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收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各类公共组织为解决组织内部共同事物(或利益)时的制度安排,由于这种公共利益的存在,传统的基于“经济人”的“竞争性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应该发生改变,合作而非竞争,是公共利益组织最优化的必然选择。公共治理理论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基于这于认识,文章分析了公共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并对竞争性成本收益和合作收益两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合作收益分析是公共治理的方法论基础。     

《京都议定书》的集体行动困境

20世纪末期，气候变暖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社会为防止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的积极行动。由于其成员的广泛性与多样性，各成员对于《京都议定书》这一国际集体行动承担了不同的行动成本，各国的收益也有较大差异。笔者试图利用奥尔森的公共选择理论分析《京都议定书》面临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虽然其自身提供的成本-收益分担机制和选择性激励机制能够分担不同国家的履约成本，在增进全球公共利益的同时，增加各成员个体履约收益，但同时还需要外部的激励机制，以提高发达成员履行其国际义务的积极性，促成《京都议定书》的有效执行。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基于集体行动理论视角的阐释

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在集体行动中,经常出现由于个体的理性行为,而导致集体非理性结果的情况。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集体决策困难、公共产品的过度使用都是集体行动困境的表现。建立一种选择性激励制度、监督机制以及有利于相互信任机制运行的外部环境是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可行路径。     

权威缺失：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社会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调查

结合对我国中部地区花村的田野调查,对精准扶贫实践过程进行研究发现,村治主体公共权威的缺失是导致精准扶贫基层实践困境的重要原因。税费改革后,基层政府悬浮,吸纳式治理将村治主体引入既无体制支持又与村民关系松散的尴尬境地,使其公共权威无法确立,同时村治主体还需承担政策变动的消极后果,及扶贫建档立卡制给村治主体所带来的“三角压力”;驻村干部对村治主体权力的短暂替代及村民对该种权力的“工具性”认同、利用,致使村治主体公共权威在精准扶贫实践中进一步缺失,以致出现贫民争贫闹访、村民怨气横生,农村基层治理困境进一步凸现。提出在国家政权下沉的现代体制建设中,注重建立和维护村治主体的公共权威,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有效衔接,是精准扶贫高效实践的有效方式,也是实现农村基层治理良好运作的有效途径。     

“成本—收益”视角下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参与对于社会治理绩效的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行动者是否选择参与及其参与动力的高低,取决于行动者对参与成本与参与收益的解读、计算和比较。参与成本包括物质成本、机会成本、交易成本、负面的心理体验、他人不参与而被转移的成本、参与中所承受的参与风险以及“不参与成本”和退出参与的成本。参与收益包括物质上的收益、公共产品的再生产以及对参与过程本身的积极体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有参与补偿、参与认知与参与效能感、搭便车、选择性激励、共同体社会资本以及参与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公共参与的分析,需要将“成本—收益” 的分析框架和公共参与的影响因素结合起来。     

多边贸易体制内发展中国家结盟的集体行动分析

多边贸易体制内发展中国家的结盟属于典型的集体行动,谈判联盟的形成依赖于集体行动的成本收益分析。相容性集团的属性决定了谈判联盟在提供集体收益的同时,必须通过选择性激励提供个体收益以克服搭便车行为。发展中大国提供了谈判联盟运作的直接成本,而克服发达国家分化引诱发展中成员所导致的机会成本,成为促成谈判联盟形成,实现集体行动的另一个关键。     

村民参与村治的行动逻辑及关系结构困境

在实地调查中发现,村民参与村治事务不足并同时存在积极与消极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分析认为,村民两种矛盾性的行动态度其实遵循统一的行动逻辑:利益最大化逻辑、合法性逻辑和道义性逻辑。这三种逻辑在历史和现实因素的作用下使得村民与村治组织之间形成了“强管理-弱互动”的关系结构。这种呈锁定状态的关系结构不利于农村治理制度的建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村民对基层治理组织信任的维系,也导致村民在村治当中参与不足。为破解困境,需要从村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保障村民合法财产和相关利益,用发展的眼光持续推进农村治理改革。     

乡村社会资本与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效率————基于集体行动视角的研究

当前我国农民集体行动效率低下的根源在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高。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的关键在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而乡村社会资本有利于降低农民集体行动成本,提升农民集体行动效率。农村公共服务农民自主供给是当前典型的农民集体行动,其效率提升取决于乡村社会资本。从乡村社会资本维度来看,安徽省桐城市F村诚直为本的乡村社会信任、忠恕仁义的乡村社会规范及拓展的乡村社会网络是村民低成本、高效率自主修路的关键所在。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启示--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对于代表人诉讼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理性人假设”为线索，奥尔森提出了克服集体行动困境的两项措施：减小集团规模和选择性激励。从而为解决我国代表人诉讼的困境提供了分析工具和重要启示。     

新农村建设村民自治发展中的矛盾及化解对策

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但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村民自治在其发展过程中存在四对矛盾：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的矛盾、村委会干部成本收益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农村人口流动与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予村民自治之间的矛盾等。直面矛盾,寻求有效化解对策,以促进新农村建设,推进村民自治健康发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中的制度供给与农民参与——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实施的思考

集体行动的达成是解决公共事物治理问题的关键.对于小而分散的农村公共事物治理亦如此.集体行动的达成,一方面需要所在社群的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则需要与外围组织的多中心合作治理.对于当下中国农村公共事物治理而言,一方面要使“马铃薯”式结构的农民充分组织起来,合作参与治理;另一方面,需充分发挥以政府为主导的外围组织的支持作用.而在当下村民自治情境下,如何通过政府的外部制度供给,引导、激励农民合作参与治理,是问题的关键.通过对螺百社区“一事一议”制度的考察,成功的外部制度供给与实施,解决了农村公共事物受益的普遍性、公平性、参与性以及信任性问题,化解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间的矛盾与冲突,克服了“搭便车”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有力地激发了农民合作参与治理的积极性.     

声望资本：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的一个解释视角

对皖北Y村的调查显示,获得声望资本是村庄能人“当村干部”的内生动力。声望是稀缺的象征符号资源,对声望的追求源于人们渴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理需要。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样态,声望在社会关系中获得,并扩展行动者在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运用“文化网络-公共身份-声望资本”分析框架,阐释村集体经济“空白村”和人口严重流失的“空心村”,村庄能人“何以要当村干部”这一问题。结果表明,文化网络为声望资本的生产、累积和展示提供了载体平台,村庄能人深受乡村文化网络的影响,具有维持村落社会声望的内在需要。公共身份是声望资本生成的重要机制,担任村干部,便获得了由国家和村民双重承认的“公共身份证”,可为村庄能人扩展声望资本提供“位置资源”,有利于在乡村社会关系网络中扩大影响力,提升社会地位。声望追求能够强化村干部的公共属性,为乡村发展与治理提供持续动力。     

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协调的原因及对策

村民自治是一项崭新的政治民主建设尝试,但社会环境的制约使得许多地区村民自治产生困境。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之间关系不协调就是困境之一。本文试图通过村党支部与村民委员会不协调的原因分析,提出若干对策,对两者关系进行正确定位。     

村民自治的困境分析

对村民自治的评价,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和针锋相对的争论。笔者以为,应该从事实分析与价值期望相比较的两个视角去品评村民自治;而要真正确保其价值期望和理论意义的实现,必须尽快从根本上解决事实上存在的困境,即村民自治应该向“村自治”过渡。     

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

大规模劳动力转移和农村集体行动衰败,对改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带来了严峻挑战。基于 2018年四川省 9585个行政村样本数据,以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为例,实证考察了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阻碍村庄集体经济发展和削弱村干部领导力,是劳动力转移抑制村庄集体行动的重要渠道。此外,劳动力转移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高收入村和人口大村在劳动力转移中更加容易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研究进一步拓展了农村公共事务治理的研究场景,为纾解大规模劳动力转移背景下的村庄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集体行动逻辑视角下的农村环境治理研究

采用集体行动逻辑为视角对我国当前农村环境治理困境进行分析,原因有:"搭便车"导致村民环保意愿与环保行为的悖离;村集体规模制约着村民治理环境的协同一致;村委会缺乏农村环境治理的博弈动力;乡镇企业实际上是一个分利集团。对策是:突破"理性-经济人"假设,以现代乡贤为支点促进农村环境治理;实行"微自治",提升村民集体环保行动的有效性;采取选择性激励,激活村民参与环境治理的动力源泉;强化制度创新,以供给侧改革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可持续发展。     

村庄经济类型与村民公共参与——两个村庄的案例分析

村庄经济类型是影响村民公共参与的重要变量.文章结合两个不同经济类型村庄的实践,从公共参与的动机和目的、行为和态度、参与主体的构成等方面,对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民公共参与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经济类型村庄村民公共参与的差异和特色.     

新农村视野下的文化建设与农民合作

农村文化是影响农民合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时期,村落家族文化熏染下的农民通过家族集体行动和邻里互助来实现合作;在再分配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强势灌输下的农民主要在生产领域开展国家主导的集体合作;进入转型时期,在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经济话语渗透下的农民却陷入了合作难的困境。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必须重塑农民的共同体意识、重建农村公共文化,促进农民合作。     

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的运行机制研究

“村民自建”是农村公共建设的一项有效机制.通过对安徽省南陵县“三会四自一平台”的调查研究发现,在组建村民议事会、项目理事会及项目监事会的基础上,实行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建立多元化资源整合平台,有利于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活力与行动力.在这一“村民自建”的农村公共建设机制中,协作、激励与公共参与是其内在的核心运行机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公共建设“村民自建”机制,重建村庄共同体,推进乡村有效治理.     

纵横磨合：乡风文明建设的多重逻辑——基于湖南省14个市州的调查分析

作为乡村公共事物治理的乡风文明建设,其绩效不仅受到国家、地方政府、村支“两委”、农民四个主体行动逻辑的影响,而且受到乡村既有“权力-利益-规范”网络的约束。前者是自上而下纵向支配的科层逻辑,后者构成横向平等交互的协商逻辑。两种逻辑的磨合、博弈态势,制约着乡风文明建设的最终成效。从目前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看,占据主导地位的纵向科层逻辑,还不能与乡村横向逻辑完全契合,使得乡风文明建设遭遇困境。乡村社会个体化带来的公共生活衰落,进一步加剧了乡风文明建设困境,最终导致建设成效差强人意。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要以重建乡村公共生活、培育乡村良性社会资本为重点,采取纵向自上而下与横向平等交互相结合的双向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