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生存诗学中的“自我”与“他人”

巴赫金生存诗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在于,他始终从审美创造活动中"自我"与"他人"关系的角度来观照人的生存问题,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生存-创造理论。本文拟从巴赫金的基本生存诗学主题入手,围绕其生存诗学的主要视角——审美创造活动中"自我"与"他人"的关系,探讨"自我"与"他人"在审美创造与生存实践中的共生关系,思考巴赫金这一思想所开启的独特的生存诗学意义。     

基督教神学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产生于20世纪20-40年代.在其形成过程中,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们特别阐释并发挥了它与西方基督教神学的内在联系,诸如梁宗岱、卞之琳、穆旦等人的现代主义诗学都与基督教思想有某种程度的关系.基督教神学对"象征""暗示""隐喻"等的运用,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家大多深受西方基督教思想的影响,有的本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从基督教神学中汲取营养,并结合传统诗学资源,从而建构了具有自己民族审美特色的现代主义诗学.     

论先锋戏剧的空间化叙事

在非理性主义盛行时代,历史发展失去了目的与方向,戏剧没有了明确的结局。随着语言、时间整一观念的逐渐消解,时间结构在20世纪先锋戏剧中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呈现出一种非常明显的空间化叙事色彩。先锋戏剧的时间结构空间化主要是通过打破"符号"、"句"、"段"各个层面的同位关系以及解构符号本身等方式来实现的。先锋戏剧的空间化叙事是对人们的欣赏习惯与审美能力的挑战,在先锋戏剧的解读中,读者(观众)获得了空前的审美自主性与创造性;先锋戏剧的空间化叙事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克服时间的愿望,带来了人们对时间、对人类行为的全新体验与感受,极大地丰富了戏剧的叙述方略。     

戏剧艺术的“生命气息”──论曹禺早期剧作的艺术氛围

1戏剧氛围，是戏剧艺术的审美形式范畴，它包含着戏剧文学，舞台环境，戏剧情景与观众审美心理等多重戏剧因素。曹百戏剧的魔力，是与曹高戏剧艺术的独特氛围分不开的，对曹禹戏剧氛围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剧作家的审美追求。也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透视剧作家对现代戏剧的民族化与现代化交融的探索。同时，也可启示我们从戏剧舞台环境、戏剧表演戏剧交流过程中观众的审美心理等方面人手，把曾高戏剧研究引向深入。田本相先生在《曹吕传》中说：“我以为，自他写《雷雨》以来，他的《日出＊原野》都一直追求戏剧的神韵，味道，或者说…     

略论李渔的戏剧美学观

在西方,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六世纪古希腊就出现了以"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为旗帜的戏剧繁荣局面.与之相比,我国戏剧艺术成熟较晚,是在别种艺术成熟之后,经历了一番取长补短、综合融汇的过程,才独立于艺术之林的.明代中叶之后,徐渭、沈璟、汤显祖、王骥德、吕天成、凌濛初等的理论活动,把我国戏剧理论批评推进到一个新时期.但真正把戏剧的审美作用突现出来的是清初的李渔.     

诗意的敞开--诗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诗学研究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关于文本解读、分析的方法论问题.对诗学研究进行清晰的理论描述和从方法论层面探讨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诗学研究的方法、程序,已成为现代诗学理论建构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域.立足于上述的问题域,本文围绕"何谓诗学","何谓诗学研究"和"诗学研究的综合视野"三个问题,试图具体阐释诗学的理论内涵,揭示诗学研究的起点、过程和终点三个内在层次,建构诗学研究的文本/作家、文本/审美传统对话视野,从而在理论和方法的两个维度上对现代诗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做出我们的回答.     

论儒家诗学的向日情结

在东方儒家诗学文化传统里,“经”作为一个本体范畴即是一个隐喻词。在儒家诗学文化传统中,“经”是“缘光—太阳”,儒家诗学批评是在“经”的“向日式隐喻”中指向文学艺术审美的感性大地。儒家诗学对诗的批评是一种在隐喻中完成的审美感性的德道理性化过程,所以,儒家诗学在批评中对诗进行阐释而生成的意义,只是本体的理性缘光投射在诗之感性大地上的傀儡戏影像。因此,当儒家诗学从“六经”文本中提取意义而指向诗时,诗学与诗之间的意义关系就是一个隐喻的过程。“六经”正是以“向日式隐喻”的缘光烛照着这个此在世界,“烛照”就是阐释,正是“烛照”的阐释赋予这个世界以意义。因此,在儒家诗学这里,阐释仅是以诗学主体为中介而完成的一个本体论隐喻过程而已,如果我们把伽达默尔的一个阐释学概念“前理解”带入这里,“经”之本体的缘光就是儒家诗学批评无可回避的前理解。在皈依本体的信仰之下,这个此在的感性审美世界永远是“洞穴”或“幽室”,诗学主体永远是“穴居人”。     

论新时期小剧场戏剧的艺术变革

小剧场戏剧在新时期剧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近二十年的发展中,中国戏剧家对小剧场戏剧的艺术特性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导演和舞美的艺术创造,着力于建构观演共创、共享的剧场空间和戏剧空间;演员与观众的观演关系,追求舞台假定性与表演真实性的结合,演员直接面对观众进行心灵的对话和交流,以及观众参与所形成的观演互动;剧本创作贴近现实人生,在简练的剧情结构中,与观众心灵产生互动。小剧场戏剧也以其审美的独特性,从导演、表演、舞美设计、剧本创作等方面,对中国戏剧艺术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其探索中的不足,也为今后中国小剧场戏剧的发展提供了艺术经验。     

“新潮演剧”:中国戏剧现代化的逻辑起点

清末民初的中国剧坛,以"新潮演剧"为标志,开启了中国戏剧现代化的历程。"新潮演剧"不仅蕴涵着中国现代戏剧发展中的各种文化矛盾,而且以此为起点,显示了中国戏剧审美现代性的确立。从而,在艺术精神上,表现出传统教化意识转化为现代形态的启蒙诉求;审美形态上,形成了话剧与戏曲的二元对应。从而,以清末民初"新潮演剧"为开端,在中西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审美与功用之间体现出一种明显的矛盾张力结构,影响和制约着现代中国戏剧的历史走向与逻辑进程。     

女性文学研究、性别诗学与社会学理论

女性文学研究及性别诗学与社会学理论之间,构成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彼此互动的关系:性别文化取向深刻影响着文学的创作、接受等过程,文学及文化产品必然或多或少抄上了创造者或接受者的性别特征,而文学的想象与虚构特征又使两性的社会存在更具有审美意味或"诗意".这成了女性文学研究及"性别诗学"得以成立的重要哲理依据和逻辑起点.     

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

西方有些戏剧理论家认为,戏剧仿佛一条“双行线”街道:一方面是戏剧的创造者——剧作家、导演、演员,另一方面是戏剧的欣赏者——观众。化妆、舞台布景、灯光效果等等,都不能决定戏剧的本质;但是,如果没有观众,没有剧作家(通过导演、演员)与观众之间感性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交流,戏剧就会丧失它的生命。因此,研究观众审美心理的观众心理学,便成了戏剧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戏曲理论中包含着丰富的观众心理学遗产,可惜很少有人加以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初步探索。古代曲论对观众心理的重视是建立在对戏剧特质的把握上的。戏剧特质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舞台性。黑格尔在《美学》第三卷中说,在一定意义上看来,“舞台表演确实就是作品好坏的试金石”。李渔早就清楚地说过;“填词之设,专为登场。”正是从剧本要演给观众看这一点出发,李渔强调剧本创作应当“设身处地,既以口代优人,复以耳当听者,心口相维,询其好说不好说,中听不中听”,“手则握笔,口却登场。全以身代梨园,复以神魂四绕,考其关目,试其声音,好则直书,否则搁笔”。这就是说,剧作家在进行一度创造(剧本创作)时,就尽可能把二度创造(导演的处理与演员的排演)和三度创造(演员与观众共同完成的演出——欣赏过程)都考虑进去,这是戏曲艺术争取观众、吸引观众的秘诀。那么,古代曲论是从哪几个方面来认识、把握观众心理的呢?我认为,在感知、注意、想象等几种心理机制方面,古代曲论较好地处理了真与幻、常与奇、一与变、有与无等辩证关系,从而在剧作者与观众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心理桥梁。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古代曲论中的观众心理学,不仅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成就,而且是我国古代心理学的重要成就。     

船山诗学“以神理相取”论的美学阐释

“神理”是中国古典哲学与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明清之际的王船山论诗 也极重视“神理”，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以神理相取”的诗学命题。本文认为，“神理” 指诗歌创作过程中被诗人发现的富有独创性的形神之间、主客之间、物我之间、情景之间 以及意象之间的某种诗意的联系。“以神理相取”则是指诗人应善于发现并传达出这种诗 意的联系。与此相关，“神理凑合”乃是指这种审美联系不是冥思苦想得来的，而是在诗 人与审美对象之间的审美感兴中发现的，因而是十分自然、毫无斧凿痕迹的。“以神理相 取”的结果是创造出情景交融、虚实相生、有无相生、韵味无穷的艺术意境与艺术理想。 可见，“以神理相取”说在船山诗学体系中属于艺术理想论范畴，它在中国古典诗学与美 学史上出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诗学的心学特色

诗学是关于诗(广义的文艺、美学)的理论阐释与批评。"诗本于心性"可以说是诗学的一个纲领性话题。从"诗言志"开始,到"吟咏情性"、"言,心声也"、"诗原乎心者也"、"天下无心外之物",千年承传,"心"成了诗学的精髓和探讨的中心。从而使中国古代诗学具有了"心学"性质。从本体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有与西方诗学迥异的看法。从创作论看,中国古代诗学最重视创作主体的内在修养与审美心理作用。对于创作过程,古代诗学更是深情关注,警语妙论,精彩纷呈,不少命题至今仍使人感到深刻新鲜而耐人寻味。     

他人学问,自家性情——由“不俗”论看陈衍诗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趋向

陈衍以"不俗论"为中心的诗学观念在时代环境作用下相对于道、咸时期宋诗派发生了重要的现代性新变。陈衍以诗话、诗选的形式构建了相对完整的诗学批评体系,将宏观诗论与具体诗评相结合,对于如何应用"人与文一"的理念指导诗歌创作与批评、诗人之言与学人之言之间的深层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具体而微的探讨,进而将诗学定义为承载士人文化生命、真实细致地摹写个人生命体验的艺术活动,赋予了诗学可与经济、义理、考据等"外学"并驾齐驱的独立价值。诸种观念对日后"五四"新文学的发生发展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关联与界限--重识文化诗学

20世纪70到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文化诗学关注历史,并关注形成历史的各种文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化诗学的批评家将文学文本确立为社会性文本,并使得原来似乎更多地只是文学领域的专有概念的"文本"概念几乎是无限地扩张了,他们的批评实践跨越了艺术性产品和其他别的种类的社会产品或社会事件的界线.在"文化解读"的实践过程中,文化诗学的批评家热衷于关注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相互"流通".但是,在建立起文本的关联之后,并不意味着审美话语与社会话语真的失去了界限,真正的"文化的诗学"要解决的任务可能还是无法避免界定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的界限.     

探寻真实与趣味的最佳结合--曹禺的戏剧美学思想

中国现代戏剧初期的文明戏、爱美剧之所以失败,根源于缺乏正确的观众意识.曹禺以自己从表演及创作实践得来的见解,敏锐把握住了这根"中枢神经",建立起自己的以正确的观众意识为基点的戏剧美学思想.曹禺的戏剧美学思想将前期一直处于矛盾对立地位的"真实"、"趣味"两大范畴和谐统一起来,以激发观众深层真正审美情感为核心,对戏剧创作、表演诸因素都有精切独到的论述.     

作者得于心 览者会以意─-谈中国古典诗学的“自得”说

"自得"说是中国古代诗学中的一个概念。本文主要用审美接受的理论,考察了它的历史流变、审美内涵及价值。"自得"说要求读者按照自己的审美视野去理解作品。这已深刻表明文学接受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读者通过创造性想象进行自我参与的过程,据此作品才获得艺术生命。"自得"说标志着中国诗论中读者意识的成熟。     

“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的兼容共生——论胡应麟的诗学观念

明代诗论家胡应麟在诗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的诗学思想集中见于其诗学理论代表著作<诗薮>.在<诗薮>中,胡应麟所提出的最主要的诗学范畴是"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在他看来,诗的基本要素就是"休格声调"和"兴象风神".这二者的关系又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体格声调"主要指诗歌的体裁、句法、音韵、声律等外在形式方面的问题;"兴象"指诗歌创作中以自然感发的方式来创造的审美意象,"风神"指一种好诗所具有的风华神韵,类似于严羽的"兴趣"."体格声调"与"兴象风神"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关系."体格声调"是"兴象风神"的基础,"兴象风神"是"体格声调"的升华.胡应麟在文学史的观念上提出了"体以代变"的文学史观,认为整个文学发展的过程就是由生发到极致到衰落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这种文学发展观植根于"盛极而衰,否极泰来"的哲学思想.     

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理论的来源与视域

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理论来源很复杂."诗学"的概念应该是深植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一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主要是指对于文学的文化阐释与解读的策略,它强调各种社会力量在文本阐释过程中不断流通、商讨、冲撞,从而导致新的思想和审美力量产生.格林布拉特的文本阐释代表了一种新的理论和实践的阐释框架,体现了一种消解学科界限的理论气度,以及宏阔开放的学术眼光.思想是流动的,只有摒除思想成见,敢于跨越学科边界,才会带来学术研究新的生命力.     

论中西诗学之比较——《比较文艺学》导论

本文回顾了八十年代以来中西诗学比较研究的状况,从目前诗学研究现状出发,提出在不同文化土壤、不同理论体系之间的诗学比较,重要的是要构搭彼此“相遇”的桥梁和寻求对话的“中介”,用一种开放的眼光审视中国传统诗学,以西方文论作为参照,对它们进行比较研究,一方面寻找本民族诗学在世界诗学中的地位,一方面发现本民族诗学和世界上其他民族诗学之间的汇通点,以促进中国诗学的走向世界和世界性诗学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