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维视角解读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和中国之间的文化鸿沟不断加深,西方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有意无意地曲解中国。这些曲解和误读萌芽于中西方文化差异,通过历史记忆、大众媒介和现实利益的作用,在理论中得到进一步"升华",甚至一度主导了关于中国形象的国际舆论。这些误解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发展,我们必须在理论上和行动上积极应对,以澄清或减少西方的误读。发展硬实力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基础,加强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了解和交流是破除西方误读的基本前提,审视和清理西方话语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任务,提高对外传播能力是破除西方误读的重要途径。     

从集体记忆到自我批判——普希金创作中的法国幻象成因探析

普希金以深厚的俄罗斯传统文化塑造了一系列法国他者形象。这些形象是诗人通过对法国的认识构成的审美幻象,其既是俄罗斯集体记忆的表达,也是普希金对法国善意误读的结果;既受到法国他者形象的启发,也是自我的觉醒。普希金通过法国幻象讴歌他者形象实为批判自我:赞美法国来批评俄罗斯社会现实,给俄罗斯社会的未来指明出路,也是他追求自由的生活、先进的文化知识的体现。     

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变异

华裔作家为抵御身处海外所遭受的欺辱、寻找身份的认同,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根据需要,对关公形象进行了选择性接受与改造。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变异的开端。美国人对中国文化不甚了解,并对华人及华人文化存在偏见,再加上华裔作家对关公形象有意无意的误读,造成了美国人对关公形象的歪曲,最终在影片《我是布鲁斯》中臆造出一个妖魔化的关公形象。这是关公形象在美国的再度变异。     

误读的正面意义

有些中国人和中国学者 ,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以为欧洲人和汉学家不可能理解中国 ,他们免不了用东方的思想方式歪曲和误解中国。可是 ,中国学者难道不曾误读欧洲吗 ?中国有理由要求欧洲人按照中国方式来解释中国吗 ?欧洲学者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 ,屈从于中国建议的解释中国的中国方式 ,果真有助于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吗 ?误读全然是消极的吗 ?这仅仅是本文打算回答的部分问题     

论“意识流”在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

“意识流”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坛的译介具有由“新”而“深”的流变倾向.五四时期有意误读的译介倾向在于建构“意识流”的“新”形象,特别是对其哲学与心理学基础的译介呈现出科学主义的表征.进入30年代,“意识流”的译介呈现出误读与理解的双向加深趋势,这既是中国文坛现实主义压制现代主义发展的表现,同时也体现了一批具有世界主义眼光的现代知识分子对异质性文学实验的追求.40年代的“意识流”译介则呈现出向文学自身回归的倾向,其作为一种“异质性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形象也得以建构.这一先锋形象的建立体现了中国现代学者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文化的深入认识,而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繁荣也与此紧密相关.     

转型时期女性价值观的变迁

任何时代妇女的观念总是同那个时代的文化(包括传统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历史上说,一定时代的妇女大都接受该时代文化所决定的社会观、价值观、人生观和道德观,并按照文化所提示的行为模式、习俗风尚和社会期望塑造自己,但它的变化本身在终极意义上是和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相一致。当代中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生产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的变更,这必将引发传统价值体系的解构和重构。在重塑素质、更新观念的历史嬗变中,女性将重新审视传统的价值观,重新认识自身的价值、界定自身的角色形象。一、传统文化与中国妇女不同社会、不同民族以及不…     

论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现象

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是近代中国文化的重要体现和近代中西交流的直接途径。基于特定时代的需要、中西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接受的特殊性,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从本质上就已具备了产生误读的基本条件。误读主要表现在译者引进和选择适合自身需要的外国文学题材、文类和作品,译作中的译名、称谓和主题被赋予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作为近代翻译文学特定读者群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学的理解;译作中出现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误译、漏译、编译和转译等现象。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中的误读虽然反映出译者在翻译水平和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但翻译活动本身及译者和读者对西方文化的解读均对中国传统文学的近代化和社会的现代化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政府与民间关系的重构

自90年代以来，对中国市民社会的研究已成为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学人的一个热点话题。较之先前的“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中国市民社会论欲囹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探求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从欧洲历史中借鉴来的。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市民社会尽管有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国别、文化背景、含义构成和作用等等，但它始终只是欧洲或西方社会的一个社会、政治概念．”（1）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的巨大差异，我们认为运用市民社会这个在西方文化中产生的具…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七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两个极端

西方的中国观反复无常,关键看我们在什么意义上理解西方的中国观,是认识还是想象、是知识还是表述。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上研究西方的中国观,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在社会想象层次上构筑的有关文化他者的形象,自身生产与分配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西方的中国形象反复但并非无常,它在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极之间摇摆,超越颠覆或整合巩固,意义都在西方文化本身。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的永远是西方。     

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在中国的误读与误判

作为现代性产物的欧洲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发生了误读,并在面对中国文学问题时发生了误判。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条件,即争取现代性与现代民族国家双重任务的长期艰巨性以及二者的冲突,是产生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误读与误判的根本原因。     

走出异文化同类概念误读的盲区——以三组中西文化主题词为例

当从“自我”文化走进“他者”文化时，我们会发现彼此之间存在着众多惊人相似的文化“品种”，诸如共同拥有哲学、理性、诗歌、戏剧等。但是，在各自的地理、历史因素无形之手的铸塑下，这些各族文化“品种”的实质、形态变得不尽相同。以三组中西文化主题词为例，在把握这些同类“品种”的概念时，特别是用本族语去指称他者文化的同类“品种”时，要警惕以“自我”文化语境中的所指去填塞“他者”文化的能指，而应让这些概念还原、激活于自身文化语境之中，从而走出异文化同类概念误读的盲区。     

"凝视"下的图像--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南洋

因为有了文化上的优势心态,中国现代作家可以立于高点,"凝视"南洋,有选择性地"聚焦"南洋,他们笔下的南洋图像则正是经过他们"凝视"下"聚焦"而产生的必然结果.质言之,是中国现代作家强烈的文化优越心态构筑了足以让他们"凝视"南洋的平台,立于这高高的平台之上,中国现代作家必然会戴着中国文化的滤色镜,从主观的角度"选择性聚焦"南洋社会,书写自己笔下的南洋,从而营构出自己心目中的南洋图像.     

美国语境里的中国文化:华裔文化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问题关系到如何界定异国文化中的中国文化问题。在美国的语境中,华裔所指的中国文化实际上是美国华裔文化,并非我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其间的差异被想当然地忽略了。正因为如此,美国华裔作家所声称的身份认同往往与中国读者所理解的有很大的差异。讨论美国华裔作家的文化身份认同,首先要确定美国华裔作者所指的中国文化的内涵,以及其间的差异所具有的意义。提出“美国华裔文化”的概念适可解决这一问题。     

欧洲的中国观:一个历史的巡礼与反思

18世纪上半叶不仅是欧洲文化的转折期,同样是其中国观的分水岭。之前欧洲人在神权思维支配下而进行的描绘中西共通性的努力,逐渐转变为基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对中西文化差异性及对立性的认识。不论是以黑格尔、韦伯等人为代表的“欧洲中心论”,还是以弗兰克、彭慕兰等人为代表的“中国中心取向”,欧洲人认识中国的基本立场其实从未脱离欧洲本位。他们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价在不断的自我认识和评价的过程中随时发生着变化,也同样取决于他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有着怎样的需求。而究竟如何才能够实现文化间令人满意的交流和汇通,仍然是一个需要人们苦苦思索和努力实践的问题。     

近代中国原创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是晚清风靡一时的小说类型 ,随着外国侦探小说的译介 ,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产生了大量本土原创侦探小说。由于近代侦探小说的产生不是萌芽自本国的文化传统 ,而是首先来自异域的译介 ,使中国作家在创作之前 ,对这一特殊的文体有了先入为主的接受和理解。而创作观念的先行 ,以及大量现成的可资借鉴的范本的存在 ,便使中国作家在创作时 ,在侦探的职业和艺术形象、主要题材及叙事方式和写作技巧等方面有意识地摹仿译本作品 ,这几乎成为当时固定的创作模式。近代原创侦探小说总体艺术性较差 ,主要表现在文体杂糅、创作上机械模仿、侦探形象单薄以及断案方式缺乏科学精神等几个方面     

现代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与中国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

就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传播、接受而言,中国本土之外的海外华人无疑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群体,他们既是接受者,又是传播者。这种传播和接受伴随着华人移民海外的步履而展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它还参与了海外华人文化的重塑。对中国传统小说、戏曲的译介,不仅满足了海外华人了解本民族传统文化、延续文化薪火的愿望,也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更为广泛地传播。在对传统小说、戏曲的研究中,海外华人学者是一支独特的学术力量,他们的研究成果颇多可借鉴处,与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文化视域中的美、日、中企业伦理比较——以处理群己关系的价值观为中心

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日本文化中的集团主义以及中国文化中的家族主义分别对其所属的企业伦理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并形成了相应的企业伦理模式。从处理群己关系的价值观角度看,三国的企业或者强调个人利益,或者强调集团的利益,或者强调家族的利益,不一而论。克服家族主义企业伦理模式所固有的消极因素,借鉴美国的个人主义企业伦理模式与日本的集团主义企业伦理模式的积极因素,参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要求,打造具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的企业伦理模式,是采用家族式管理制度的中国企业的必然选择。     

论戏曲程式化倾向形成的深层原因

戏曲的程式作为一种具象的规范,其形成有深刻的文化原因。本文通过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考察,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口展开分析。指出中国艺术思维既不是神话思维,也不是理性思维,它依从的是完整原则,与之相对应,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依从的是近似原则。并进一步讨论了这种思维上的差异在文学艺术发展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而论及中国艺术思维是中国戏曲程式形成的深层原因。     

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标志,它可分成不同的层次和类别。中华文明丰富多彩,错综复杂。中华文化来源是多元的,商周以来,中原文化逐渐向外扩散,并吸取周边各种文化,从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体。任何文化,单凭自己的内部力量,难以有大的发展。中华文化在成长和细密化过程中各种学术异彩纷呈,并以其博大的胸怀广泛吸收异质文化。20世纪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封闭消沉走向文化自觉的历史。民族的文化自觉决定着文化走向和建设的快慢、质量的高低。当前,应该对中华民族大家庭各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抢救,鼓励发展雅文化,建设好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好地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