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之交真率会考述

真率会是宋代文人宴饮聚会的一种流行形式,由司马光、范纯仁等人于元丰六年(1083)闲居洛阳时所创,成员皆为年高德劭位尊的耆宿老臣,蔚为一时之盛,且后世相继而作者绵延不绝,并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作为真率会流变的第一个阶段,两宋之交的真率会不仅数量较多且富有鲜明的特色。这一时期可考的真率会有十个,特点主要有五个方面: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与成员的多样性;在岭南地区的集中出现;对耆老会限制的突破;对真率会先贤的仰慕;对真率先贤在野身份与心态的感同身受。     

两宋之交辞赋中的仕与隐

早在靖难之前,北宋长期以来的各种问题已使得士人们的仕途变得非常艰难,靖难之后,南宋偏安一隅的现状更让他们失望。面对山河的摇摇欲坠,文人们的赋作中体现着"仕"与"隐"两种不同的心态,然而,在这两种不同心态的矛盾下,文人们更多的关注着自身的内心世界,对国运大计的考虑相对显得无力,使得这一时期的赋作呈现出消极避世的倾向。     

徐志摩早年求学行实考

新月派核心人物徐志摩的早年求学行实,仍有一些重要细节尚不清楚或存在争议,有考辨之必要。依据《府中日记》和郁达夫、蒋复璁等当时人的回忆,可考定徐志摩1910年春入读杭州府中。据新发现的《沪江大学1917年年刊》《沪江大学、道学书院合章》《天籁》和徐志摩在北洋大学就读的学籍档案等文献,可考定徐志摩入读和离开沪江大学的时间、入读该校正科、在沪江大学成绩单为真实等史实。徐志摩早年求学行实的考定说明,他在1918年夏出国留学前,不但在府中时期就喜爱阅读小说、开始诗歌创作、发表文章,而且沪江大学时期他对文学的兴趣未减。这些早年求学时的经历、兴趣和取得的成绩,为徐志摩后来从事文学活动奠定了基础,同时这也是他在剑桥时期开始迸发出文学创作热情的背景。     

两宋之交武将的崛起与文臣控兵之反复

北宋初，朝廷在大力削弱统兵武将权力的同时，逐步建立起一套文臣掌兵体制，并作为“祖宗之制”而长期得以保持。然而到了两宋之际，承平时期确立的文臣掌兵体制，随着宋金战争的不断恶化，已难以维持，武将掌兵局面自然形成。大将专兵不仅破坏了“祖宗成法”，而且对朝廷形成了潜在威胁。通过几次同拥兵武将之间的斗争，高宗和秦桧最终采取阴谋手段夺取大将兵权，并杀害了岳飞，此后，武将地位一落千丈。然而，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文臣掌兵显系社会安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古“县”新考——与唐德刚教授商榷

唐德刚先生《晚清七十年》对“县”的性质、建制的说法值得商榷,从文字学与政治两方面结合古代礼制提出新的考证,对古代“县”的建制的产生演化及在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侯国间的同与不同进行历史的考辨,证明唐德刚先生以“悬而未决”论说“县”,十分不当。同时为县之起源,立一新说。     

论文艺学的越界－－与陶东风教授商榷

文艺学越界的主张,表面看来很具拓展意义,实质上却不利于学科的健康发展。“审美的泛化”自然会也应该成为审美科学关注的对象,但却不能使文艺学将其纳为研究对象变得合理。倘若文艺学一定要越位,则不但会取消学科的规定性,而且还是在舍本求末。文艺学学者的越界研究——如广告研究,并非就是文艺学研究。     

苏轼“六次过苏”考——兼与姜光斗教授商榷

姜光斗在《苏轼的姑苏情缘一瞥》中认为:苏轼曾六度过苏,似也曾在苏州的定慧寺入住。经考证,其实苏轼经过苏州不止六次,而是八次;另外,苏轼"或晤"的方惟深不是其前辈,而是其晚辈。     

马燧家族三世行实与韩愈诗文关系考

马燧家族在中唐德宗朝煊赫一时。随着马燧的殁亡,其子孙难守家业,三世即离析衰败。通过史传、墓志等材料,可大致窥见马燧家族由盛而衰的这一过程。韩愈早年衔恩于马燧,又与燧子畅友善,集中多篇文章可见韩愈与马氏三世之交谊。除了《猫相乳》、《殿中少监马君墓志》一类纪实文字外,元和元年所作的《城南联句》也寄寓了韩愈对马氏家族极盛而衰的叹惋。韩愈这些作品的命意,可以借助马氏三世行实之梳理予以进一步体认。     

教育之适应与超越 ——兼与鲁洁教授、杨昌勇博士商榷

教育是超越社会还是适应社会,关键是看教育能不能成为主动地改造外部社会的力量。在这个问题上,历史中的教育家有不同的理论选择,柏拉图认为教育应该成为改造社会的力量,而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应该为维持社会的现状服务,在实践中,教育是适应社会,还是超越社会,经常是社会权力选择的结果。     

两宋之交赵构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及其政治遗产

两宋之交,大元帅府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建立并发展起来。大元帅府以帅府集团为核心力量,以檄书等文书形式为军政运行的载体。帅府集团随着军政形势的变化而随时调整、渐次形成,文、武、侧近等三类人群相互交织,却难有号召勤王力量的实权人物。大元帅府的军政运行,力图突出赵构的核心地位,以便运转更迅速、有效,但往往因受制于各种因素,军政执行力度大打折扣。大元帅府的组织、运行,为南宋政权留下了重要政治遗产。南宋初年宰执更迭、武将受控、近习干政、御前统军等诸多政治现象,往往可追溯至大元帅府时期的统军思路及军政运行方式。     

毋庸妖魔化电子游戏——与孙绍先教授商榷

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和当下处境中,电子游戏面临如过街老鼠的悲惨境地。在这种社会潮流的裹胁下,一些学者也加入讨伐之中,电子游戏被妖魔化,阻碍了电子游戏产业的健康发展。与其诅咒、妖魔化电子游戏。还不如多角度、科学地审视电子游戏,给电子游戏的发展一个宽松公正的社会舆论氛围,积极引导其逐步克服异化现象,走上健康发展之路。     

冯子振籍贯考——兼与易小斌先生商榷

元代著名词曲家冯子振的籍贯共有五种说法,即东海说、攸县说、湘乡说、宁乡说、双峰说,而以"攸县说"最为盛行。然据传世文献及冯子振故居、墓地、后裔等佐证材料,可证冯子振籍贯是湘乡县。     

两宋时期刻本东传日本考——兼论金泽文库之创建经纬

本文旨在收集日本中世有关宋本传承的史料,勾勒出现在还不甚明了的两宋刻本东渐之大致经纬.指出在两宋时期虽不时有一些宋本书籍被带入平安,但基本上都仅局限于宋商的贿赂礼品.宋本真正大规模进入日本乃晚至宋末元初的镰仓幕府时期,与著名的金泽文库之创建有着密切的关联.另外,本文还通过对这一时期东亚海域局势的分析,将幕府儒将北条实时派船到大陆购买大批宋书及金泽文库创建的时间落实到1258年到1266年之间.同时还指出,金泽文库乃是幕府之公家藏书机构,幕府之所以要引进大批宋书、大力推行宋学,乃是希望借此来建立起幕府政权在文化上的权威,与京都的皇家贵族分庭抗礼.这种通过引进中国新书籍新思想来对抗旧有文化势力的做法,此后亦被日本历代武家政权所袭用.     

浅析强制管理制度——兼与张榕教授商榷

强制管理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执行措施,许多国家都在民事执行程序中设立了强制管理制度,将强制管理作为与拍卖、变卖、以物抵债并列的一种变价措施,以有效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对“执行难”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积极意义。在我国对强制管理还存在着一些基础理论上的争议,从对强制管理的介绍出发提出五个追问,厘清其实践意义,期待强制执行法修改时将其收入其中。     

正误之辨宜慎重——与周中明教授商榷《红楼梦》校勘问题

周中明《关于1996年人文版（红楼梦）校勘问题的商榷（一）》一文，所举出的“人文本未予校正的谬误之处的例证”中，有不少是否真属于底本“庚辰本”的谬误似尚可进一步商榷。本文主要就周文中断为“因音近而误”和“因形似而误”的一些字词提出不同看法。     

旧学商量加邃密——读《两宋词人丛考》

晚清以降，现代意义上的“词学”开始建立，词之起源、声律以及词作品评、词史建构等方面都出现过许多极有创获的论著，词学研究相对热门的态势可以说一直延续到了今天。然而，当我们检讨近来的学术成果时，却发现太多的研究者热衷于理论的探讨，而其“劳动”又难免因袭或蹈空之讥，在“显学”光环笼罩下的词学研究特别是宋词研究似乎走进了一个看似热闹其实沉闷的怪圈。     

略论陶渊明之"志"--兼与魏正申教授商榷

本文从三个不同侧面,论述了陶渊明之"志"的具体内涵,探讨了陶渊明之"志"产生的时代和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并对魏正申陶渊明"以诗文传世"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     

典权的死亡与再生——兼与张新宝教授商榷

“典权废除论”往往从典权所谓的固有缺陷出发来论证典权制度的没落和消亡,没有看到这一问题的实质不是典权制度先天的不足或者缺陷,而是本土制度在西风东渐的立法体例下,如何很好衔接和融合的问题。由于典权具有相当的特殊性,试图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纳入其体系之下,总会显得生搬硬套与牵强附会,我们肯定典权在现有物权理论和立法实践中的困难,也考虑到现实的需要和可能,提出在商事特别法的方式下对这一古老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     

再论逻辑学与通识教育——与王路教授商榷

"取代论"引起的争论是混淆逻辑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伪争论.逻辑通识课的目标是提高逻辑思维素养.逻辑思维素养是具有一般可比性的日常逻辑思维能力.现代逻辑关注逻辑之学理,普通逻辑关注日常思维,二者对同一种涉及日常思维的知识往往有不同的处理, 普通逻辑的处理方式适合通识教育."逻辑现代化"的口号是针对逻辑专业教育的.强调现代逻辑与普通逻辑的对立,是中国学界的一种特殊现象,这使得发展与改革逻辑通识教育,不得不时时为普通逻辑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