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深描”理论应用于文化的解读——读《文化的解释》

深描理论旨在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考察异文化,实现对他者意义结构客观公正权威的解读。格尔兹于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从事的田野实践,即是以深描理论为基础,系统分析了东南亚地区的宗教、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变迁及原始部落的日常生活等,并将这些研究成果汇集为《文化的解释》的民族志经典。但是这一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其逻辑困境在于,借由解读的解读如何处理主位解构与客观描写的矛盾,使其预设目标与现实间横跨着近似无法逾越的鸿沟,导致深描下的跨文化理解落入神秘主义的窠臼。     

难忘巴厘岛——纪念解释人类学大师克利福德·格尔兹

生于1926年的美国杰出人类学家、诠释派大师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Geertz)先生因心脏手术并发症,于2006年10月30日与世长辞,享年80岁。在当代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格尔兹的学术研究有着世界性影响,他提出的“深描”与“在地性知识”(或译“地方性知识”)等概念深刻地影响着当代社会思想与文化研究。格尔兹说过:“理解本地人——请允许我再次使用这一危险的术语,理解他们内在的生活形式与压力,毋宁说更像是在掌握一句谚语,是在捕捉一个幻境,是在见识一个玩笑——或者一如我说过的那样,更像是在阅读一首诗,更像是在进行文化的礼拜与思想的交流。”他说过许多这样令人类学生辉,令人能从这门学科体验到生命意义的话。尽管这样的话翻译极难,但它还是在中国学界引起了广泛共鸣。格尔兹那些优美而深刻的语言,启发了中国人类学的新一代,使我们看到这门学科的巨大魅力,使我们深信哲学的“土著观点”有其存在的意义。于是,我们发了一组书评,以示纪念。     

维克多·特纳列传

维克多·特纳是英国人类学家,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特纳一生所出版的著作非常丰富,《象征之林:恩丹布人仪式散论》(1967)和《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1969)是他的代表著作。特纳的人类学研究多以象征仪式为主题,通过仪式把握社会结构的重新组合。不仅如此,他的仪式研究还注重分析仪式中的象征符号、社会戏剧以及朝圣。他的仪式理论引发了国内外学者的热议,他们对特纳的仪式研究进行评价,同时也在其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富有建设进行的思考。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文化人类学--以叶舒宪的研究为例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要打破小农经济时代那种坐井观天、画地为牢的狭小格局,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研究"方法、"地方性知识"思想、"深描"理论以及"主位"和"客位"视角等众多的理论,可以为此提供宏观的视阈和有力的武器.许多文学公案、学术死结,均可借助文化人类学的强大解构功能获得解读.而叶舒宪运用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实绩更为学界提供了范例.     

玛格丽特·米德列传

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她的作品曾轰动一时,《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她的代表作。作为文化心理学派的开创者,米德的研究方法受到各方关注并形成热议,其中不乏最著名的米德-弗里曼之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际国内学者也对她和她的研究进行了评价。     

玛格丽特·米德列传

玛格丽特·米德是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她的作品曾轰动一时,《萨摩亚人的成年》是她的代表作。作为文化心理学派的开创者,米德的研究方法受到各方关注并形成热议,其中不乏最著名的米德-弗里曼之争,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国际国内学者也对她和她的研究进行了评价。     

弗朗兹·博厄斯列传

弗朗兹·博厄斯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的开创者,历史特殊论的提出者。博厄斯一生兴趣广泛,著述颇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原始人的心智》(1911)和《人类学与现代生活》(1928)。"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是博厄斯主要的学术贡献。他认为每个民族的历史都具有特殊性,应当尊重其文化的相对性,提出种族和民族平等,主张构拟具体文化的历史,并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引入人类学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对博厄斯的研究做出了不同的评价,他们在褒扬博厄斯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     

法人类学中的习惯：概念谱系与阐释范式

习惯在中西古代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及意义内涵。习惯与禁忌、法律等概念之间,既有紧密的意义关联,又有明显的意义差别。习惯的概念,随着法人类学研究方法、议题、旨趣的变化,经历了“原始性”“法律性”“规范性”“实践性”的意义变迁。习惯研究的功能主义、历史主义、规范主义为推进习惯的科学认知提供了不同的探索路径,但未能有效消除学界对习惯的认知分歧;习惯的情境主义阐释范式,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阐释范式的缺陷,为习惯的科学认知提供了新的可能。     

地方性知识与新知识:传统藏戏现代转型的研究

对传统藏戏现代转型的已有研究多将其置于非遗保护、文旅融合等视域之下,探讨其传承与发展的意义与措施。本文在田野调查基础上,尝试从新的视角,即从藏戏人的知识结构梳理总结传统藏戏现代转型的成功经验,提出新时代藏戏人应同时具备地方性知识和新知识,传统藏戏的现代转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获得了新知识同时又利用了民族文化资源的藏戏人促使传统藏戏产生了新的结构,具备了新的功能。这种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以更积极的眼光看待藏戏的文化变迁,关注藏戏人怎么自发地通过组成“蜂窝”的方式,能动地去发展,而不是把它看作弱者,一直需要受到保护。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推动传统藏戏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传承与发展。     

生态知识的地方性

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对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抵抗,它兼具批判意义和实践价值。作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上紧密附着于地方。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应用不在于其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跨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传播,而在于承认多元地方性知识的合理性,立足于地方发挥其有效性。在记录、挖掘、维护与利用、重构地方性生态知识时应采取较为审慎的态度。     

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及学科转向

本文介绍了19世纪以来人类学对宗教研究的情况和宗教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包括学科的理论来源,学科的建立以及学科发展的三大阶段(20世纪6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同时阐释了当前宗教人类学的学科转向,即更关注仪式、关注符号与象征以及强调宗教的“地方性”(Place)研究。在我国,目前人类学对宗教的研究主要关注地方性、小民族的宗教或者说就只关注民间信仰,尤其是其仪式过程,而较少关注跨地域的宗教形式,尤其缺乏对世界宗教的关注。     

从解释社会学到解释人类学——谨以此文纪念人类学家格尔茨

本文主要从学科性质、研究方法上探讨了解释社会学和解释人类学的相同之处,二者都认为自然界和社会文化领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因而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应该采用理解的方法对意义进行探求。在此基础上,从“社会行动”和“深描”这两个核心概念入手,分析了格尔茨对于韦伯的承袭:他们都是以社会行动为切入点,以行动者为导向,都采用了个人主义的方法论。最后,对比了他们对解释的评价标准以及所采用的参考模型。     

本土知识与人类学传统

本土知识进入当代视野,与人类学传统有着深刻的联系.第一,早期人类学的人文反思为本土视角的出现、本土知识的再发现奠定了基础.第二,战后人类学关注发展问题丰富了本土视角的内涵,照亮了本土知识的价值和意义.第三,人类学文化研究的观点和方法形成本土知识的方法论基础,并使人类学成为沟通本土知识和科学知识的桥梁.     

神圣时空下伏羲庙灸百病习俗的人类学阐释

相传农历正月十六日是伏羲的诞辰,每年的这一天天水伏羲庙都要举行庙会祭祀伏羲,灸百病习俗是庙会中的一大特色。本文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灸百病习俗的源流,指出这种习俗承历史上巫医易相通之理,结合了当地民间用艾草灸病传统,又与北方地区"走病"习俗有密切关系,是伏羲信仰与具有巫术性质的灸百病习俗合流的表现。     

权力的互嵌与争夺——小凉山彝族毕摩与东巴共存的田野调查研究

一个彝族山区的村落,既有彝族传统的毕摩,又有纳西族独特的东巴.毕摩和东巴共存于一个村落共同体,分工明确层次不同.村落中没有纳西族村民,为何会有东巴的出现,东巴和毕摩如何实现权力的互嵌与争夺,耐人寻味.毕摩和东巴都享有特殊的地位,都依赖于支持它们的文化根基,其本质是一种巫术的实践,并作为生存手段而不断被重复.通过小凉山毕摩与东巴共存之田野调查,得出共存之因国家权力的渗透能力之强是其一,民众权力争夺之智慧交锋是其二,矛盾各方彼此之间的妥协与让步是其三,以小观大,权力的互嵌与争夺无处不在.     

事件·结构·历史之关系的人类学研究

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关系研究的持久动力来自于人类学家一直在文化中发现历史的努力,以及来自以历史学为主的其他学科研究方法对人类学的影响.人类学对事件、结构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经历了结构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功能主义和写文化四个阶段.历史学与人类学有着不同的学术传统,如何将历史学的时间深度与人类学的空间深度相结合,使知识有更高层次的突破是历史人类学今后努力的方向.     

“村民日志”的实验民族志意蕴再审思

在“写文化”思潮影响下,“村民日志”是中国人类学界较早出现的一类实验民族志文体。“村民日志”让研究对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研究对象发出的声音并未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这成为困扰中国人类学界的一个理论问题。马库斯新近倡导的合作人类学理念传入中国后,又有学者从合作人类学视角审视了“村民日志”,对“村民日志”实践合作人类学理念寄予了希望。对“村民日志”的文体规范及其局限性展开分析后认为,“村民日志”的文本内容具有琐碎式叙述的特点,影响到了读者的阅读感受。将具有类似文体特征的“村民日志”与《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放在一起比较后指出,研究对象的声音要能够真正进入人类学领域,需要人类学者与研究对象展开精诚合作。这种合作也体现了人类学民族志撰写的折衷主义,民族志研究要兼顾民族志的本体论和知识论功能。     

人类学者为何要研究灾难

人类学家对灾难研究的兴趣甚早,但长期以来局限于个案的探索,缺乏理论和方法论的系统思考。安东尼·奥利弗-史密斯和苏珊娜·M·霍夫曼从人类学对灾难的定义以及相关学术动态开始讨论,涉及了与生态、物质和社会-文化联结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并辅以相关的文章,对人类学灾难研究的贡献和对地方场景中救援与重建的潜在价值进行了描述。     

在田野中求证知识和学术

由于历史、地理等原因,西南少数民族保存至今保存着一些看似令人匪夷所思的文化现象,但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却有着别样的现代价值。本文作者通过对贵州黔南和黔东南几个偏远县份的少数民族社区文化的田野考察,仔细分析和解读了其间的几个典型个案,使我们了解到了在书本中求证不到的诸多本土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