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侵权案件证据运用比较研究

与传统侵权案件证据运用问题相比，网络侵权案件证据运用仍是个全新的问题。由于现行证据法律规定的限制，网络侵权证据运用面临许多实际困难，比如如何确定网络证据采纳标准和开示的范围等。在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网络证据法规的情况下，比较、评判和吸收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针对我国网络侵权案件证据运用的实际情况，运用法律和技术双重手段解决网络证据采纳、开示过程中的难题，应是理性之选。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侦查技术人员的证据意识

证据在刑事案件诉讼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诉讼的每个阶段都是围绕证据展开的。侦查阶段是诉讼程序的开端,刑事案件发生后侦查技术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证据,这就要求侦查技术人员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树立证据意识,转变侦查取证思维。     

间接证据疏义

在证据学理分类中，间接证据是理论分析较复杂、规则使用限制也较多的证据种类，但在间接证据的定义中存在着某些歧义与混乱。这些歧义与混乱主要归因于对直接证据、间接证据分类目的的误解、分类标准的混乱运用和间接证据特征的误读上。通过对分类标准的厘定和间接证据定义的溯源考察，可以对间接证据的定义作出一定的修正，并在此基础上正确把握间接证据的特征。     

关于行政证据形式的探讨

行政证据是一种独立的证据制度,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中经常运用的一种证据,应有其独立、统一的证据形式。目前,学界及立法部门对行政证据的形式并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就行政证据的形式进行探讨。     

电子证据立法初探

准确界定电子证据的内涵对电子证据立法具有重大意义。目前要解决电子证据证明能力的问题 ,当务之急是确立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种类的法律地位。如何运用证明规则判断电子证据的证明力 ,我们可以借鉴推定规则和交叉询问规则。     

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论我国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

行政机关在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到的某些证据可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奠定了行政证据和刑事证据衔接的基础,明确了部分行政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据能力,但仅有一个条文的规定显然不够,在具体的操作中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在传统的解释方法下,学者对“行政机关”“等证据材料”“可以”相关概念的解读有较多争议,为了准确地探讨两法衔接机制中的相关概念,从法解释学的角度出发,借助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手段,进一步分析我国行政证据、刑事证据应当如何衔接。     

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之我见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规范刑事证据运用的基本准则。而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力度、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的背景下,如何规范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收集、运用,提高刑事证据的证明力,提高刑事案件的质量,以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便成为刑事诉讼活动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本文在对刑事证据规则进行一般考察的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有关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的基本路径及其运用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简论美国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运用科学证据来发现和提取证据,对于查明案件事实有着重要作用,加强对科学证据在诉讼中证据效力的研究受到了各国司法机关的高度重视。美国于1923年确立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的关键在于科学界对于该技术的“广泛接受性”。多年来,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在诉讼中的运用表明该标准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1993年出现了道伯特科学证据评估标准并取代了弗莱依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成为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主要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我国目前尚未确立评估科学证据可采性的方法,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科学证据评估标准来构建我国的科学证据评估机制。     

论现行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证据是证明案件的依据,证据问题是诉讼的核心问题.刑事证据即刑事诉讼证据,是能够据以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真实事实.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的实质是运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证据及其运用是刑事诉讼的中心问题,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法律制度.新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证据的概念和种类、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的原则及证人的资格和保护等问题作了规定,但对证据运用过程中涉及的具体证据规则未确定,在司法实务中容易导致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明标准界限模糊而不易操作,应在新刑事证据制度方面作进一步的完善.     

法律证据选择的方法论解析

法律证据与科学证据在认识论意义上具有相同的本质特征,法律证据的选择并非仅是法学视野的问题。选择法律证据实质上是对法律证据的科学认识,涉及到证据的辨别、确认及效用测度的诸多环节。法律证据的选择行为离不开对证据若干方法论特征的把握,既需要运用多种确认证据的方法,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逻辑方法,还需要分析测度不同类型证据的效用。这些均可从方法论视野上进行解析与辩护。     

证据相关性与充分性的逻辑判定

对证据属性之相关性与证据证明力之充分性的判定问题,是证据学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逻辑学的视角,探讨证据相关性研究的逻辑步骤、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联系、证据相关性强度的含义及对其判定的逻辑方法,以及证据充分性的逻辑含义、单个证据及证据体系充分性的逻辑判定等问题,以期为证据学研究领域提供一种全新的、严谨的思维方式。     

我国证据犯罪立法评析

证据是诉讼的灵魂,保证各种诉讼的顺利进行是刑法的内容之一,文章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证据犯罪立法进行了评析,分析了现行刑法在证据犯罪立法方面的不足,表现为我国证据犯罪的覆盖面偏窄,立法技术的严密性和系统性欠佳,不能适应诉讼程序的需要,影响实体法功能的实现。     

证据内涵与外延之重新界定

传统证据概念在逻辑、立法和司法实践上都存在不少误区和缺陷。证据概念的界定首先必须明确考察的视野,应把握证据的动态发展和分层意义及其特征,应借鉴英美法将其修正为证据标准。根据不同层面和阶段,涉诉证据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形态,即诉前状态的案件证据、诉讼状态的诉讼证据和裁判状态的采信证据。现有证据形式存在诸多弊端,亟待发展完善。     

对"证据属性"在证据制度中基础性地位的质疑

"证据属性"是我国现有证据法领域的核心问题,但是由于其所固有的逻辑上的缺陷,体系上的僵化性以及程序功能的单一性,因此难以在司法实践中切实地发挥作用。"证据能力"体现了一种不同的证据采纳模式,即证据只有具备证据能力才能进入法庭审理阶段,成为质证的对象,证据最终是否回被采纳取决于证据的证明力。通过证据能力概念的引入,证据的采纳标准不再是一个空洞的法理学或法哲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通过立法得以实现的具体的程序性问题。     

论领土争端中的证据分析——以白礁案中1953年通信为例

1953年通信是白礁案的关键证据材料之一.参与诉讼的各方对该通信进行了深入地证据分析,由此可见证据分析不是简单地罗列证据材料,而是要从材料中获取相关的认识或信息,这些认识和信息才是证据.在此基础上,按照一定的逻辑和经验法则将这些证据构建成严密的证据推理链,才能认定事实.我国目前有关领土边界问题的相关研究在这层意义上还存在缺陷.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我国法律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欠缺禁止非法证据的最重要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排除规则和制裁。因此,借鉴国外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宋代司法官员的证据观念及实践

宋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中重视证据的收集和辨别 ,采用多种方式 ,以不畏压力、细心认真而著称 ,对“杀人无证佐”提出了新的见解 ,这些都促进了宋代证据制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 ,受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 ,他们往往会在证据确凿、案情明了的前提下 ,从情出发 ,作出既合人情又不严重违反法意的判决     

数字电子证据的定性与归类

数字电子证据的出现和普遍地被适用几乎颠覆了人们关于司法证据系统整体性的传统认识。现阶段,人们惯常地将数字电子证据纳入传统的视听资料证据类型中加以规制和判定,这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有悖于事实,直接导致我国现阶段数字电子证据类型化实践中的混乱和无序状态,客观上阻碍了我国整个证据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为此,必须认真地甄别数字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以及电子证据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本质差异性,其中首先亟需解决的问题就是科学合理的界定数字电子证据本身的属性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归类。在法理和逻辑上,数字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应并列隶属于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和独立的证据类别,电子证据宜成为我国法定证据类型中的“第七类”,亟待立法予以规定或确认。     

论被害人陈述的法律地位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同时具备的当事人角色与实质证人角色之间的冲突,是所有当事人证据都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并不足以否定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的适格性。由于被害人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并不具备独立的控诉职能,因此相关之角色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在我国刑事证据制度构筑封闭式的证据分类体系的情况下,人证及当事人证据在分类逻辑上的要求,决定了被害人陈述不仅是适格的诉讼证据,而且构成独立的法定证据种类。     

刑事诉讼中证据责任的分担——比较法的分析

以两大法系比较为视角,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与法官的证据责任进行了分析梳理;指出证明责任是当事人举证不力的风险责任,证据责任是法官裁判职能的题中之义,由于诉讼理念和模式的不同,两大法系证据责任的分担存在较大差异;在分析差异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应确立普通法系当事人证明责任与大陆法系法官证据责任机制,力求当事人与法官双方证据责任明晰,各尽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