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学略论——回复陈明先生

形而上学就是关于“形而上者”（形而上的存在者）的思想学术,这种形而上者作为唯一绝对的存在者（所谓“道之为物”）,乃是“形而下者”、亦即众多相对的存在者（所谓“万物”）的终极根据。形而上学是不可逃逸的,但传统的形而上学已经不合时宜。因此,必须重建形而上学。这就必然要求追溯到先在于任何存在者的、“前形而上学”的观念：“生活”亦即“存在”的思想视域。     

存在论、根据律与体用论的形而上学

存在论的形而上学是一种对存在者整体固定了的解释,试图从最高的和最普遍的根据去把握存在者,这种把握决定了何物能够作为世内存在者显现,即从“存在”（是,being）决定了何物之实存（exist）。这种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把握只是存在之理解的一条路径,因而只是形而上学的一种可能。在中国哲学中,物并未基于“相—是”得到把握,“用”成为中国哲学对物之同一的把握方式,从而也就是作为根据的物之“如何”。从“用”把握到的存在者之规定性,即物之“体”,而这种把握在指向物的同时,更指向了对存在者之整体及其根据的把握,因而通过体用论展开的对物之“如何”的追问表明自身为以“天德”或者“天理”为根据展开的形而上学体系。体用论的形而上学不仅是一种建构性的体系,更是一种可能的对物之理解和把握的方式。     

世间为何会“有”“无”

本文认为,“有”“无”问题涉及形而上学基础,也涉及海德格尔的全部思想。传统形而上学只知问万有之“有”,不知问“无”,而万有之“有”实为一个抽象的思想体,世间并无此种思想体,有的是可无化万有又可成就万有的“无”。因为世间是人的世间,而人就是海德格尔的Ｄａｓｅｉｎ,即会死者。因此,人的存在是生生死死的存在（过程）,“生”是“有”的根据,而“死”则是“无”的“龛位”。因“生”而展开出（有）一个世界,“生”着同时就是“死”着,这个世界又是（有）一个“无”。作为“无”存在,意味着作为否定（无化）了一切存在者的自身存在,“无”即存在自身,它是万有的起源、本质和真理。从“无”到“有”,让自身（真理）显现,这是人要做的事情。天、地、人、神就在人的这种“事事”中拧在一起在世,并作为存在的“命脉”得到保存     

论形而上学的基本范畴──有与是的区别与联系

形而上学即哲学：无不是形而上学的哲学，也无不是哲学的形而上学。这是我的“形而上学”观念。我是从我的形而上学观念或视角提出本课题的研究的。那么，什么是我的形而上学观念呢？《周易》的卦象，都有其内在之理。理与卦象统一不可分，构成一个共在系统。其质的规定就是卦。所以卦既是卦象，也是卦象之理，理统摄且扬弃卦象成就一形而上之道。与此相对，卦象的直接性本身即成为形而下的东西。所以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器者，以卦象为用之谓也。整个《周易》的学说，都是以卦象为中介，揭示其中的形而上的吉凶、祸福…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兼析陶渊明的诗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二分的基础上的,存在被理解为抽象的、僵死的理念或什么,而“基础存在论”(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是建立在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浑然一体的基础上的,存在被理解为出现着、生成着、显露着的活的过程。科学和形而上学的差别就在于,科学是研究存在者的问题,而形而上学不仅研究存在者,而且研究非存在者即“无”,“无”是科学所永远达不到的。而“无”之发现,全赖于“此在”,赖于人。海德格尔“无”的形而上学和他的哲学的诗意,使他和中国具有道家思想的诗人陶渊明十分接近,二者的哲学皆属于追求“本真状态”的超然哲学范畴,但又有不同之处。     

形而上学与现时代

古典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指超验的本体论。它在２０世纪遇到了严重挑战,现代化进程及其所蕴含的市场逻辑对经验原则的推崇、逻辑实证主义及其“证实原则”对形而上学的拒斥、科学认知领域出现的纯粹客观性和绝对确定性理想的瓦解、后现代主义对所谓“元叙事”的解构等;而更深刻的危机却在于形而上学本身,即它的提问方式的知识论性质,使“在”沦为“在者”。形而上学作为人的本然的存在方式,只能被暂时遮蔽而不可能被彻底抛弃。拯救形而上学的真正希望在于清算形而上学的提问方式,海德格尔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论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思想

论亚里士多德的本体思想王恒近代以来，亚氏的形而上学几成为误用科学分析方法的代称，我认为这是不符合历史的。其实，就是反形而上学更力的海德格尔也肯定亚氏著作中有所谓“超越者”的存在，它“超出一切存在者的种之外，同时又是任何一个无论是什么的东西都必然具有的...     

简论美和审美意识的阶级性和共同性

过去若干年来,由于“四人帮”搞的唯心主义盛行,形而上学猖獗,学术界关于美的阶级性谈得很多,关于美的共同性(或共通性、普遍性)往往避而不谈——不敢谈。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家思想得解放,才又时有讨论“共同美”问题的文章散见各报刊。但就我所读到的一些文章看来,实际只涉及人们的美感和美之观念、概念等。“审美意识”之共同性者居多,尚少涉及客观事物所具有的“美”——即“美之存在”是否亦有某些共同性?     

儒释道视阈中的境界形而上学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儒释道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故它不同于西方哲学的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实体形而上学.境界形而上学是基于对“仁”、“道”、“空”等存在的觉悟,而实体形而上学则是立足于对“是”的分析.所以,在儒释道中存在论和境界观是统一的.虽然说,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有本质主义的倾向,但是它仍认为“性”和“理”是相互内在的,所谓“性即理也”,即宇宙本体的“理”存在于人的“性”中,并能通过人的境界体现出来.陆王心学的“宇宙便是吾心”是典型的存在论和境界观的统一.在道家那里,“道”是存在,也是境界.在佛教那里“空”也有存在和境界两重含义.由此可见中国传统哲学本质上属于境界形而上学.     

“解构”·“克服”·“经受”——评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之思

海德格尔的哲学运思始终都是自觉地以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即存在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并不属于传统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范畴。他希腊式的形而上学之思总是呈现出克服传统形而上学,尤其是笛卡尔以降的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特征。把握海德格尔克服形而上学的立场和观点是理解西方二十世纪哲学走向的一个关键,在他的思想历程中,有三个环节或术语:解构(Destruktion)、克服(berwindung)、经受(Verwinden),这是准确理解他克服传统形而上学的枢纽所在。     

中西艺术本体的哲学阐释

今天,学人多用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指示中西哲学文化的差异,似乎并不得要领。汉人董仲舒伸张先秦儒学提倡“天人合一”,西人海德格尔责难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天人相分”（实即“存在与存在者的分离”）。但是,中国的“天”远不是西人的“天”,西方的“人”也不就是中国的“人”,董氏与海氏都是在各自的文化立场上说话的,若引为论据,总不免要指鹿为马的。     

海德格尔如何推进康德之哲学

本文就海德格尔的《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探讨了海德格尔如何从康德哲学中发展出自己的思想。作者认为,海德格尔从康德哲学前提出发,引导出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之“知识论”不同的“存在论”,揭示了康德为“经验知识”的必然性、可靠性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说明“知识论”必以“存在论”为前提,才能使其自身得到可靠的基础。作者指出,根据康德的“先验直观的时空观”,时间、空间是一切感性直观的先天条件,由此出发,海德格尔使时间、空间不停留于先验直观形式,而进一步开发出不同于“诸存在者”的“存在”,阐述了时间、空间的纯粹性在于它们的存在性,论证了“纯粹存在”乃是“经验诸存在者”的条件,亦即“存在”先于“诸存在者”,“存在论”先于“知识论”。据此,作者进一步讨论了哲学思想的创造性和历史继承性之间的关系这一更为普遍的问题,说明了创造性如何表现为说出前人所想说但又未说清楚的思想     

从"本质在先"到"存在在先"--西方形而上学的自我救赎之径

形而上学的灵魂是“在先”,即一种不断寻找另外的、更好的可能性的超越性力量。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大体经历了“本质在先”和“存在在先”两个阶段,前者的共性是追寻更“真”的“是者”,后者的特质是研究更“本己”的“是”本身。当代西方形而上学要克服自身的危机,必须进行转向,成为一种具有独特精神价值的生活方式。     

作为一之存在：荷尔德林与黑格尔一元论的起点

厘清荷尔德林对黑格尔思想发展的影响是一项有待深入的有趣研究。通过考察荷尔德林和黑格尔从1788年到1797年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可以发现,荷尔德林与黑格尔的一元论形而上学试图克服启蒙本身的二元论困境,即以一种原初的统一,也就是主体与客体的真正统一——作为一之绝对存在——克服主体与客体分离的二元论。由此,荷尔德林作为先行者,形成了一种“存在—爱—美”的统一哲学,而黑格尔作为后发者,则是在荷尔德林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存在—爱”的一元论形而上学思想。     

中国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史质疑──兼论董仲舒不是形而上学哲学家

近年来，研究中国辩证法史，成为哲学界一种新动向，并已经出版了几本专著。在这些著作中，古代辩证法被认为是与古代形而上学作斗争的，并且贯穿古今。例如《中国辩证法思想史》（先秦）探讨了“春秋时期朴素辩证法思想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以及战国时期“辩证法思想与形而上学思想的斗争”①，等等。但是，这个体系有一个基础理论问题未加论证，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有没有形而上学？如果没有形而上学，又何谈古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思想的斗争史呢？一、形而上学的时代性以及它与朴素辩证法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哲学史上第一次对形而…     

略论王弼与魏晋玄学

一“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代研究本末有无这样一类形而上学问题的学问。根据它产生时本来的意思是指玄远之义,即指所谓形式上的远离实际。“实际”有时指“事务”,有时指“事物”。远于事务,即出世,崇尚自然;远于事物,则重本体论,讲形而上学。故曰:“阮嗣宗……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     

上博简《诗论》“以人益”与《诗·菁菁者莪》考论

上博简《诗论》简文“以人益”之意并非“益人” ,如《诗序》所谓的“长育人材” ,而是靠与人的交往而得砥砺德操之益。《诗·菁菁者莪》的主旨亦在于此。孔子强调“益者三友” ,即有益于自己道德修养的朋友有三类 ,即“友直 ,友谅 ,友多闻” ,讨论《诗论》简文“以人益”应当注意到孔子的这个重要思想     

中西形而上学“同源分流”论

针对中国古代没有形而上学和有着与西方根本不同的形而上学这两种对立的倾向,本文说明,中西形而上学都起源于某种动态的宇宙观,两者有着共同的思考对象和思想特征。但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关注不同的问题,中西分别形成了“道德形而上学”与“自然形而上学”的传统。文章最后根据现代达尔文主义和进化心理学,对中西形而上学的同源和分流的原因作出解释。     

“追问根源”与“哲学困难”

进入20世纪后,由于现代性所暴露出的弊端,形而上学便开始遭遇困难,以至于出现了“拒斥形而上学”运动。在这种情形之下,海德格尔虽然也批判传统形而上学,但他主张区分“存在”与“存在者”,并由“存在者”提升至“存在”,从而重建形而上学。很显然,海德格尔的建构是一种“追问根源”的理路。历史地看,这种理路在中国哲学已有悠久传统,而且现代中国哲学家也有不俗的理论建构。总之,面对现代性问题所引发的“哲学困难”,“追问根源”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其实,不仅是面对现代性问题,面对任何“哲学困难”时,“追问根源”均是完善哲学的有效途径。     

“沉思”的形上性与非形上性——兼论“形而上学”与“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

“沉思”具有“形上之道”的性质，即关涉纯粹理性的沉思是一种超越世俗的唯有少数人才可能享有的神性至福。但是“沉思”并不具有西方哲学严格意义上“形而上学”的性质．因为严格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自然形而上学而不是道德形而上学；退而言之。与适用于一切有理性者的“道德律”相反。不可普遍化的“沉思”也不属于道德形而上学范畴。“沉思”的形上性和非形上性体现了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传统中国“形上之道”的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