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位文化”论战刍议

“本位文化”论战刍议李妍近代以来，我国思想界曾经围绕着中国文化出路问题，进行过多次论战。其中尤以三十年代关于“本位文化”的论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过去，学术界大多把这次论战视为反动思想界的一次内讧，因而重视不够。本文对此问题略陈己见。１９３５年１月...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新评

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论战”新评罗珍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发生了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这场论战，史学界多数论者将其看作是“从１９２０年起，无政府主义者为了争夺青年、争夺宣传阵地，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     

“中国之治”的历史文化底蕴研究

“中国之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从时间、空间、文明三重维度进行剖析，可以建立理解“中国之治”的跨度、广度和高度，秉持相应的眼光、胸襟和格局，并进一步构建当今“中国之治”的宏大叙事。“中国之治”以“道”为形而上依据，以仁政治理为理想境界，以“庶之”“富之”“教之”为治理的基本路径，以选贤任能为关键制度，蕴含着丰富的治道思想。“中国之治”是治道与政术的统一、传承与发展的统一、历史与未来的统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科学与人文的结合、国内与国际的结合；是求大义超越逐小利的境界，是王天下超越霸天下的追求，其普遍性得以超越特殊性。“中国之治”不仅是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而且对当代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魏晋玄学“贵无”论

世界性的文化交融,“西学东渐”是一面,另一面则是“东学”也正在“西渐”。由此有必要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玄学“贵无”理论作进一步的探讨。文章认为引人注目的魏晋玄学“贵无”理论的产生乃是人类抽象思维的必然结果,是魏晋名士思想深邃的表现。文章认为这种深奥的玄学“贵无”理论并非凭空产生,它根植于魏晋社会之中,唯有用这种没有规定性的“贵无”思想武器才能应付动乱的社会现象;所以当时的名士们都持有“贵无”思想。文章还认为玄学“贵无”理论之所以盛极,还在于它渗透于当时名士养生保命、服药治病、人物鉴识乃至文学批评等方面,由此构成富有特色的魏晋风度,使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深远的影响。     

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辨正

在中国学术史的叙述上,一般都以玄学为魏晋时期的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当时经学仍系魏晋之间的社会主导学说,而非所谓的玄学。尽管玄学的“贵无”、“崇有”等主要学说产生于魏晋时期,但“玄学”的名称却要到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年)在鸡笼山设立四学时才出现的。因此,对魏晋时期的时人来说,当时既没有称之为“玄学”的学问,也没有被指称为“玄学家”的人士,所谓的玄学或玄学家至少是南北朝以后的概念。事实上,魏晋两朝继承和延续着汉代的遗风,无论朝野都有浓厚的经学氛围,故而魏晋时期经学仍然十分发达,特别是其中的易学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虽然玄学流行于南北朝以后,但其主要学说产生后也对魏晋经学起着强烈的刺激作用,使魏晋经学从所谓的僵化状态中摆脱出来,吸收了新的成分之后,仍然成为中国社会主导学说和主流意识。     

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

山水以形媚道─—论东晋诗中的山水描写［新加坡］王力坚西晋元康年间，郭象注《庄子》，重新兴起了玄学之风。郭象的玄学是以“万有独化”，取代了正始玄学的“以无为本”。正始玄学以“无”为万物（万有）之本，而郭象却说：“无既无矣，则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为...     

“北地傅氏”的郡望所在

“北地傅氏”的郡望所在赵以武“北地傅氏”是汉魏晋乃至南北朝时期北中国的一门望族。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这门望族的郡望之地发生过多次变迁。其中，魏晋时期的文学家傅玄，史传称他是“北地泥阳人”。有的论者就将傅玄的郡望地注成“今甘肃宁县”，把傅玄算成甘肃历史...     

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后现代主义与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王晓升本世纪５０年代末６０年代初，一种以全面检讨西方文明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悄然而生，并在欧美思想界引起一场“后现代主义论战”，它所表现出的那种彻底反传统、反理智，甚至反文化的精神品质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一、后现...     

魏晋“名士”与“士风”

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魏晋士人体现出了鲜明的形象特征，他们有一个令后世文人悉心向往的身份一名士。魏晋名士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集政治、经济、文化特权于一身。面对世风的虚伪与偏执，东汉士人曾有意识地加以矫正，在一部分人中出现了崇尚任率的生活态度。竹林名士继承这个传统，引《庄子》赋予玄学，开创了晋代“达”风。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 走出政党历史“周期率”

纵观社会发展史，似乎许多政治集团都逃不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究其根源就在于这些政治集团在创立时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在生死存亡的激烈斗争中，往往比较容易做到与人民同甘共苦，团结奋斗；而在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之后，却忘记了创业时期的艰难岁月，容易将公共权力“私有化”、““商品化”，以权谋私，贪图安逸，追求享乐，脱离群众。可谓创业功勋卓著，守业却一败涂地。历史上这种情况屡见不鲜。……     

“今”与“新”——论李大钊的时间意识

人类创造历史的前提是对于历史的自觉，这种自觉首先表现为科学、进步的时间意识。在李大钊的时间意识里，时间是一维的、向前的，人是时间的主体，人在时间的创造构成了历史和人生；“时间”“历史”“人生”是三位一体的；“今”和“新”是核心价值元素。李大钊时间观的理论创新性主要表现为，率先提供了现代哲学诠释的“大视域”，并将学术研究与民族独立、社会革命结合起来，从而超越了纯学术，为历史变革提供了批判武器。     

“五四时期”的“科教兴国”思想及其历史启示

本文概论了“五四时期”在“科教兴国”方面的思想成果，并揭示了这些思想成果的历史启示。“五四时期”的“科教兴国”思想是我们今天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我们应该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把“科教兴国”伟业向更高层次推进。     

空潭写春:论魏晋玄学与晋人之美

东汉末年 ,客观历史条件激变。儒学无法以其固有地位继续存在 ,名教信仰严重跌落。此伏彼起 ,“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遂因势生发。道、玄、儒相互冲突、相互引牵 ,运演出错综复杂的动态流变。玄学的出现 ,虽有清谈虚空之痼疾 ,却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实则不能迁就的是名教的异化。玄学整合架构了一个充满矛盾、热情、浓于生命彩色的美的时代     

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分流

五四时期，是中国思想界异常活跃的时代。各种社会思潮都有自己的传播市场，而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起初的各派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①。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阵营中，多数人继承了中国无政府主义始祖刘师复的衣钵，信仰克鲁泡特金...     

俄国走什么路?——斯特拉霍夫与索洛维约夫之间的论战

19世纪80年代末,俄国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公开论战。论战的双方是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和文学评论家、哲学家斯特拉霍夫,争论的焦点是《俄国与欧洲》一书。①一、背景和起因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对农奴制和社会各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随着改革的进行,关于俄罗斯命运的讨论也迅速展开。如果说此前19世纪30~40年代“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讨论是为了寻找俄罗斯命运的独特性,那么此时讨论的重点则主要是选择俄国的发展道路。一方面,他们继续争论,俄国的“发展地点”是处于“西方”还是“东方”;另一方面,这一时期,经济学、社会…     

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之比较

威尔逊、罗斯福和布什的：“世界新秩序”之比较纪胜利伍德罗·威尔逊、福兰克林·罗斯福和乔治·布什分别在２０世纪美国和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出任美国总统。面对巨变的世界，他们都曾踌躇满志地提出了规划未来“世界新秩序”的蓝图。其内容虽不尽相同，但均体...     

“罗刹石”考

“罗刹石”考李志庭历史时期钱塘江上的＂罗刹石＂，曾经是钱塘江航运之大害，钱塘江亦因之而有罗刹江之名。自吴越国王钱天宝三年（公元９１０年）筑捍海塘以后，罗刹石随之消失。从此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刹石的地理位置及其消失的原因，渐成一团迷雾。今作是文如下...     

论列宁反对“左倾”的斗争

论列宁反对“左倾”的斗争艾景学列宁在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左”倾错误斗争的历史经验对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深化改革过程中提出的既要防“左”又要防右，特别是要注重防止“左”的错误，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所以，对列宁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反对“...     

战后日中思想交流史上的“狂人日记”

战后 5 0年 ,日中关系及日本的中国研究处在转折关头。其间积累的研究成果固然不少 ,若作为“研究史”来概括的话 ,给人的感觉依然还是“战后日本思想史”的反映。战后日本的学术研究 ,无论哪个领域 ,都是以战败为契机进行自我批判 ,在此基础上批判和否定日本的学术研究。所谓战后日本思想史 ,就是指在这种“反省”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没发生什么 ,思想界怎样出现真空以及如何变质的历史。1 945年以后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思想界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1 970年前后 ,“左右的对立其实没有意义”的想法出现在日本。从日中思想交流史方面看 ,日本…     

“内圣外王之道”——郭象《庄子注》对《庄子》的强制阐释

我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经典文本的阐释具有密切的关系,解释者往往以经典阐释的方式展开哲学体系的建构。向秀、郭象之阐释《庄子》,打破了视域融合的平衡,突破了文本客观性的限度,肆意地发挥其主观思想,建构了一套新的玄学体系,是“过度诠释”“强制阐释”的典范。郭象之诠释的基本目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即把庄子的方外之道转化为玄学的“外内相冥之道”,圣人养心养神即治国平天下。这是以养心养神为主而以治天下为辅的统一,即以道家思想为主而以儒家思想为辅的统一。郭象运用“寄言以出意”的解释方法,一是以庄文为寄言,非真非信;二是夸大寄言与出意之间的重大间距性,从而忘言以得意。这一方面有利于郭象摆脱庄文的限制,而较为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主观思想,以填补意义间距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郭象消解庄文之义与他所阐释“庄子之意”之间的矛盾冲突,以确证其解释的有效性、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