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犯罪的立法规制之模式构想

海上犯罪是内水、领海、群岛水域、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国际海底区域和公海领域内所发生之犯罪行为的总称;我国刑事立法关于海上犯罪的规制存在与陆上犯罪不加区分、与附属刑法规范不协调、未与国际条约衔接等诸多弊端;针对海上犯罪国内立法之不足,应在宏观层面上调整传统刑事立法思维,在微观层面上区分海上犯罪与陆上犯罪以及设置相应的海上罪名体系。     

刑事司法关系规范的宪法重释

刑事司法关系是刑事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产生的关系,是我国司法权力运行机制改革的关键环节,应回归宪法文本对其进行重构。但《宪法》第135条只是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性陈述,并不是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刑事司法关系规范可以分为主体规范、条件规范和目的规范,具有融贯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等特征。刑事司法关系规范的确定应将《宪法》第135条置于宪法文本的发展脉络,对其在整体宪法规范秩序之中所处的体系地位和所发挥的功能以及所处的社会语境进行全面分析,并与其他具体法律规定的关系进行融贯性解释。随着宪法的修改和社会的发展,刑事司法关系的规范内涵也有所改变,逐渐趋向法治框架下的审判中心、权力制约和人权保障,这应为我国的司法改革所遵循。     

建构刑事政策指引的构成要件理论

刑法体系不应当是封闭的体系,它需要刑事政策的引导才能成为具有效益的体系。但是,刑事政策的介入也不能过度,其应以刑法体系为边界。在构成要件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刑事政策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从贝林所建构的构成要件论到以刑事政策为导向的构成要件论,刑事政策对于刑法体系的影响完成了从“体系外推进”到“体系内指引”的转变。构成要件最重要的机能——罪刑法定主义,本身就深深地渗透着刑事政策的思想。构成要件的解释不是机械的逻辑涵摄,而是一个从构成要件中挖掘规范含义的过程。构成要件的解释应当坚持解释方法的位阶性．并且通过刑法规范保护目的（法益保护）来指引构成要件的解释,以促进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有机结合。     

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的冗余机制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领域，数据安全治理具有系统复杂性，需要增强应对数据安全刑事风险的适应性。系统论中冗余控制原理与风险刑法观念契合，数据安全刑事治理冗余机制包括风险识别、法益衡量、责任分担、入罪缓冲等内容。对于冗余机制应当合理设置并限制运用，以避免产生负面效应。构建数据安全刑事治理体系，须具备内外部两方面的冗余机制。体系内部冗余包括两方面：在立法层面，刑法总则与分则条文之间、刑法分则的罪名之间和罪状之中，以及刑事制裁措施及附属刑法规范中都具有相应的冗余机制；在司法层面，刑事裁量与刑事执行、刑事司法解释、刑行关系衔接中也蕴含着冗余机制。外部冗余机制有硬法和软法两种形式，包括数据犯罪的前置性行政法、民法规范、刑事政策以及企业刑事合规中的冗余机制。上述冗余机制的有机结合，能够为数据安全刑事治理体系运行提供安全、稳定的保障，是数据安全刑事治理现代化的可行路径。     

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内之倡导——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的必要性

罗克辛教授将刑事政策置入刑法体系内,解决了刑法体系与刑法教义学、社会发展与立法相对滞后的矛盾,这对我国构建刑法体系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将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置于刑法体系内,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罪责中融入刑事政策,形成目的理性的犯罪论体系,能解决个案正义与刑法体系稳定性的冲突,兼顾刑法体系逻辑性与刑事政策价值性双重优点,防止刑法体系僵硬化之危险,发挥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灵活性之优势。     

回应与突破：构建网络诈骗犯罪刑法规制新体系

网络诈骗犯罪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传统诈骗犯罪依托网络技术而衍生出的新型犯罪形式。在我国当前的刑法体系中，网络诈骗犯罪只能依靠传统的诈骗罪条款予以规制。然而，网络诈骗犯罪具有不同于传统诈骗犯罪的新特点。尽管我国当前的刑事治理已经呈现出刑法保护前置化的趋势，但受制于保守的刑事立法体系以及处罚机制等方面的不足，导致对网络诈骗犯罪的刑法治理与社会现实和犯罪发展相脱节。针对这一现状，应立足于对网络诈骗犯罪的治理需要，从构建开放性刑事立法体系、把握网络诈骗犯罪新特点、规范完善刑事处罚机制、完善刑事治理配套措施方面对现行刑法规制体系予以完善，从而实现更为有效的网络诈骗犯罪刑事治理。     

刑事立案监督中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刑事立案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刑事立案主体的立案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的法律监督。立案监督是检察机关对刑事诉讼法实行检察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侦查监督、审判监督和执行监督等共同构成完整的刑事诉讼监督体系。立法规定的欠缺和实务中的不规范，使得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权难以落实，刑事个案的立案监督流于形式。进一步厘清和准确认识刑事立案监督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对于健全我国刑事立案监督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论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体系定位与立法属性

人工智能刑事风险并非属于一种"超个人风险"类型。对人工智能刑事风险认知的主观幻化现象进行逐一诘问，能够得知：超个人风险分为事实层面的现象风险和规范层面的法律风险，智能产品在设计和编制程序范围外，其所实施的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仅是一种纯粹事实的现象风险。人工智能产品刑事责任评价的路径阻却在于智能技术本身缺乏生活情感的经验总结、智能产品适用刑罚规范不具备现实意义、深度学习是凭借人类思维模式的基础输出进行的。人工智能刑事风险的立法归责应确立限制从属性，亦即，限制可允许性与超越性的人工智能风险之存在，明确人工智能刑事风险从属于自然人主体。继而，可为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科学化探索奠定理论基础。     

我国刑事罪名体系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刑事罪名体系的不足与完善牛振宇一、刑事立法罪名规定的现状１９７９年现行刑法典的制定通过，初步确立了我国刑事犯罪的基本结构和刑事责任的基本内容，其后相继颁布的一系列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规范（即非刑事法规中的刑事条款）都以此为框架，对刑法典的内容进行了...     

妨害疫情防控行为的刑事政策限度与刑法适用

晚近以来，具有高致病性和易传播性的传染性疾病，逐渐成为危害世界人民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阻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面对传染病疫情，刑事法律理应承担起时代使命。然而，刑事法治被激活的同时，另衍生出实质入罪化的相关争议。为实现刑法法益保护与犯罪预防之目的，需要以释法为中心的刑法教义学对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争议予以审慎回应。故意的主观形态可以成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只不过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立想象竞合，进而多以过失犯的形式出现。刑事政策变动需以社会环境之所需为依据，并结合妨害疫情防控犯罪所涉及之刑法规范的具体适用情形，建立刑事政策学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沟通桥梁，以发挥廓清罪行边界的重要功能。     

国际刑事法院刑事合作的基本原则

国际刑事法院的正式运作依赖于国际刑事法院与国家、国际组织相互之间的刑事合作和司法协助。国际刑事法院刑事合作应当遵循尊重国家主权、保障人权、适用《罗马规约》原则。这些原则构成国际刑事法院刑事合作规范体系的核心。     

认罪协商程序的实体侧面解读

辩诉交易、刑事协商、刑事和解三种不同刑法体系下的诉讼制度,具有司法理念、诉讼结构及规范构成上的实质共性。其对协商性司法的精确诠释及由此得出的法律结论与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具有理论上的契合性。司法机关或当事人对实体性权利的处分有可能引致对犯罪构成体系的实质修正甚至消解,因此认罪协商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必须与刑事实体法保持规范上的协调与机能上的互补。     

刑事法官诉讼角色浅议

刑事法官所担当之诉讼角色是一个贯通理论与现实的命题，与诉讼目的之实现、司法公正之保障关系密切。在历史演变与域外视野下，这种诉讼角色有着不尽一致的表现形式。在当下我国，基于角色规范的文本冲突、角色期待的上上下下、角色领会的里里外外以及角色扮演的台前幕后等因素，刑事法官的诉讼角色失调现象明显，对此应从理论上加以关注。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关系简论

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的宏观关系体现为刑事政策应纳入刑法体系之内,刑事政策通过危害性概念这一"连结点"被导入刑法解释中。刑事政策属于论理解释之"理",符合刑事政策之理才能体现立法的精神,因此刑事政策应成为检验各种解释方法的最后标准;实质解释与刑事政策的价值内涵相一致,以形式解释为基础,再进行实质解释符合法治国的发展态势。在我国现阶段,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用语的"射程"范围,语词的扩张与限缩都离不开不同时期刑事政策的指导。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罚功能中的体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法,无论是纵向来看,还是横向比较,都不是一个新的概念,而是一个历来根植于法治体系,极言之,甚至其本来就是法治体系的一个灵魂概念。但今天,它所释放的一个信号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背景下,司法运行体系与之呼应,改变以往单纯的"重典主义",忽视"个别调整",导致刑罚功能的"预防虚位,惩罚疲劳"的被动态势。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正确解读入手,探讨其对于促进刑罚功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现状、定位与建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指导性案例工作虽然取得实质性进展,但仍存在形式缺乏规范、规模总量偏小等问题,其根本性原因乃在于体系性的定位偏差。刑事指导性案例应当定位为具有内在规范约束力的独立、权威、明确的法律适用规则,据此,应当建构体系完整、动态发展的中国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生态系统。具体而言,坚持以罪刑法定与公平正义为基本指导原则,从发布、适用、更新三个维度展开结构性的制度建构。     

再谈法律规范适用的统一——以许霆行为的定性为视角

通过对许霆行为的再分析，认为其行为应该定性为盗窃罪，而不能定性成盗窃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提出，法律规范适用不统一的原因在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法律体系建设不系统等。为统一法律规范的适用，应该协调部门法的关系，建设统一、系统的法律体系，确立法律术语的规范和统一使用，加强法制化建设，处理好刑事政策和刑法的关系，统一认识。     

刑事司法对刑法规范的价值判断--从“实名制下替人购火车票案”谈起

刑事司法是对刑法规范的一种价值判断活动。在实践中,刑事司法对刑法规范的价值判断所表现出的绝对形式主义必将自身引向一条“不归路”。基于现代法治理念,刑事司法应当是一种对刑法规范进行的合立法目的性、合情理性、合必要性和合逻辑性价值判断活动。     

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动态与应对——以TPP协议为分析框架

TPP协议通过扩大知识产权领域的刑法保护范围,缩减犯罪构成要件,明确适用情形,丰富处理程序,总体抬高了国际领域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的水平;而力度不足、体系失衡和概念冲突是我国当前知识产权刑法保护的症结所在。我国应借TPP协议之东风,及时更新前置性法律法规,系统调整刑事法律规范,尝试全新的刑事立法模式,以便全方位推动知识产权刑法保护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俄罗斯刑事执行法典的发展变革及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法典源于沙俄监狱规范与苏维埃劳动改造法典,该法典借鉴二者基本框架与内容构设了俄罗斯现行刑事执行立法体系,对刑事执行法律的各项基本原则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较好地反映了俄罗斯当代刑事执行政策的立法导向,对刑罚执行人道化、刑罚执行差别对待与个别处理等价值目标贯彻得比较彻底,既有利于被处刑人员的矫正,也有利于其释放后回归社会。该法典对我国刑事执行立法法典化及刑事执行政策的推行与贯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