修订远远适应不了时局的变化。两湖地区作为国内桐油重要的产销地区,实际实施情况虽未收到预期效果,但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对支持抗战做出了贡献。     

“从贼”与“反贼”:变乱格局下地方绅民的反应及其关系网络——以咸丰年间太平军挺进两湖之际为中心的考察

咸丰初年,太平军北上进入湖南、湖北,当地民众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抉择:或是站在"异端"的反叛者一边,积极响应并投身到起义的洪流中去,成为太平军阵营中的"新兄弟";或是站在"正统"的官府一边,加入团练或湘军,成为维护旧有秩序的"中流砥柱"。本文通过爬梳清军俘虏的两湖地区太平军士兵的口供材料,以及其他相关地方文献,详细揭示了两湖民众"从贼"与"反贼"背后的动机、加入的方式、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等等。研究表明,太平军和团练、湘军之间的斗争,可以认为是带有西方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与传统儒家思想之间的文化冲突。但就两湖地方社会言之,则更多的掺杂有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对立和利益冲突。而在双方争夺乡村资源的过程中,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是构成集体行动和社会动员的重要纽带。     

沿袭与嫁接:近代乡村社仓组织与管理——以直隶省获鹿县为例

社仓一直是传统社会备荒仓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管理和经营社仓成为官方和民间共同的职责和任务。在近代以后,传统的社仓体系并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而导致消亡,仍然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官方和民间彼此借重的共同资源和有力工具。     

清代中叶直隶地区乡村管理体制——兼论清代国家与基层社会的关系

清代中期赋役制度改革以后 ,地方基层组织及管理体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保甲组织逐步取代里甲组织。国家不仅对农民的编户方式发生了改变———从注重管理为国家提供赋役的“在籍”人户 (即编审册上的人户 )变为注重管理乡村中实际居住的人户 ,而且对乡村实施更严格和更直接的统治。清代中期以后 ,在保甲体制下 ,村庄负责人———乡保、牌甲长从普通的中等农民中产生 ,保证了州县政府能够顺畅地对乡村行使职权 ,并通过对乡村负责人严格控制与压榨 ,实现对乡村的统治。乡—村结构构成了地方基层的主要组织形式 ,村庄成为国家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基本单位 ,国家政权透过乡和村庄的职役 ,掌控村庄和农户 ,乡村职役出现行政化发展趋势。国家政权与基层乡村社会结合比以前更加紧密。     

清代甘宁青地区林地的减少及其后果

甘宁青地区属于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这里的森林绝大多数属于水源涵养林,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清代因人口剧增以及由于战争等因素伴随而来的乱砍滥伐等,使该区林地的面积大幅度缩减。林地的减少使生态环境恶化的局面更趋加剧。本文通过文献资料的梳理,简要考述了甘宁青地区林地的变迁情况,并对其后果作了论述。     

清代畿辅地区驻防城的创建及其形制研究

清代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包括郑家庄、沧州、保定府、热河、山海关、密云、采育里、天津水师8处,主要建成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个时期,其中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为驻防城的主要建立阶段,而乾隆时期密云驻防城的建立是畿辅驻防城体系完全建立的标志。畿辅地区的驻防城呈现了一定的地域分布特征,所在地区往往是地理形胜之地,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驻防城形制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比较固定的建有确切城墙的驻防城,另一类则是未修建专门城垣的驻防城。驻防城的城垣规模不一,建筑材料方面体现出了差异性,内部结构上则规划较为合理,布局井然有序。     

清代三姓地区农业经济的兴起与发展

三姓地区是黑龙江省农业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也是清代赫哲族农业最早兴起的地方.作为新兴的社会经济因素--农业在三姓地区获得了持续的发展,有力地推动和促进了东北边防的巩固,并对赫哲族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清代漠北科布多地区的内地商民贸易及其管理

清代漠北地区内地商民之存在乃清朝强化该地区治理的结果。康熙后清廷在科布多地区屯军,推动内地商民前往经商,导致其商业兴起与买卖城的兴建。为管理这些商民,清廷设置了多重管理机构。内地商民不仅与科布多地方官府间关系密切,商民内部也联系紧密。同治后诸多不利因素导致了该地区商业的日渐衰落。科布多地区内地商民的存在对清朝西北边疆地区的治理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清廷管理的不足以及商民自身存在的问题反过来又影响到清代对该地区的治理。     

清代以来东疆地区汉民居聚落文化的形成及其影响

汉族是最早定居新疆的民族之一.特别自清代开始至新中国成立以来,因政府组织屯垦戍边,支援边疆建设,或处于避灾、经商、谋生等目的,自行迁来这一地区的居民连续不断,这些外地迁来的居民不仅带来了他们的农业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而且带来了他们在原住地修建居屋的习惯,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的民居聚落文化中心,在同当地各民族的长期交往中,互相交融、互相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新疆汉文化.     

清代改土归流后土家族地区的移民及其社会影响

清代雍正年间土家族地区基本完成改土归流,移民通过招民垦荒、自发移民、官兵及家属的落业入籍等方式大量流入土家族地区。从土家族地区姓氏的增加、改流初期人口民族构成结构的变化、雍正和乾隆两个时期人口数量的变化、移民会馆的大量出现与增加等情况判断移民数量成倍增加．这给土家族地区带来巨大的社会影响。     

清代河南地区的会馆与商业

会馆是以乡土为纽带、流寓客地的同籍人士自发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河南地区的商业会馆出现相对较晚,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同步.河南境内水路密布,但是没有一条贯通全省的水运路线,这是河南会馆数目较多、分布较广的一个重要原因.透过会馆可以看到清代河南地区商人客属性较强,势力强大;当地商人实力相对较弱;河南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以开封为中心的商业网络,同时它也是国内贸易乃至中国和世界贸易往来干线上重要的一环.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青海民族地区区域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机制分析

青海民族地区在西部发展、区域稳定、生态保护中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青海民族地区民族宗教的多样性、社会成员的流动性、地方资源的竞争性、区域利益的博弈性在客观上形成了国家与地方、多元文化与民族关系、贫困与反贫困、生态移民与生态区产业转型等多重社会矛盾,社会不稳定因素加剧,关注青海民族地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子与机制分析,是构建青海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利益、区域利益、民生利益和谐共生的社会关系基础,是推动青海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