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统儒学对东汉史学的影响──以《汉书》、《汉纪》为中心

从董仲舒至《白虎通义》所构建的正统儒学,是东汉史学的指导思想,天命史观突出,强调以“忠君”为中心的伦理纲常和灾异谴告说,则是其具体的表现。这方面,以班固《汉书》、荀悦《汉纪》最为典型。     

思想与皇权的协调——论孝观念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转变

孝是先秦儒家提出的整合社会的思想观念之一,到<白虎通义>已经成为社会核心价值规范.但关于孝的讨论,从孔孟经荀子、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无论在孝的源由、内涵、表现形式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儒学理论自身矛盾的发展,也有皇权意识的制约与渗透.孝从孔孟到<白虎通义>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思想上的观念如何转化为社会核心价值观念的一般过程.     

汉代儒学神化历程探析

自身思想内容的神化是儒学从百家学说之一上升为独领群首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根本途径。汉武帝前期,公羊派大师董仲舒杂取道、法、阴阳五行各家,在儒学的框架中揉入了神学的概念。西汉后期形成的谶纬之学,则把儒家经典看作天言圣意,把孔子视为圣人素王,进一步推动了汉代儒学的神化。东汉时,官方经学文献《白虎通义》以儒家政治神学一线贯穿,对儒学的神化达到顶点,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合理性的建构最终完成。     

《白虎通》神学宇宙观批判

《白虎通》是班固根据东汉建初四年(公元79年),在京师洛阳白虎观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召开的“讲议五经同异”会议的材料编写成书的。《白虎通》内容庞杂,涉及的问题很多,但仅就其哲学思想体系看来,它主要是继承、发展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把儒家思想与谶纬神学相结合,使经学进一步神学化。过去有人认为它是“杂家”,没有学术价值,因而很少有人研究。但它确是东汉王朝统治近二百年的官方哲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有相当影响的一部著作,它编造的一套神学说教,至今仍有待批判、肃清。本文仅就其神学宇宙观,试作初步分析。     

论汉律中的礼法融合

礼法融合是中国古代法律的一大特征,而汉代又是礼法融合确立方向的时期。汉代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春秋》大一统”思想,儒家思想定于一尊,开始了礼法结合。二百余年后,东汉章帝时的“白虎观会议”又进行一次总结,并由班固整理出一部儒学思想法典化的著作《白虎通义》,把董仲舒的理论进一步制度化,从而使礼法进一步结合。礼法融合也就成为汉朝法律制度中最为突出的特点。一、汉代礼法融合的历史背景汉朝建立以后,在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问题上,曾经有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汉初七十年实行的是“无为而治”,到汉武帝时代,经济上有…     

《白虎通义》与封建等级制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公元七十九年,东汉章帝(刘炟)召集一批官僚、诸生和诸儒,在白虎观举行会议,“讲论五经同异”以“正经义”,编成了《白虎议奏》。《白虎通义》就是由班固奉命编辑整理的章帝对《白虎议奏》所作裁决的定论,具有法典的权威性,是东汉时代的“国宪”。班固赞颂这部书“唐哉皇哉,永垂世则”,《白虎通义》适应了封建王朝进一步加强思想统制的需要,并以其国家法典的地位而发挥了重大的社会现实作用,进而又为以后的历史带来极为深远的流毒。《白虎通义》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编制和宣扬封建等级制,以强化封建特权,巩固豪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本文拟就《白虎通义》鼓倡的封建等级制作一简略的述评。     

《春秋繁露》的真伪与体例辨析

<正>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著名儒学大师,在儒学发展史上,他的理论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著述,除了《汉书》本传所载的“天人三策”外,现在留传的只有《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和《董胶西集》二卷。他的新儒学思想基本集中在《春秋繁露》一书与“天人三策”中。“天人三策”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历史上曾有一些争论,我认为要论证董仲舒新儒学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些简要的考辨,证明它固真是董氏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讨论其他问题。     

东汉初期儒学神学化对文学的影响——以班固赋作为中心的考察

东汉初期的神学作为一种理论构成,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起到了关键作用。而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是儒学走向神学化的直接动因。儒学神学化对东汉初期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作品既热情赞颂帝王的"真命",又着力发扬帝王的"儒学",刻画出统治者"外王内圣"的形象。     

董仲舒义利观与儒商商业理念关系新探——以《春秋繁露》为中心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一书中有大量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其在继承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进一步结合当时的实际,创造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哲学范畴。在此基础上,董仲舒利用儒家义利观基本观点来塑造诸如“义利天赋观”“义贵于利观”及“兼利天下人观”等特色价值观。董仲舒对义利观的解读既是他治国理念的外在体现,又是他对经济生活的哲学观察。因此,把董仲舒的义利观与新儒商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进行考察,对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体系在商业领域的表现和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论儒学对秦汉地方行政的影响

孔子于春秋末年开创的儒学,经曾子、孟子、苟子等大儒的阐发,至战国时已成为一门"显学",对诸国政治有较大影响。秦及汉初懦学虽然曾遭到打击,但其社会影响力却仍在逐渐增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原始儒学经过董仲舒的改造,已转变成与西汉统治相整合的"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作用极为深刻。举凡汉之政治、经济、军事、司法、文化等无不深深打上儒学的烙印。至东汉更发展成以禹贡治河、以春秋决狱、以诗三百篇当谏书的以经治国。地方行政作为汉王朝政治运行机制中的重要组成环节,当然也受到儒学的影响。秦政尚法,儒学不…     

《白虎通义》中的君臣之礼

作为一部汉代礼制的集大成之作,《白虎通义》在尊天、忧患意识、谦让、公天下、德治等方面为君主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充分体现了汉儒对君主所寄托的厚望和对君主的制约冲动;在“臣礼”方面,《白虎通义》规定臣子在辅助君主治理国政时,要敢于进行谏诤,不过也要注意谏诤的方式和方法;在君、臣关系上,《白虎通义》在坚持“臣事君以忠”的同时,又重点强调了“君使臣以礼”的传统要求。《白虎通义》在君臣礼制上的这种规定是汉儒政治理想的必然要求。     

“三纲”说与先秦秦汉之际的伦理道德转化新探

董仲舒所提出的"三纲"思想,其直接来源是韩非子"三顺"说.董仲舒运用易学理论,援法入儒,反映了汉代儒学对其他学派的融合与吸收,与先秦儒学的伦理道德观大不相同.而"三纲"说形成的最根本原因,则是汉代外儒内法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郡县制政体的确立,客观上需要确立与之相适应的伦理道德规范.它的提出标志着先秦、秦汉伦理道德的转化.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

古今学术界都用《天人三策》来研究董仲舒,这是个重大的学术误区,《天人三策》是班固的伪作,它不出自司马迁,整个西汉人均未提及《天人三策》.《天人三策》独出于班固,但不能自圆其说1．《天人三策》的第一策是复试卷,第二策才是公共考卷,但第二策非儒学策问,乃百家策问;2．《天人三策》非一时之作;3．董仲舒在景帝时即为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没有理由再参加武帝初期的儒学博士考试,他任江都相与对策无必然联系;4．《天人三策》前两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第三策乃武帝晚年与他的书信往来,且晚于《春秋繁露》与《公羊董仲舒治狱》;5．班固伪造《天人三策》的目的是想把董仲舒装扮成汉代的“儒者宗”.今后我们研究董仲舒不能以《天人三策》为根据,武帝尊儒与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无关,董仲舒在思想性质上非儒家,属韩非的“义政”学说.     

董仲舒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影响.董仲舒在中国儒学与文化史上占有堪与孔子和朱熹比肩的重要地位.本文从八个方面对此予以论证,并且指出,崇尚道德与和谐、仁者爱人、以民为本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     

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再论《新语》之于"独尊儒术"的重要性

其实汉初儒学并非在野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已与王权结盟,武帝时其独尊地位只不过是这种结盟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陆贾的<新语>起了重要作用:它在汉代率先尝试以儒学统一思想,以巩固大一统封建王权;率先尝试儒学信仰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合法性的宇宙论终极依据;率先尝试儒学儒术化,以使之成为王权政治国家治理的指导思想;率先尝试儒学制度化,以使之与王权结盟并以制度化的形式稳定下来.董仲舒正是沿着<新语>的路子,使"独尊儒术"得以完成,故<新语>实是汉代"独尊儒术"的理论先声.     

《新语》——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我们习惯于把儒学制度化理论归功于董仲舒,而往往忽视陆贾的作用.陆贾在其<新语>中对儒学与王权结盟的方式--儒学制度化,儒学制度化的三种具体形式--儒学法律化、儒学礼仪化、儒学习俗化,儒学如何制度化--改造儒学、寻求王权支持等问题进行了有益探索.董仲舒正是沿着陆贾的路子使得儒学制度化,故陆贾其书<新语>实则是汉代儒学制度化的理论先声.     

《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

本文把“章句”与“传”、“说”、“记”、“笺注”、“训故”、“条例”做了比较 ,归纳章句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分章析句解释古代经典的意义 ;二是紧密依附所阐释的对象 ,不单行。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白虎通义》是汉代的‘皇家章句’说”不成立 ,因为《白虎通义》在著述形式上与章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其阐释经义的思想方法与汉代经师造作章句时所习行的方法也不相同 ,在本质上 ,《白虎通义》不属于章句之学 ,而属于义理之学。     

儒学与现代中国的老年问题

儒学自从孔子创立以来，历经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从先秦原生儒学转化为汉武帝、董仲舒的“霸王道杂之”、“独尊儒术”；再到魏晋玄学在儒、道融合基础上，对儒学的新诠释；进而发展为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然后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转生出来明理学以及心学、气学，直到现代的新儒学。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儒学与各种学派之间的冲突、斗争、磨合、融化，经过曲折而复杂的思想历程，几度衰落而又复兴，终于形成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涵盖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同时也积蓄着历史的糟粕。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政权…     

试论董仲舒的五行观

董仲舒的思想体系有4个最重要的哲学范畴在《春秋繁露》中被直接用作篇名的主体部分,它们是“天道”、“王道”、“阴阳”和“五行”。其中“天道”有3篇:《天道无仁》、《天道施》、《循天之道》;“王道”有2篇:《王道》、《王道通三);“阴阳”有5篇:《阳尊阴卑》、《阴阳位》、《阴阳终始》、《阴阳义》、《阴阳出入》;“五行”最多,共9篇:《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应该肯定,董仲舒有一套相当完整的五行观,它不仅在9篇专论中得     

论董仲舒儒学理论框架的首家色彩

董仲舒新儒学承继了道家籍天道以论治道、人道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通过对源自道家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观念的系统阐释和发挥,董仲舒为三纲、五常等儒家的仁义制度觅得了"天道"的宇宙论根据.这不仅弥补了早期儒学体系在理论上的不足,也使儒学适应了大一统王朝的需要,并转化为国家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