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肖田问题——答张雪明同志

《武汉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登载张雪明同志的《释尼田——与张政烺同志商榷》。最近,我才见到这一期学报,既蒙张雪明同志不弃,把问题提出来要进行商讨,我理应回答,以下就该文的顺序谈几点。原文说:“《说文》肖‘从肉小声’,值     

关于蒙古语状态词问题——答王玉明同志

蒙古语的状态词问题是与副词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词类划分问题。状态副词包括一些什么词?它们有什么特点?研究者们一直有不同见解。那种蒙古语副词和状态副词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我在《民族语文》1980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蒙古语的状态词》一文(以下简称《状态词》),提出了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顺便说明一下:《状态词》的某些观点如果同本文有出入,应以本文为准。)王玉明同志在《西北民族学院     

关于国内垄断利润的来源——答李相海同志

你对《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三版关于国内垄断利润来源问题的商榷意见读到了。你仔细阅读和推敲《教材》中有关这一问题的提法和全部论述,把第二版和第三版作了对照,指出第三版某些论述的矛盾之处。对你的这种钻研精神和对《教材》的关心,我们深为感谢。我们对垄断利润的含义和来源的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教材》第三版和第二版相比,关于垄断利润的来源阐述不同了,但对垄断利润的定义没有相应地作出更明确的规定,致使阐述中有含义不清的现     

关于“理想化”——答傅其三同志

傅其三同志的《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一文(见《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文艺理论增刊),是对我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思想浅说》一书中论述“理想化”问题的批评。我很久以后才拜读到傅文,似有必要重申我的观点。我所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上反对理想化,是从他们自己的有关言论中得出来的。傅文说:“马克思恩格斯并不反对理想化”,那就应该举出有力的论据,推翻我的结论,证明他自己说法的正确。遗憾的     

答李澍文同志

李澍文同志的《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的探讨》,对拙作《论毛泽东哲学思想》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拜读之后,很受教益。这种学术上的不同意见的自由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下面我再谈谈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定义的认识,以求教于李澍文同志。 一 李澍文同志根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强调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指出拙文在说明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忽略了”这     

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的几个理论问题——兼答彭仁君同志

劳动力价值变动的趋势,是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常常要碰到的一个问题。我在《复旦学报》一九八二第四期《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一文中,曾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谈了我的看法。我在那篇文章中,根据可以利用的统计数字进行了一次粗率的计算,得出的结论是: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彭仁君同志在《复旦学报》一九八三年第一期发表《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几个问题》一文,从理论上和具体计算上提出相反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两种相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从长期趋势看,资本主义国家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是下降的。我国经济学界中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较多。另一些同志则持     

关于欧州近代文学思潮的思考——兼答富扬同志

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时期,是历史上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时期。资产阶级经过几百年的斗争,好不容易结束了统治欧洲一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当它还来不及认真打扫战场,清除残余的时候,其掘墓人—无产阶级却已日益觉醒,并在俄国首先埋葬了资本主义。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使得不同时代的资产阶级作家们创造出了许多各具异彩的文学作品。他们或召唤,透露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曙光;或呐喊,为本阶级取得统治权     

关于《<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中的几个问题——答倪正茂同志

拙作《演绎推理的新形式》一文(参见《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5期)发表后,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倪正茂同志的《<演绎推理的新形式>质疑》(以下简称“倪文”),就是一篇反对者的文字。倪文有合理因素,但更多的内容,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倪文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已超出了拙作的内容,涉及到基本理论,在此也不妨一并加以讨论。这里须首先申明,拙作关于     

关于人体科学研究的问题——答何作庥院士

钱学森提出创建人体科学,这是科学上的大难题。它涉及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大脑与意识的辩证关系。因而钱老坚持认为,必须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指导,用整体论与还原论辩证统一的方法去研究。在人体科学研究中。钱老认为,核心问题是如何开发人的潜能,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对它的探索,除了要有正确的哲学观点与方法外,还必须运用系统科学的理论、方法与手段,进行扎扎实实的实验工作。钱老对人体科学的研究是重大的理论创新,绝不是甚麽“伪科学”。     

美学三则——答李戎同志

在拙作《“人化的自然”与美》(见《山东师院学报》1981年第三期)一文中,我声明我是一个美学上的门外汉,在学习过程中有点想法,就写了那么一篇“不成其为文章的文章”。谁知“却犯了一个大错误”:在“尚未彻底弄清”“美的本质是什么”之前,竟然不同意朱光潜先生和《略论“共同美”》一文所表现的是“主客观的统一”观点,这确乎是“失之轻率”。     

关于社会需要与价值决定——兼答张俊青、陆晓明同志

胡耀邦同志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报告中指出:“从一九八一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一九八○年的七千一百亿元增加到二○○○年的二万八干亿元左右。”胡耀邦同志还说:“在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继续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这就将提高经济效益在今后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明确地规定下来了。而什么叫做提高经济效益,它的主要之点是什么呢?赵     

关于“‘嫦娥奔月’因由”答龚维英同志

近年研究神话的同志渐渐多起来了,出现了一种热气腾蒸的景象,十分令人欢欣鼓舞。上月我在北京参加民间文艺年会,我所属的神话小组,出席和列席的同志,竟多达十六、七人,对中国神话的几个重要问题,如范围、特质、与宗教的关系等,都作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后来渐趋一致,有的还各有保留。不论渐趋一致也罢,各有保留也罢,与会同志都觉得很有收获。这表明党的“双百”方针,在发展学术     

关于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答孙宝林同志

此文是对孙宝林同志反批评文章《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不容置疑》的答辩。本文认为，在学术研究中不存在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独树一帜”未必不好;与孙宝林同志文章的原则分歧不在于“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是否成立”，而在于能否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确立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并将其提升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恩格斯没有“深化与拓展”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恩格斯“深化与拓展”的是马克思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指责徐文认为马、恩立场、观点不一致是不实之词;本文进一步否定了列宁“验证”马克思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论。     

望更多同志参与土族历史研究——兼答李友楼同志提到的几个问题

(一) 学报编辑室转来李友楼同志《对〈土族族源考〉所引用材料的几点意见》,读后认为该文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即对土族族源应该展开学术争鸣和深入讨论。我又读到周伟洲同志《关于土族族源考问题的管见》,周系我的一位汉族朋友,对吐谷浑史颇有研究。周文在评《土族简史》的第三部分中提到该书关于“土族李土司的族属问题”的论述:“可能《简史》编者是以芈一之同志《土族     

关于李自成败亡若干史实的澄清——答韩长耕、向祥海同志

以湖南的一些同志发现了奉天王和尚坟为楔子,关干李自成给局的论争,迄今已三易寒暑了.这是一个非弄清楚不可的重大历史问题.因为,它不仅关系着李自成一生事迹的真伪,而且关系着南明隆武、永历两朝历史的估价.若如韩长耕、向祥海同志所断言,大顺军的联明抗清“是李自成隐居幕后,以高夫人(李自成妻)、李过(李自成侄)、高一功(李自成妻弟)代表全军出面的”;“这个决策指挥机构的领袖,就是已经退隐却仍在随军指挥的李自成.高夫人、李过、高一功只不过是出面站在前台活动的李自成的传命者和影子”;“此后的南明抗清也是以‘忠贞营’为主力”,那么隆武、永历两朝的历史就得从头改写为李自成领导的忠贞营抗清史了!我不怀疑韩向二位以及其他持“夹山为僧”说同志作如是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问题——答黄瑞云先生

<正> 《安徽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三期,刊登了黄瑞云先生的《司马迁生年考》一文,对拙著《司马迁生卒年考辨》(见《兰州大学学报》一九八○年第一期,以下简称《考辩》)有关生年部份提出质疑。读了黄先生的文章,对我有所启发,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商榷。现将拙见陈述于后,请黄先生和学术界同志批评指正。一考查司马迁的生年,最有价值的史料,是唐人的两条注释。据张守节《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从太初元年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应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     

关于鲁迅的《秋夜有感》——答洪桥、叶由两同志

洪桥、叶由两位同志的《读鲁迅〈秋夜有感〉》(《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2期)一文的副标题是“兼与几位同志商榷”。拜读之后感到,两位对只有八句诗的《秋夜有感》的后六句的阐释,与他们指名的“几位同志”并无多大歧异,商榷的文字集中在诗的首联两句上,而问难的对象则主要是我。我很高兴,疑义相与析,是深化对作品的理解的不可少的手段,何况我原是鲁迅研究的门外后生,只是在读书时偶有所得随手札记而已,是亟愿得到教正的。这里为申述我的理解,就两位同志的文章顺序先答疑、后辨析,权作再商榷。     

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答浦伯良同志

拙作《杨朔创作简论》 (发表于本刊1982年第1期,下称《简论》),是一本书稿的引论部分,先发表出来,是想征求专家、同行和读者的意见。浦伯良同志《要尊重事实》一文,对拙作提出了批评意见,我表示欢迎。首先必须向读者说明,拙作所根据的材料本身存在着某些失实的情况,所以一些史实便出现了差错。文章发表后,杨朔同志的胞弟杨玉玮同志来信对此予以指正,兹特对他表示谢意。现征得他的同意,将其1982年7月20日来函全文抄录如下,借以对拙作中杨朔某些生平史实予以订正。有位明友送了本今年的第一期《扬州师院》给我,拜读了您的大作《杨朔创作简论》。这是篇好文     

再谈历史的合力——答王启荣同志

我和李强同志合写的《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历史的“合力”之一例》一文(载1982年8月16日《光明日报》),引起王启荣同志的商椎(载《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4期)。我想,对恩格斯提出的历史的合力问题进行讨论是有意义的,它将有助于正确地领会这个理论,更好地把它运用于历史研究之中。读了王同志的论文     

再谈汉代的民爵与吏爵问题——兼答杨际平同志

河南师大学报编辑部转来杨际平同志的大作《西汉“民爵吏爵界限森严不可逾越”说质疑》,对拙文《军功爵制在西汉的变化》中所谈“民爵”、“吏国”问题,提出异议和批评,拜读之后,很受启发。首先我应该承认,在拙文中并没有把“民爵”和“吏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所以如此,第一是史书关于汉代赐爵制的资料不多,根据现有资料搞清汉代赐爵制的全部问题,那是不可能的;第二是由于《军功爵制在西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