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和信仰的合力与张力论说

理性与信仰是人生态度的两个基本要素,如何调解它们之间的矛盾是中外各种人生哲学的主题.联系精神生活的内容和要求考察理性和信仰的本质、功能及其相互关系,本文认为理性的批判精神与论证功能对信仰既有消解作用,也有强化意义;信仰的价值定向与意志整合既确定了理性的思索方向并提供动力支持,但也对理性实施有力的规范与监控.就精神生活的健康发展和理想境界而言,社会应保持理性和信仰两者之间合理的中庸,这需要维护两者之间必要的合力与张力.     

当代中国社会信仰问题之反思——基于理性崇拜的视角

信仰问题是近年来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术界争论较多、取得成果显著的一个领域,但还存在一些分歧和争议。文章基于理性崇拜的视角,运用反思的方法,针对当代中国社会信仰所存在的问题,分别从信仰的界定、信仰问题的实质及其深层次原因、摆脱这一困境的可取路径这三大方面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以资形成较为完满的观点,为更好地探讨这一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     

理性与信仰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张力

西方启蒙运动的问题,多年以来一直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老话题。人们通常比较强调启蒙运动对宗教的批判,强调理性主义的绝对价值,却忽略了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传统中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理性与信仰之关系的迥异态度。文章旨在从信仰与理性的关系角度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历程进行一种宏观的和动态的考察,结合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来说明传统与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希望能够得出某些对于当代中国启蒙历程具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作为理性的科学与作为信仰的宗教

科学是理性的,宗教未必是反理性的,宗教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对人心的关怀,还提供一种心与物的和谐之境。信仰真空中的作为个体的人或作为类的人都无所畏惧,也缺乏担当,敬畏之心可以使人无限膨胀的私欲适当收敛。理性与信仰、科学与宗教,完全可以和谐地相处,为这个世界的心,物特别是心与物之间做出合乎长远利益的安排。     

中世纪哲学的形成:理性与信仰的调和

理性和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两大要素,在西方哲学的演进过程中,虽然理性的科学精神占了主导,但整个西方哲学始终运动在理性和信仰交织的精神网络上,尤其是中世纪哲学,理性与信仰的交融与调和孕育出的中世纪哲学,它以一种独特的形态延续着西方哲学发展的轨道。对于欧洲中世纪哲学探析和梳理,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精神及发展脉络。     

洛克自然法的性质与意义探析

洛克的自然法是理性法与神意法的统一,上帝的意志不仅赋予了个人权利不可让渡的神圣性,也同时赋予个人义务不可抗拒的神圣性.而一旦自然法的神学根基得以建立,洛克又将这个宗教背景悬置起来,使其自然法以一种完全符合常识理性的方式去构建他的政治哲学.洛克自然法思想的现实意义在于通过对自然理性的确认而拒斥传统权威及教条,寻找到道德共识的基础,并发展出政治自由主义.     

理性与信仰：克尔凯郭尔神学悖论的启示和意义

在西方神哲学史上 ,克尔凯郭尔是对悖论进行生存论探究的第一人。他认为 ,基督教是关乎生存的宗教。基督教植根于悖论。对基督教而言 ,悖论是一个应张扬和加强的优势 ,而不是一个应遮蔽和减弱的缺陷。本文剖析和梳理了克氏著作中的若干悖论 ,并认为 ,他的悖论的主旨在于揭示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信仰高于或超于理性。理性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界限 ,“为信仰留下地盘” ,从而确保基督教的“超越性”和“生存性”。克氏从唯信论生存论的角度对悖论以及理性和信仰关系所作的思考 ,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对之深入研究。     

信仰重建与构建和谐人生——从宗教信仰的作用谈起

社会和谐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内心和谐及人生和谐。反思近代以来人们对宗教信仰作用的不同认识,可以看到,理性与科学可以极大地壮大人类力量,却难以满足人类的心灵、情感、人生价值及意义追寻等需求。现实中的大量物化现象都源于人的灵性、良心的迷茫与丢失。只有使包括宗教在内的信仰与理性实现互动互补,才能使人们懂得敬畏、感恩、律己、积德、行善等,从而有助于重建人的崇高信仰及追求和谐人生。     

孔子的理性与信仰

西方宗教文化发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儒家思想给人们提供生活的信仰,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宗教。但信仰和宗教不能等同,孔子儒家思想提出＂仁＂的观念,是对人的全面深刻的思考,包括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非理性的需要导致信仰,产生宗教;理性则与宗教相对立。孔子儒家思想包含信仰,但不是宗教。     

谁之理性?何种合理性?——对理性内涵的考辨及经济理性的反思

理性一词往往集中于行为的目的与选择的手段之间的关系上,强调达到目的的合理手段的选择。显然,由于不同个体的行为目的存在差异,因而理性的内涵也就具有多重性。正是由于个体目的是复杂多样的,因而现代主流经济学在使用理性概念时往往又存在特定的理解:一者,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简单地将多样化的理性蜕化为经济理性、物质理性乃至金钱理性,从而使得理性的外延狭隘化;二者,当前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又通过引入效用概念而将所有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从而又使得理性的外延宽泛化。正因如此,其带来的究竟何谓理性的问题成为当代哲学和社会科学的主题。     

史前北斗信仰与猪神崇拜之关系初探——从红山文化礼器中的猪母题说起

从考古资料来看,北斗信仰早在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广泛存在于众多文化区系中,对于北斗的观察和崇拜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在红山文化诸多猪母题的玉礼器中,有一些还具有北斗的形态特征。历史时期不论是在世俗文献还是宗教理论中都不乏猪与北斗密切相关的记载,因此红山文化中一些猪母题的礼器,很有可能也蕴藏着北斗信仰的内涵。     

理性与信仰的对立与融合：克尔凯郭尔的信仰观及其启示

克尔凯郭尔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处理集中表现了他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和批判。克尔凯郭尔一方面批判理性对信仰的僭越和冒犯,认为信仰的悖论是一种为个体内在激情所保证的真理;另一方面则从哲学激情与信仰激情的差别和联系中找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与汇通之路。克尔凯郭尔以信仰统合理性批判了黑格尔将信仰理性化的思路,指出了黑格尔哲学在理性思辨至上、忽略个体生存等方面的问题,这些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黑格尔的批判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克尔凯郭尔从内在激情视角对理性和信仰的统合对于克服价值虚无主义、反抗忽略现实生存的抽象思辨具有重要的启示。由于他主要是通过个体内在激情的迸发来实现理性与信仰的融合,因而与黑格尔一样陷入唯心主义,从而未能找到理性与信仰得以统一的现实基石。因此克尔凯郭尔的启示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视角下进行批判性汲取。     

科学与理性的辩证关系探析

人类的文明进步,不仅需要科学的空前辉煌,而且需要理性的充分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更趋向于明智和合理,理性则更趋向于科学和正确。科学和理性的关系是彼此渗透,相互融通的,共同促进了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     

从自然状态到政治社会的契合与分殊——以霍布斯、洛克、卢梭为例

政治社会的起源和走向是政治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近代契约论思想家在自然状态与国家的两分中阐释政治社会。关于自然状态,霍布斯认为是赤裸裸的战争状态,洛克认为是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卢梭则认为是和谐完美的状态。他们都主张人类应该走出自然状态,建立国家,步入政治社会。霍布斯政治社会理论的核心价值是政治秩序。洛克认为,国家是人民自由契约的产物,任何人都不能游离于社会契约之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不可侵犯。卢梭的政治社会理论极富开创性,也颇具争议性,卢梭坚持主权在民,同时又赋予主权者以绝对权力。     

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吗?--从人性角度分析司法过程的性质

本文通过对普通经验主义和彻底经验主义的分析 ,认为经验主义存在着缺陷 ;认为在信仰的根基之上所建立的理性和经验的关系中 ,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而非经验。经验不是法律的生命 ,理性也是有限的 ,我们应当抛弃理性、经验二元对立的观点 ,在信仰的根基上重构理性和经验的关系。只有坚持这一观点 ,司法推理的正当性才有可能 ,人类知识的正当性才有可能。     

现代信仰和信仰体系的两条绝对之路——以“知识—信仰”框架为分析契机

理性的知识原则和信仰的良心原则是推动现代性的两大核心原则,两者分别表达了理性的普遍化诉求,以及现代人的绝对个体化和主观化诉求。“悬置知识,为信仰留地盘”是这两条核心原则之绝对差异的原理性表达：彻底贯彻,或彻底瓦解此原理是现代信仰能否重新确立的关键。克尔凯郭尔和黑格尔分别走在这两条绝对道路上：前者是罪（知识）—信仰的绝对辩证道路,通向的是现代信仰的绝对个体性和绝对主观性;后者则是知识—信仰相统一,甚至是同一的绝对思想道路,通向的是与信仰相关的现代形而上学体系。这两条道路并非如表面显示的那么对立,相反,它们都是对真理（上帝存在）如何展示在现实中,以及如何在现代社会中仍然绝对有效的表达。     

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洛克市民社会思想探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是黑格尔在学理上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其实,在洛克的思想中这两者已经表现出差别.他通过对社会监督功能、自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论述实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的观念转变.洛克的这一思想是以其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洛克的这一思想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洛克市民社会思想探析

学术界通常认为是黑格尔在学理上明确区分了国家与市民社会。其实,在洛克的思想中这两者已经表现出差别。他通过对社会监督功能、自卫功能和经济功能的论述实现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从合流到分野的观念转变。洛克的这一思想是以其经验主义认识论为基础的。洛克的这一思想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却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     

空间、时间与经济理性——从中国史通识教材的编写说起

丰富的新石器考古揭示中国境内文明起源呈现满天星斗、八方雄起、天下万国的壮观场面。部族混合杂处与相互交融冲突最活跃的中原是当时最先进的地区,长江流域屈居其后。经小统、中统,至秦始皇灭六国,以中原为核心实现大一统的局势就水到渠成。实现大一统之后,历史的空间运动并没有停止。依靠着大一统特有的空间广阔优势,中国古代社会历经多样艰难,周旋于巨大的空间里,用新的发展弥补旧有的不发展,活力始终不衰。说两千年里中国的历史时间超稳定地凝固在一个节点上停滞不动,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借用社会结构变迁理论来说,这是一种路径依赖——一开始采取什么样的路径,往后的惯性力量会使其一直沿着这样的轨道滑行下去,改变路线非常艰难。检讨大一统的历史实践,留给后代需要消化的学问很多,有内外的应对、上下的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协调、集权与分权的互补等等。同样,说几千年中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也是一种经不起史实反驳的旧观念。中国人从来不缺发展经济的能力。两千年的大一统中国,社会经济始终处在发展与变化之中,情节非常丰富;但也不是一路顺风,发展与不发展成一体两面,制约经济正常发展的隐患消除不掉。所以,只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限制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笼子逐渐拆除,才能...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