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多元趋向”和“本位回归”——从诺贝尔文学奖看20世纪文学的演变特征

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可谓是整个外国文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诺贝尔文学奖则充分展现了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主要成就,显示了20世纪文学的实绩。文学在20世纪呈现出某些发展演变特征：文学的＂多元趋向＂和＂本位回归＂,而对这些特征的分析,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20世纪世界文学的演变以及诺贝尔文学奖对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影响。     

20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演变及其反思：兼论中国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

20世纪中国文学已经走完了它的全程，并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记忆与案头，纵览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进程，可以看出：从“人文主义精神”到“社会主义思潮”，再到世界末“现代主义理念”的“生、住、异、灭”的嬗变演进，这些决定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走向，也使传统“现当代文学史”分期理论与编史叙述的本质缺陷清晰地暴露出来，从而有力地支撑着“20世纪中国文学”编史叙述的基本构想。     

中国回族文学与中亚华裔东干文学

中国古代回族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有两个不同向度：中亚华裔东干族文学和中国回族文学。解读两族文学中的共有意象和文学成长环境会发现，虽然两族文学同根同源，但在民族性建构方面，东干文学偏向中国汉文化色彩，回族文学注重伊斯兰文化特征。以互为参照系的方式观照两族文学，还会发现东干文学对弥补回族文学发展断裂性的民族文献价值，以及“寻亲文学”、“寻根文学”等两族文学发展的新动向。     

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的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批评

自20世纪60年代美国华裔英语文学批评在美国民权运动语境下兴起以来,中美两国学者的批评研究集中呈现出一种“国家/族裔”视角与“世界”想象之间的矛盾。21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对“世界文学”问题的重新思考以及由此渐成气候的世界文学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启发美华英语文学批评的新资源借鉴,从而使得美华英语文学的世界性文化潜质得以更加充分发挥,并由此解决国族与世界两种话语逻辑的混乱。     

论纳博科夫的小说观

纳博科夫是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卓尔不群的文学观念、扎实的文学基础、独特的个性以及敏锐且富幻想的优秀品性，成就了他“纳博科夫式”小说的艺术世界。他有着很强的理论意识。他对“时间”、“现实”、“世界”、“文学艺术”的理解和阐发都能见出他的思想和理论深度。     

世界文学史上的三大“中国潮”

自17世纪到20世纪中期世界文学史有三次大的中国潮：17-18世纪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与《图兰朵》、20世纪初中期的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禅宗诗流”进入欧美,在文学接受与改编创作等多种雏度产生巨大影响。这是欧美文学的一次重要转型,从中可以看出东方文学在世界文学进程中的思想与艺术贡献,正是在这种文学交流中,才真正实践了歌德与马克思所提倡的“世界文学”观念。作者从辩证理性层次进行阐释,认为东西方文学的互相融合是世界文学新阶段的主体标志。     

社会工作实践在微观和宏观间的“钟摆式”发展及其社会建构——基于对美国社会工作史（20世纪20—80年代）的考察

微观的个人服务和宏观的社会变革被看作社会工作的双重使命。但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微观和宏观实践的均衡发展状态被打破,并在接下来的发展脉络中呈现出宛若“钟摆”一般的左右摇摆。“钟摆”偏向微观的时期包括20世纪20年代、20世纪40至50年代、20世纪80年代;偏向宏观的阶段包括20世纪30年代初的“大萧条”时期、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早期。基于佩恩提出的“社会工作的社会建构”论,微观-宏观实践的“钟摆式”发展主要由社会工作者、外部环境、科学理论和案主等四个因素所建构。这四大因素构成了两股相反的势力。由社会工作者所倡导的专业主义、自由（保守）主义主导的政治环境、保守理论和中上层阶级案主所形成的力量,会将“钟摆”推向微观一侧。相反,由社会工作者支持的反专业主义、激进主义主导的政治氛围、批判理论和下层阶级案主所构成的力量,则会将“钟摆”推至宏观一侧。     

卡夫卡小说创作中的神话模式

“神话回归”是20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尤为普遍。其中卡夫卡的小说创作有着丰富的神话原型和鲜明的宗教色彩,极具独创性,同时也很能代表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这一普遍特征。     

艺术的颠覆——中国“后新时期”小说的后现代反情节策略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了“后新时期文学时代”;并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学相交汇,受到其深刻的影响。这种东西方的碰撞使得中国小说的形式发生嬗变,进而借助有效的策略,使小说呈现出较鲜明的“反情节”特征。     

“九一八”文学旧体诗词初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在全国（及世界）范围内集中出现了一批以此为题材的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中形成了具有独立的文学内涵和价值的文学现象，“九一八”文学作为中国抗战文学的初声，成为中国及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出现了大量优秀的旧体诗词作品，由此，旧体诗词出现了20世纪以来第二个创作高峰。有的作品延续、发扬了中国古典文学中边塞诗传统，咏叹悲歌慷慨的军旅生活，有的作品在当时中国整体的社会情境中去体味这一事件，充满了家国之忧与救亡之切的尖锐沉痛的社会批判，还有作品对“九一八”事变作历史省思，透视研索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将其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探讨其中的规律与教训。“九一八”文学中的旧体诗词显现了20世纪文学与文学传统的脉系关联，是闪烁着现代中国文学精神的创作。它所显示的旧体诗词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创作实绩，为我们打开了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文学关系的新视角。     

文学再现的“镜式本质”与解构

传统的文学观念往往基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探究文学的本质存在,这就形成了西方文论史上两种影响深远的创作模式：侧重于再现客观世界的模仿说和表现作家主观情感世界的创造论。这两种理论模式分别以镜和灯为喻,实乃是对文学的再现,一种广义的“再现”,因而具备基本相同的镜喻形态,体现传统观念的“镜式本质”特征。20世纪以来,文学的再现性结构遭到诸多学者的批判和解构。解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文本解构策略,呈现出不一样的批评风貌。     

寓言性的消失与历史的力比多化

21世纪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长篇小说，以世纪之初（头三四年间）三部非常有影响力的作品《银城故事》《檀香刑》和《人面桃花》为例，它们在成功实现文学“现代化”的同时，也呈现出上世纪中后期詹姆逊所指西方现代文学具有的“公私分裂”的特征。在这种公私分裂的结构中，政治参与被心理化和主体化了，因而20世纪的中国和历次革命在此种文学的历史重述中也被欲望化和去历史化了。如何重建公私联系、重建文学的寓言性，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所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格非的《春尽江南》正体现了这种重建的可能性与困境。     

从新文学城乡视域看“知青文学”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新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叙事作为话语的建构分别呈现出复杂的情态。作为中国新文学有机链条的一个组成环节,知青文学不可能完全摆脱新文学话语体系逻辑的制约;作为一个表现出浓厚的“代际”特征的文学现象,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主人公在城乡之间的徘徊姿态,表征出的是知青文学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环节的过渡性特点,预示着80年代以来文学重心根本性的转移：“都市”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先锋的传统: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完成性"和"未完成性"

从“文学场”理论出发,通过建构“先锋文学”和“先锋文学支持网络”这一对概念,寻找一种有效地重新分析20世纪90年代中国先锋小说的方法。通过对“先锋派”、“新状态”、“新生代”等20世纪90年代相对复杂的先锋小说的情状的甄别,找出在20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下小说的先锋性的特质所在,以及它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渐形成的中国当代先锋文学传统之间悖论关系,用一种总体的眼光,从一个新的视角对20世纪90年代的先锋小说提供一些新的观点。     

21世纪以来中国世界文学学术话语的双重困境

尽管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研究的国际发表已身居仲位，但世界影响还比较有限。在国内学界，世界文学缺乏奠基性的系统论著，还未形成繁荣多元的学术范式和学术话语，“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主张还缺乏内在逻辑和平衡。由于学术传统、学术诉求的差异以及主流学术话语平台的排他性规则，中国世界文学研究的国际对话的叙事建构效果有限。西方学界在21世纪再议世界文学并非纯粹追求“世界大同”的文学理想，而有其本土实际学术利益的考量。是以，“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世界性认同充满挑战，但西方学术体制的潜规则恰好提醒中国学者需要创造性地保持国际学术对话，主动开辟理论场域，引领学术话语潮流，建构中国世界文学的知识理论。     

20世纪80年代探索小说产生的西方文学背景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化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以西方文化为指归的现象。探索小说家在不断更新变动的世界文学新潮中，也包括在后现代文学思潮中吸取养料和触发灵感，进行着“自反”叙述、时间拆解、迷宫叙事等方面的探索和实验。这些作家与西方文学范本所建立的“个人联系”已成为不争的文学史事实。     

孙福熙与文学是大便

文学是大便”在文学世界广泛传播。当20世纪、21世纪交替,十数年中,它更被热炒到文学之外。对这样一个重要命题的起源,一些错误的论调却把它当成西方米兰·昆德拉或中国莫言的“发明”。本文指出它的真正“发明”者,在正本清源的同时希望以讹传讹不再继续。本文也从多方面剖析这一重要命题的意义。     

都市想像与新都市小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转型,中国社会、尤其是城市,呈现出一种“类消费”“类后现代”的社会形态。基于此一背景,“新都市小说”应运而生。新都市小说不是空中楼阁,它是20世纪以来已有的城市文学的一个合理发展。新都市文学有着不同于以往的新的文学生产机制,它同传媒、出版、网络、影视等有着不解的源渊。新都市小说在叙写城市日常经验、呈现城市生活方式、表达都市想像方面为当代小说提供了新质。但部分小说对于“欲望”的一味俯就,缺乏积极的精神建构,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简论新批评派的"文学形式本体论"

“文学形式本体论”是20世纪四十年代西方重要的文艺理论，它是与有着深厚根基的“作家中心论”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迅速崛起的“读者中心论”形成鼎足之势。这一理论把对文学作品本体的研究当作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认为文学研究可以不考虑文学自身之外的其它一切因素，而应通过语言分析，通过细读法去寻绎作品的本意。这种理论割断了文学与社会生活丰富的联系，弱化了人们对文学作品内容的关注，最终要把文学研究变成一种科学主义的程序化操作，从而使得文学批评陷入了另一种形式主义的泥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