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上)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 ,自元末高明作《琵琶记》始 ,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曲作家的文人化 ,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 ,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 ;二是在戏曲的题材、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文学品位 ,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 ,具有了经典性 ,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 ,异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明代戏曲的文本传播及其影响

相比于宋元时期戏曲以舞台表演为主的传播方式,明代戏曲除舞台演出外,其文本传播也日渐勃兴,并在明代中后期演变成一种时尚.戏曲传播方式的这一变化,促进了曲白的典雅化、文本的规范化以及戏曲演出的陌生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的戏曲变革.     

理与情的错综交织——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创作心态研究

以往人们在论及明代戏曲时,多将目光投注到它们倡导个性和张扬人情这一方面,而对明代戏曲中所渗透、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关注得不够。其实,取材于唐传奇的明代戏曲既有对个性的倡导、对真挚自由爱情的呼唤,同时又宣扬传统伦理道德、自觉维护封建伦理秩序,从而呈现出理与情错综交织的复杂面貌。明代戏曲对唐传奇蓝本的这种变异之迹,主要是时代思潮、社会环境等的变迁作用于文人戏曲作家心理的结果。     

明前期统治政策对戏曲发展的影响

戏曲发展总是与社会政治因素相关,明代戏曲发展也是如此。通过对明代前期的统治政策对明前期及其后戏曲发展影响的分析,找出明前期禁戏政策、科举制度、独尊程朱理学、纵容藩王沉迷声乐、禁官僚狎妓等一系列政策与明代前期戏曲创作的空白、藩王戏曲家的出现、戏曲文人化、娈童妆旦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以更深入地了解明代戏曲的发展。     

试论新戏曲的“专业分工创作方式”

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生产(包括其创作与演出)基本上是由其主演者所主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即开始筹划戏曲改革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众多原本和戏曲没有太多联系的新文艺工作者被调入戏曲界,着手改造传统戏曲,创造新戏曲。于是,形成于近代欧洲、在戏改运动前已被新文艺工作者用于话剧和新歌剧创作的"专业分工创作方式",被引进了戏曲界。自此,在戏曲的创作中,编剧、导演、音乐、表演和舞美各行之间开始形成清楚、严格的分工;编剧、导演、音乐和舞美的职能加强,主演者不再主导艺术生产。结果,由此而产生的新戏曲,在戏剧文学、舞台艺术和美学风格上,均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戏曲的形态和特征;而"专业分工创作方式"的运用及新戏曲的形态和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有不同的具体表现。     

从区域格局看宋元文派的文法观

宋元时期散文流派的文学版图，就空间取向观之，传统地可划定为南北二块。从南北文学冲突与融合的角度来看，北宋洛阳文人集团在宋初南文北移的文章演进中担当了中坚力量；从诗文革新历程而言，北宋东学文派内化议论实用、辩明经籍的精神于文章创作中，是诗文革新运动中不可小觑的一支生力军。南渡之后，文化中心的逐渐南移，南部也呈现出江西、浙东不同区域的文派景观，这主要由南宋已降特殊的时代背景导致而成。从整个宋元时期的文学版图而言，也有东西走向，这里的“东”主要指东南尤其是福建地区，“西”则单指四川等地区。宋元文派的文学版图依照时代演变、区域格局和作家观点三重理路而建构，在时、空、人三位一体的间架下，文法取向染上了地域文派的特殊性。     

政治学视角下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差异探源

本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宋元戏曲文学仕婚观的差异及其政治价值取向。在宋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选择是仕高于婚,婚姻带有较为明显的功利色彩;而在元代戏曲文学中文人的仕婚选择是婚高于仕,婚姻具有较为明显的纯感情色彩。而产生这两种不同的仕婚选择是由于宋元两朝特定的政治生存环境、文人各异的政治心态以及不同的政治制度所造成的。     

戏曲史料建设的一大贡献——读吴晟教授《明人笔记中的戏曲史料》

吴晟先生《明人笔记中的戏曲史料》（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下简称《史料》）一书，围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之外的明人笔记开展整理工作，广泛搜集、辑录了明代72位作家、77部笔记中与戏曲有关的史料，涉及明代戏曲的剧目、作者、演出形式、艺人活动、杂戏体制及其对周边国家的影响等内容，加以考订注释，汇为一编。此工作看似平易，实属艰难。往往一部书中，仅得二三句，或者只字全无。     

天台桃源意象与古代小说戏曲中的性描写

唐代文人将刘阮遇仙与武陵桃源附会并相互混融,遂产生了天台桃源意象;天台桃源意象开始承袭刘阮遇仙的艳遇特质被用来叙写男女艳情,天台桃源意象就此走上了艳化之路。宋元以后,天台桃源意象被小说戏曲作家广泛用于性描写。天台桃源意象在古代小说戏曲的性描写中起着隐喻、象征的作用,悬置了对性行为的刻画,既突显了男女性爱的美好,也诗化了古代小说戏曲的性描写,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文学性描写含蓄蕴藉一路的审美特色。天台桃源意象在古代小说戏曲性描写中所体现的美学价值历久弥新,启示今天的文艺工作者仍应把含蓄隽永和富有启发力的性描写作为遵循的基本准则。     

明初文化政策与洪、成年间曲坛

为巩固其统治，明初朝廷对曲坛做出严格规定。在洪武至成化年间，在政权高效运转的情况之下，这些规定发挥着较强的约束力，已经深入影响到了此一时段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剧作家，而且其对曲坛造成的萧条状况是多层面的，除了戏曲理论贫乏、戏曲作家甚少外，戏曲扮演者的身份与戏曲表现的内容也呈现出单一化的局面。此种状况，对政权的维系来说，呈正面；而对戏曲的发展来说，则是负面的。     

元代水浒戏与《水浒传》诗性结构的先期发育

在“水浒文学”发育史上,元代水浒杂剧把《宣和遗事》“反叛”与“忠义”之间的外在矛盾对立内化为宋江的身世、行迹及性格特征,对《宣和遗事》一带而过的梁山泊及好汉群象从故事情节及思想意蕴方面做了创造性的拓展,还提炼出了“替天行道”这一体现元代下层民众之政治文化理想的哲学理念,这一作品群是中国文学谱系当中一个有着自组织系统的文学现象,是《水浒传》先在诗性结构历时发育过程中有着特殊重要地位的阶段。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性质及其对北宋社会的影响

北宋皇帝丧葬礼仪的主体是儒家传统丧葬礼仪，其绝大多数仪式见诸《周礼》、《仪礼》、《礼记》，还有一部分是源于这“三礼”或前代丧葬礼仪，只有极少数仪式源于佛教、阴阳五行学说及道教。北宋皇帝丧葬礼仪对北宋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有着广泛的影响。     

兰心蕙质何皎皎傲雪凝霜清尘绝——试评张玉娘和她的《兰雪集》

宋代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高峰期,而被誉为“宋代四大女词人”之一的张玉娘及她的《兰雪集》向来受关注较少,本文结合张玉娘的生活经历,对《兰雪集》的题材内容、作品的艺术形式、开始觉醒的女性意识三方面作一初步探讨,进而揭示《兰雪集》的文学成就及其内涵。     

宋元南戏与民间生活伦理

宋元南戏最初来自民间,其曲词、念白广泛吸收了当时社会通行的成语、谚语及格言、警语等,不仅有力增强了戏曲舞台表演效果,更向基层民众巧妙传授了切于实用的生活伦理,有效发挥了戏曲社会教化的功能。宋元四大南戏《荆》、《刘》、《拜》、《杀》频繁引用民间谚语、格言的现象颇具代表性。南戏中这些通俗且警拔的语句又见于宋元以来的一些道德教育读物如《名贤集》、《增广贤文》、《事林广记》等。对照考察宋元南戏中谚语、格言与《增广贤文》等读物内容相同相近情况,可以从一个独特角度梳理、归结出宋元民间社会所推重的一些生活伦理价值,进而探讨民间生活伦理与戏文创作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宋代文化中的"眉山现象"

宋代文化发达,而西南小州眉山又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我们称之为"眉山现象".这与唐五代及宋"靖康之难"后的移民运动密切相关.据研究,眉山是当时接受移民最多的地区,大量的北方"衣冠之族"带来了黄河流域的先进文化,它与巴蜀本土文化相融合,由家族文化发展为文化家族,通过教育与科举,部分人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所谓"眉山现象",是南北文化融合的硕果.     

“小词”考述

“小词”在宋人词话中出现频率颇高,其内涵是指词体篇幅短小者,并非宋人给词附加的蔑称。宋人以小为美,将绝句也称作小诗,还有更多以“小”称物的语言现象,因此,小词与小诗表达了宋人同样的文化心态。     

史嵩之起复问题探

根据宋史的权威史料和四明史氏宗谱的记载,说明南宋右丞相史嵩之起复问题的真相,太学生们说史嵩之“闻讣不行”、“匿丧罔上”、“无父无君”、“视父死如路人”等等纯属造谣中伤。     

从“穷而后工”到“诗能穷人”——龙启瑞对诗人命运与诗歌创作的思考（“杉湖十子”研究之六）

龙启瑞是清代道光年间广西著名的文人,他在《谌云帆诗序》中通过对唐宋时期某些诗人与清代一些有代表性的诗人的比较,认为欧阳修提出的"诗穷而后工"并不适用于清代,诗歌创作在存在着"穷而后工"的同时,也存在着"诗能穷人"的现象."诗能穷人"的根本原因是"学"的结果.龙启瑞的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诗之"尊唐抑宋"辩——从《沧浪诗话》说起

《沧浪诗话》"尊唐抑宋"的理论对后世影响很深,但始终没有对"诗变"与"世变"的关系作深层的剖析,仅从消极方面指出苏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某些弊端,未尝全面检视当时业已形成的宋诗的艺术特质,更未及探究这种艺术特质之所以形成的种种原因.严羽的批评与事实不尽相符,不能反映宋诗的实际成绩和真实面貌,理论上亦具片面性.由唐诗至宋诗是必然的发展道路.宋代士人长时期充当了"政体"的精英,他们成功地左右整个政局的发展,宋诗议论化的突显与宋代"议论煌煌"之士风的渗透息息相关;宋代文化理性精神的突显又与其时哲学思辨风气的促动相关;而创作主体集诗人、散文家、词人三重角色的独特性,也造成了创作思维的多元化,加诸文学演变的规律等方面,遂共同造就了宋诗独特的风貌.     

从宋初政治的崇文倾向看宋诗气质的形成

中唐政治首先出现的重视"内外制"词臣的崇文倾向对中唐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倾向因唐末五代战乱而暂时中断。赵宋太宗、真宗两朝重倡崇文之治,在职官制度层面恢复、加强了对知制诰、翰林学士"内外制"词臣的重视。因此,宋初"内外制"词臣在文学创作中便自觉地将"当代"与中唐联系起来,把白居易当成上天赐予他们的一个绝好的中唐"历史镜像",兴起了宋初诗坛的"白体"之风,使得宋诗呈现出了一种矜持、从容、闲适、成熟的"中年气质",这种成熟的"中年气质"最终成为宋诗基本格调中既来源于唐诗,又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文学特质。对于宋诗承继中唐诗歌之精神气质问题的考察,不妨说是对传统诗史"唐音宋调"说的一种实证,也是在文学层面上对史学界"唐宋变革期"学说将中唐作为中古、近古之分界的一种回应与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