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明清时期山东出现了众多的以科举起家、延续数代长盛不衰的仕宦家族,这些家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仕宦家族兴盛与其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是分不开的。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今天仍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值得人们去总结研究并加以宣传借鉴。     

宋代昭德晁氏家族文化传统研究

昭德晁氏家族在宋代众多家族中能够取得令人瞩目的文化成就,是与晁氏家族独特的家族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晁氏家族作为宋代文化世家的杰出代表,是宋代文化繁兴的最好见证。晁氏家族的教育模式、对于文化传承所具有的高度责任感、其独具特色的家族佛学修为,对于我们更准确认识宋代家族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魏晋南北朝妇女与家族教育的历史考察

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社会的分裂动荡,家族教育的发展、兴盛及人性的相对解放,众多妇女成为家族文化教育的教育对象,造就了众若繁星的才女智妇;才女智妇们又以自己的聪明才智,积极从事家族内的文化教育。在官学衰微的历史条件下,魏晋南北朝妇女积极参与家族文化教育,对于推动家族教育的发展、妇女个性的解放及人才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一席之地。     

20世纪初中国家族题材小说的文化冲突

20世纪前期中国家族小说,对传统家族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反思,家族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形象,都蕴涵深厚的文化意义。许多作家在对封建家族文化进行理性批判的同时,对传统家族文化的积极因素给予了充分肯定,有着难以割舍的家族情结。     

论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家族小说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家族作为一种观念、制度、文化引起了不少作家关注的热情,当代文坛出现了不少风格独特的家族小说,这些创作在继承中国现当代家族叙事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其对家族观念与民族革新等关系的历史反思;对家族精神性格与生命意志的弘扬;对家族生活与伦理情感的颠覆和解构走向了新的超越。     

近现代以来我国家族文化研究述评

家族及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重要特征,一直以来是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人类学探讨的话题之一。文章从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对近现代以来有关家族、家族文化及其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指出了以往研究的不足,提出家族文化在当前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复兴或恢复及其对社会运行产生种种影响,应当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     

西那瓦家族与泰国政治局势

泰国具有明显的家族政治特点,从君主制时期的世袭制,到军权时期的家族强强联合,再到金权时期新资本集团的广泛家族政治,泰国家族政治基础深厚,并呈现出其鲜明的特点。自2006年军事政变他信·西那瓦被迫下台流亡至今,泰国每一次政局动荡都围绕着西那瓦家族展开,那西瓦家族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忽视。     

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近代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

本文根据家谱和地方志等资料,讨论了上海著名的沙船业主王氏家族经历19世纪五代人的变化,家族代表人物由沙船主衍变为官绅和文化人,一个商人家族终至消亡的家族衍变史。王氏家族的衍变史说明,在传统的政治经济环境下,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一旦经商获利,商人就将资金转移于商业以外的领域——捐纳做官或子弟的科举教育等。种种因素决定中国的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     

清末民初社会变革与家族组织的自我调适——以江西地区为中心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经历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地方自治"思潮的兴起和实践、"祖宗革命"等学说的传播、科举制度的废除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均对家族组织一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面对种种社会变革,江西的家族组织及时进行自我调适。它们在士绅阶层的主导下,既借助传统的宗法观念进行族内整合,又利用地方自治、新式教育等新的政治文化资源寻求外部发展,从而导致了族谱编修的政治化、宗祠管理的社团化以及家族教育的新学化。     

宗规族训的敦族睦邻教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

宗规族训是家族制订、借助尊长权威施行、要求家族成员共同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和规章制度的总称,是随着家庭、家族的产生发展而出现的一种管理和教化形式,其敦族睦邻教化主要包括和睦族党、友善乡曲、乐善好施等内容。在教化途径方式上,强调立品行端正的族长家长以正身率下,通过家族组织施行教化,注重日常道德养成教育,情法并用、奖惩结合,设宗会宣讲族训、圣谕以相互规诲等。宗规族训敦族睦邻教化对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有助于家庭生活的健康进行、家业的兴建及封建宗法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助于化解邻里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达到家齐而国治的目标。扬弃这笔伦理、法律文化遗产,对当今社会治理、家庭教化尤其是和谐社会构建具有积极意义。     

宗亲文化热研究

文章探讨了宗亲文化的历史渊源,说明了当代中国宗亲文化的现状,剖析了宗亲文化热的原因及其现实影响。     

中国古代宗族聚居与宗族形态的历史考察

在历史上,中国的宗族制度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西周的宗法制阶段,东汉至唐中叶的士族、世族阶段,宋以来的庶民宗族阶段。其间,春秋至西汉,唐中期至五代,可视为两个过渡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宗族形态是不同的,其中主要的变化有:第一,宗族的平民化、庶族化;第二,宗族与政权组织的关系弱化、间接化;第三,宗族内部关系松散化,制度化程度和强制性减弱。此外,还发生了宗族聚居由北盛于南向南盛于北的变化。     

普遍伦理如何可能?——犹太民族与中华民族的经验及其启示

犹太教社会的伦理,通常称之为宗教伦理;与此对应,中国宋代以后社会的伦理,我们可以将其叫做宗族伦理。在犹太教中,伦理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各种律法,比如摩西十诫;在中国宋代以后的社会,这种律法即体现为族训和族规。换言之,这样一种伦理与法律密切相关,符合伦理的生活也就是符合法律的生活。同时,这样一种亦伦亦法的生活准则又通过教育得到落实。普遍伦理只有在法律和教育的担保下才能够实现或成为可能。这样一种伦理的真实性与合理性已为犹太民族的历史经验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验所证明。     

村治中的宗族政治表达——以大理周城白族村为例

近年来,一些以汉族宗族为研究对象的学者认为,在宗族势力复兴的今天,多数农村的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有着正面的影响、或负面的影响,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影响。然而,通过笔者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调研表明,宗族对村民自治的影响表现出了不同于汉族宗族的特点,即宗族在政治表达上的“不介入”和“无诉求”。     

宗族在城市发展的可能性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传统的宗族无论其组织形式,还是价值标准,更与社会主义所要达到的目标、与现代法制格格不入.因此.宗族制度受到了抑制.在现代农村改革时期,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退出和家庭承包制改革的推行,家庭成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经营单位.而在家庭与农村社会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宗族关系在一些地区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在城市,由于人口层次、政治环境、经济改革以及思想变化等方面的影响,城市也可能出现宗族组织.     

汉族宗法文化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变异

宗法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具有稳定性和变异性的特征。20世纪上半叶,在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冲击下,汉族宗法文化出现了一些变异性表现,正处于向现代社会组织转化的过程之中。宗族内出现了族长由选举产生,对族长可用投票、监督、弹劾、罢免等形式加以更换;族规的惩罚方式有所减轻,继嗣条件有所放宽;妇女地位有了一定改善,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离婚自由。     

家族政治:亚洲政治的魔咒

家族政治是家族组织长期控制或者影响政治体系的一种政治形态。它表现为家族力量在一个政治体系里居有支配性地位和特殊影响。在亚洲地区,家族政治成为一种政治常态,左右或主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格局。亚洲家族政治渊源于久远的家族社会,而近代以来又没有发生内生的民主革命,从而使家族政治延续下来。家族政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有其特定价值,对于保持政权稳定性、政治连续性、推动政治转型都有一定作用。但其局限性也非常明显,如接班人的正统性、家族政治的认同性、权力经济、政党分裂、家族政治的延续性等。所以,对现代政治体系下出现的家族政治这一政治返祖现象,需要作认真分析、全方位考察。     

内生性变迁与外生性变迁--中国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中的两种不同路径分析

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存在着两种可能的变迁路径,即外生性变迁路径与内生性变迁路径.在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双重路径的作用下,推动了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的现代变迁.外生性变迁与内生性变迁的有机结合应当成为实现传统村落家族文化现代变迁的最优路径选择.     

论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朱熹与徽州宗族文化之间关系密切,他推进了徽州宗族修谱传统的形成,徽州宗族修谱传统反过来促进了朱熹思想在徽州民间广泛渗透,受朱熹的影响,徽州宗族形成了重教兴文的传统,朱熹思想深刻影响了徽州宗族内部的礼仪规范建构和风俗习惯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