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圈，你烦了吗？

上海白领小南,供职于一家专业的园林设计公司。今年5月,公司人力资源部发布了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通知,要求每位员工在5月20日前,发动身边家人朋友,关注公司微信公号,并将成功关注人员的微信ID上报至综合部核对,“每人最少30人,上不封顶”。通知称,全体员工的推广情况,将汇总给领导审阅,“并将各部门的完成隋况计人季度考核指标”。     

你会表扬孩子吗?

在成长的道路上,表扬对孩子具有令人惊叹的推动作用。表扬也是一种教育手段,您认识到了吗?表扬也有其一定的技巧,您掌握了吗?     

中国城市化道路走错了吗?

中国城市化道路问题是学术界近年来聚讼纷纭的一大热点,迄今仍无定论。归结起来,所讨论的可供选择的城市化道路有三条,一是“小城镇道路”,即目前仍在走的“严格控制大城市,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二是与“小城镇道路”截然相反的“大城市道路”;三是取乎二者之间的“中等城市道路”。从讨论的倾向上看,大多数意见倾向于后两条道路,“小城镇道路”则受到许多诘责,至于应走“大城市道路”还是“中等城市道路”,则没有达成一致见解。     

中国的人口转变完成了吗?

本文依据 1 998年我国人口一些重要指标所达到的水平 ,并通过与发达国家同类指标达到相同或相近水平时间的比较 ,判定我国人口转变过程在 2 0世纪末已经结束 ,人口增长从低增长走向零增长和人口结构性变动成为调节人口增长势态的主要因素这两个后人口转变时期人口变动的基本特征在我国已经开始显现出来     

配偶随迁降低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吗?

生育意愿是夫妻双方对生育行为的共同意向且夫妻双方相互影响。人口流动容易导致夫妻分居两地,那么流动人口的配偶随迁情况对其生育意愿会产生什么影响?本文使用二维交叉表和排序选择模型估计方法,利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配偶随迁对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单独二孩"政策下,约21.5%的单独夫妇流动人口明确表示会再生育一个孩子,说明他们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而且更倾向于选择在未来较远时间进行生育。配偶随迁显著地弱化了流动人口生育意愿,与配偶未随迁的流动人口相比,配偶随迁的流动人口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对数发生比降低0.135个单位,说明尽管夫妻一同流动会提高生育可行性,但由于流动人口夫妇一起进入新的环境中,生育观念发生显著变化,生育成本也大幅提高,最终降低了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对于明确有再生育意愿的流动人口,配偶随迁也会推迟再生育时间。另外,流动人口男孩偏好对其生育意愿及生育时间具有显著影响,当流动人口家庭仅拥有男孩时,他们更偏向于选择不再生育孩子,即使愿意再生育一个孩子,也更倾向于在未来较远的时间生育,存在明显的生育时间的推迟效应。总体而言,伴随着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流动人口生育意愿存在弱化效应,生育时间存在推迟效应。     

中国的人口,安全吗?

背　景中国的人口 ,安全吗 ?这个问题会不会使你感到突兀 ,而不知何以作答 ?人口与安全之间有联系吗 ?有着怎样的联系 ?人口作为人类个体的集合 ,其安全与否指的是什么呢 ?是人口本身的安全 ,还是人口问题会威胁到其他领域的安全 ?在试图澄清这些迷雾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下关于安全的定义及其演变。按照辞海的释义 ,“安全”是指“不受威胁 ,或者没有危险、危害、损失”的状态。安全定义多用于军事国防领域 ,即所谓的“传统安全”概念 ,指的是不受外敌侵入威胁的“国家安全” ;在日常生活领域 ,矿工和地下工程人员所使用的“安全帽”、行人穿…     

中国"未富先老"了吗?

背景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06年2月23日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200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43亿,到2014年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2026年达3亿,2037年超过4亿,2051年达到最大值,之后一直维持在3~4亿的规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的形势下,“未富先老”成为我国近年来社会各界的一个普遍认同的提法,成为人们极为关注的一个热点话题。例如,田雪原先生在2004年11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未富先老’:机遇与挑战”。2005年世界银行就中国未富先老问题建言中国养老体制改…     

缓解老龄化压力,推迟退休有效吗?

虽然经合组织(OECD)国家在长期低生育水平下,已经出现严重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但多数国家的实际退休年龄都低于法定退休年龄,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普遍较低,单纯依靠推迟退休年龄并不必然缓解老龄化和养老金支出危机。通过理论模型对导致老年人选择提前退休的经济社会因素的分析,认为要有效发挥法定退休年龄的作用,提高老龄劳动参与率,还需更多改革,如规定较低的提前退休年金,鼓励人力资本投资,设计弹性退休年龄等。中国目前应设法提高老龄劳动参与率,而非推迟退休年龄。     

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了出生性别比吗?——基于微观行为主体的考察

出生性别比偏高且逐渐走高是中国过去近30年最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之一,对于"中国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否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出生性别比"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探索,也一直在争论。本文从微观行为主体的生育决策出发,试图理顺性别偏好、生育政策和性别选择技术可及性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重点考察不同生育政策背景下微观决策主体的生育行为,通过构建概率模型考察不同生育政策下的无选择生育和有选择生育的出生性别比,从理论上分析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微观家计调查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评估生育政策对出生性别比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如果存在性别偏好且生育选择技术可及,计划生育政策确实会影响生育行为,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具有性别倾向的一孩半生育政策反而加剧第二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问题;政策实施的严格程度显著影响出生性别比;生育性别选择的成功概率越高,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越严重。最后就生育政策的调整思路及如何有效地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提出建议。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了吗?——基于农业部门工资决定的视角

文章从刘易斯增长模型的经典著作入手,廓清刘易斯模型的关键假说,以农业部门工资决定原则变化的独特视角,即农业部门工资和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关系研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研究发现:中国经济整体上已经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是研究还发现经济发展中存在不平衡性,东部发达地区已经接近刘易斯第二转折点(即商业化点),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已经越过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即短缺点),西部少数欠发达地区还没有到达刘易斯第一转折点。     

计划生育影响了收入不平等吗?——基于CFPS数据的经验分析

使用微观数据研究生育政策与子代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发现生育政策可以部分抑制子代收入不平等的扩大.实证发现,计划生育政策对不同教育水平阶层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作用是异质性的,对于低人力资本家庭政策作用更大,这与家庭所面临的收入约束有关,低收入阶层生育选择时的数量质量替代效应更大;在距省会较远的偏远乡村地区政策作用更大,这与这些地区的公共教育资源供给较为落后有关.本文为生育政策作用的评估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在关注政策整体影响的同时,也应关注政策的结构性影响.     

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发生转变了吗?——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分解测算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实现人类共同富裕,成为广大学者关注的焦点。在现有研究中,如何测量居民收入差距,是分析收入差距问题的关键。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城,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是否由过去的城乡收入差距发生了转变?鉴于此,通过分布函数加总的方法,从理论上将基尼系数按照农村与城镇的群组分解,得到基尼系数由农村内部、城镇内部、城乡之间与剩余项四部分组成。利用2005—2021年农村与城镇的收入分组数据测算了每一部分的基尼系数及其对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度,并根据每一部分的贡献度来判断各时期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来源。主要结果显示,2012年之前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乡之间,而2012年之后的收入差距主要来源于城镇内部,这部分比重正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不断扩大,并且工资性收入的不平等是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针对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一方面,政府需要制定缩小工资性收入不平等性的政策,例如,深化工资制度改革,加强对部分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缩小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差距;另一方面,加强对低收入人群转移性收入的政策性偏向,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