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评价模式的辩证性——译者行为研究（其四）

“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评价模式的两个端点间是辩证的关系,“求真”制约“务实”,但“务实”又高于“求真”。“求真”是译者的本能行为,“务实”是译者服务的目的所在。该评价模式用于评价译者的行为能基本上做到描写的客观性和解释的合理性。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的《半生缘》熟语英译研究

张爱玲的小说《半生缘》中运用了大量的成语、惯用语和俗语等熟语。通过运用“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从译者行为批评视域对《半生缘》金凯筠英译本中的熟语翻译进行描述性评价,发现其译文在“求真－务实”连续统一体中偏向务实一端,即坚持“务实为上,务实兼顾求真”的翻译原则,在忠实原文的基础上实现服务读者和社会的目标。这一翻译原则的选定受译者的个人背景、翻译目的及翻译观的综合影响。与此同时,金凯筠的翻译启发我们在翻译熟语时要灵活选择和运用翻译策略,尽可能使译文在“求真”与“务实”之间寻求平衡。     

副文本视域下《大清律例》英译本译者行为研究

中国法律典籍英译之始——小斯当东《大清律例》英译本使西方首次较为全面地认识了中国的法律。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小斯当东多重的角色身份、强烈的意志性、特殊的社会语境等都影响着他的英译行为,使他在译本的显性副文本和隐性副文本中都留下了“意志性”译者行为的痕迹,表现出译者深受“东方主义”影响、在译文中彰显“社会人”译者权利、迎合西方读者阅读与“想象”等行为特征。鉴于此,提出中国法律典籍翻译实践规划,期冀实现中国法律典籍英译“求真”和“务实”的合理与平衡,以促进国家法律翻译能力的提升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走出去”。     

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及翻译策略的选择

为提升译作的翻译效果,＂忠实＂原文是必要的。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一味强调＂忠实＂,就无法真正显示出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译者的文化修养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明确的是：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在制约因素既定的前提下,选择＂忠实＂与＂灵活＂的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只有结合实际翻译目的,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翻译出成功的作品。     

学者型译者在翻译中的跨角色互动

本研究认为,学者型译者是翻译活动的重要群体,学者角色与译者角色相互配合,在传播异质文化上具有重要意义：（1）在文化的引进和输出上有助于合理选择;（2）在语言文字的转换中有可能减少信息的失真;（3）创造新的文化现象,即新词语、新的句法、新的文学形式等;（4）建构新的翻译理论.但是,由于翻译的特殊性,学者/译者的这一跨角色性也有可能在传播中超越译者的本职,而行使最终把关权,或因翻译的困难性而在无意之中造成一些负面影响.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译者角色:隐身、显形、操纵

本文探讨传统译论下的译者的隐身和文化转向后译者的显形与操纵,分析译者角色形成的哲学渊源,指出译者"隐形"下的忠实和对等是难以企及的理想,译者的显形肯定了译者的文化创造者身份,彰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作用,译者"操纵"说有"矫枉过正"之嫌。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林纾的文学翻译

在翻译史中,翻译的主要角色译者长期以来备受忽略,译者的主体性更是根本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然而,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开始得到承认,译者的主体性研究也逐渐提上了日程。本文将探讨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林译小说＂的独特性,并尝试从译者的翻译目的和主观审美趣味分析译者主体性和林纾所从事的文学翻译之间的关系。     

论译者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

翻译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译者是做决定的行为主体。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从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对译者这一行为主体进行了观照,指出：译者是一个社会人,社会化是一个“被动-主动-互动”的模式。译者被译入语文化所操纵,同时也操纵译人语文化。译者与译入语文化处于双向互动之中。     

关联理论指导下译者自由度之界定

译者的＂自由＂历来是中西方翻译史上最容易引起争议的话题之一。从概念本质上看,人们应当相对地、动态地来理解＂自由＂,在寻求译者自由度界定的标准这一问题上,概念性抽象性的方法往往难于被译者真正理解并科学地加以运用。基于关联理论的数学公式型的界定方法无疑为译者自由度的探讨提供一个更具操作性的方法,从而为译学界译者翻译活动提供一个新的参考标准。     

卞之琳翻译理论探析

卞之琳是活跃在我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建国以后主要从事文学批评和文艺研究,是我国重要的莎学学者和诗歌翻译理论家,在中国译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对翻译理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翻译实践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通过对卞之琳的翻译实例进行分析,以更好地了解他在翻译理论上提倡的＂以诗译诗＂,＂信、似、译＂,＂亦步...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主导作用——以胡适翻译的《哀希腊》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认为翻译就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和选择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程度及最终产生译文的结果。作为中国白话新诗的鼻祖，胡适翻译的白话新诗一直以来备受研究者关注。研究胡适翻译的《哀希腊》，描述译者在三个方面适应与选择的过程，从而显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译者主体性的关联认知考量与重构——基于RT的建构主义视角

关联理论（RT）为译者主体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并为“翻译的认知取向研究”开辟了道路。RT关照下的译者主体性具有“多元”认知变际和“有限理性”的建构主义本质;译者主体性的“度”是由译者认知成本与语境效果来确定的。基于关联认知范式并且通过分析和借鉴国内外现有译者主体性的认知模式,提出了“双重认知体验-推理交际模式”。此模式具有自主性、交往性、体验性、动态性等特征,这些区别性特征不仅使之有别于其他同类模式,而且使之具备较强的心理现实性。     

传承、超越——卞之琳“信、似、译”翻译三原则面面观

卞之琳“信、似、译”三原则是对翻译原则中的“信、达、雅”,“形似与神似”,“直译与意译”的传承和超越.卞之琳的“信”继承了严复“信”对原作对译作诚信的要求,但所指范围比后者广,尊重原作的程度比后者高;卞之琳的“似”继承了“形似与神似”对维系译文与原文的适当关联性的强调,但破除了“形似”与“神似”之间的无谓争论,为译者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更好的理论支持,同时对译者创造性的发挥在范围上作了限定;卞之琳的“译”继承了“直译”和“意译”对翻译与创作关系的定位,但破除了“直译”、“意译”理论的二元对立,为译者的实践操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另外,"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辞赋的神趣”与萧统“沈思”说

辞赋的本质特征（神趣）是＂设辞虚构＂。萧统＂沈思＂说实谓此也。理由是：古人重辞赋;《文选》要预立既硬又科学的标准,最好的选择就是以辞赋为范文,从中抽绎出标准;古人视赋为诗,很多文体有辞赋化倾向,衡鉴辞赋的标准遂被普适、跃升为衡鉴所有＂文＂的标准;符合萧统尚新变的文艺思想;受王充＂超奇＂论启发;可验以《文选》诸篇。＂设辞虚构＂不仅与＂沈思＂说一致,与翰藻说、个人性、单篇性、文本性、审美性等也无？格。     

从翻译伦理视角看严复的“非正法”翻译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翻译的西方社科名著影响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严复在翻译领域颇有建树,然而其翻译方法却受到非议。从翻译伦理的视角研究严复的"非正法"翻译,有助于对其作出客观、辩证的评价。     

叙事学视角下的英汉引语翻译研究

作为叙事学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引语包括两个部分:引述语和引用内容。这两个部分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先后顺序有差别,翻译时需要进行调整;两个部分的关系在四种引语中有所不同,翻译时有必要进行适当的转换,使得引语所属明确,有助于译文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以段落为翻译单位的翻译理论要求对两种语言在叙述语和引用内容的分段与合段上进行转化。     

《宠儿》——位黑人妇女眼中的黑奴制度

黑奴制度是美国短暂而繁荣的历史上一块永久的疤痕。它为北美早期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却让无辜的黑人付出了血和泪的代价。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让我们重新回顾了那段历史,将黑人、尤其是黑人妇女在黑奴制度下遭受的摧残再次真实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小说启发我们再一次去思考黑奴制度的根源和直至今日的影响,对于研究美国黑奴制度和黑人妇女地位都有着特殊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