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可说”与禅的“不可说”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不可说"的命题,这与禅的"不可说"不谋而合。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二者的言语观:什么不可说,为何不可说,如何说"不可说",以期探寻中西方哲学思想中"不可说"的本质。     

论“迷狂说”、“摹仿说”与“神感说”

关于诗本原理,古希腊哲学提出了"迷狂说"、"摹仿说"等,中国古代文论倡导"神感说"."迷狂说"和"摹仿说"以纯理性超验主义为核心,"神感说"推崇感性经验主义,两者都不能全面阐明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诗本原理的认识还需进行语言思维、神话思维和宗教思维的深入研究.     

缘何“不可说”--庄子论语言表达困境及其根源

庄子以语言为维度 ,通过将现存世界划分为“可说”与“不可说”两个世界的方式提出了“道不可言”这一语言表达困境问题 ,并指出“成心”之存在、“道”之本性和“言”之对象化是产生语言表达困境的主客观原因。     

“知行说”“学知行说”考辨

《尚书》的“知行说”产生于青铜文明的商代,孔子的“学知行说”产生于钢铁文明的春秋时代,二者都是官员培养和国家治理的理论,都强调君子躬亲实践国家治理之学的极端重要性。前者虽然包含了理论学习的含义,但并不重视理论学习;后者则特别强调学习国家治理理论对培养官员、治理国家的重要意义,是春秋至今最重要的国家治理哲学。战国至今长期轻忽“学知行说”,而将“知行说”抽象化为教育哲学,这对国家治理、教育科研的理论和实践都是有害的。     

从“道言之悖”管窥道家言说方式及其哲思

“道不可道”乃道家哲思的第一悖论。“道的超验本性”“语言的局限”和“言说者的‘成心’”乃“道不可道”的三个主因。作为一种哲学史上的事实,道家以其“强为之容”的诗意言说方式,以古言今、以虚言实、以事言理、以象言意、以身言境,较有效地克服了“言尽悖”的宿命式“道意”遮蔽,填平了“道言之悖”的理论鸿沟。道家诗意言说的背后隐藏着“向道而思”的思维密码,包括基于体悟的直觉思维、基于“对反”的辩证思维和基于模拟的意象思维。     

“意境”说六种及其申说

从古人的论述和今人的研究中 ,述评了六种“意境”说。指出这六种“意境”说的合理性和缺憾。本文认为意境是人的生命力开辟的、寓含人生哲学意味的、情景交融的、具有张力的诗意空间。这种诗意空间是在有读者参与下创造出来的。它是抒情型文学作品的审美理想。“生命力”的活跃是意境的基本美学内容     

从中国哲学对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看“早期启蒙”说

"中国哲学对于启蒙时代欧洲的影响",这一话题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突显了"中国哲学"自身的整体性及其不同部分间的内在关联性,有助于促使人们把相关思考的兴奋点更为自觉地聚焦于反省总结中国哲学自身所具有的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理论特质。"早期启蒙"说可谓20世纪"中国哲学"学科发展演进历程的一个缩影,立足于对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演进历程的整体关照,应当对"早期启蒙"说的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在今天,在肯定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同作为人类哲学之殊相而具有其一般共性的基础上,从不同的理论范型去比较和澄明两者的"同中之异",应当比仅仅单向度地或者以西论中或者以中论西更具有理论的合理性。     

浅析宗炳、刘勰“虚静说”

审美虚静观是一个颇具中国古典美学特色的、内蕴丰厚的经典范畴。它的哲学渊源是儒道佛,其理论内涵是,审美主体在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必须去物去我,保持一种空灵、宁静的审美心态。本文分析并比较了宗炳和刘勰的"虚静说"。     

言、象、意和“象”思维

"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一语道出了语言的局限性,但同时也提出了超越局限性的办法:"立象"。这一西方现代人仍没有解决的难题,在古代中国早已提出,并给出了精辟的解决办法。"言象意"是对国人思维方式的概括。这种东方式的具有诗意的象思维源于中国汉字,古人在对言象意的关系的论述中,不经意间向我们展示了象思维的特点:整体性、超越性,中国式的思维更容易进行审美超越,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与美学的审美体验过程是相通的。     

“字母说”与“右文说”对比研究

学者们称王观国《学林》中有关"字母"的理论为"字母说",且认为"字母说"和"右文说"名异实同,其实不然。"字母"是在"省文"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省文"指"省其所加之偏旁"或"存其母而省其枝叶"。"字母说"的对象可以是一组字、一个字,也可以是隶变后的篆文,它侧重于客观的用字变化现象;"右文说"通常针对的是具有相同声符的一组形声字,它分析的则是文字本身的形义关系。在表义方面,"字母"表示的是文献中的具体用意;而"右文"是学者根据这组字抽绎出来的最大公约数性质之意义。"右文"指形声字的声符,而"字母"不仅仅指声符。"字母说"揭示了汉字发展演变的部分规律,同时也揭示了文献用字的复杂性。     

论哲学语境中的“化”

"化"在中、西方哲学和现实生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其主要含义是变易、生成、转换、会通、贯彻、创造等。在哲学的语境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都涉及一个"化"的问题。"大化"是宇宙论,道化("自化")是形上学,"化境"是审美学,"化"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是"论(存在论)也可相互发明。"化"论对于理解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实质"自化与化他",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并走向世界,尤其具有根本的意义。     

王国维“境界”说的存在主义向度

20世纪初以降,学术界对王国维"境界"说核心内容的研究,有近百年的历史。有关"境界"说的研究依然存在不少语焉不详之处,特别是对其精神向度的思考还有待深入剖析。从存在主义视角来探讨"境界"说是一种全新的研究理路。基于《人间词话》中对"此在"孤独境遇的高度推崇,以及重在审验"存在"真理的美学立场,"境界"说内含着"本真性"、"忧"、"自由"等三大价值范畴。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三形态说”“五形态说”解释

本文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两大图式———“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关系作出了不同于以往的解释和论证 ,并以此为分析框架 ,进一步解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实现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统一。其主要论点是 :( 1)提出马克思划分三种社会形态的依据是社会生产类型 ,划分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据是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 =社会生产类型 基本生产关系 )。 ( 2 )认为社会生产类型是抽象把握而不是现实形态 ,作为现实形态的是具体的生产方式 ,“三形态说”与“五形态说”的关系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 ( 3)把握社会历史进程要以“三形态说”为基本尺度 ,但仅用抽象形态的“三形态说”(抽象的往往是简单的 )尚不足以把握表现为多样性统一的具体生产方式。 (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发达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其核心问题是解决商品市场经济社会生产类型与社会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的统一。     

庄子思想的境域性与入境之方

人们往往将庄子的"道"视为概念化了的宇宙本体,这是用西方传统哲学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来对治庄子哲学,这不无对庄子思想的曲解。有学者说"庄学是美学",这当然是有见地的。就哲学实质说,庄学是古代中国式的现象学,它有浓郁的现象学识度。庄子关于"齐‘物’‘论’"的致思方向,关于"坐忘"和"道忘"(尤其是"道忘")的体悟方式,关于"寓言""重言""卮言"的言说方法,都是一种现象学识度的"象思维"思想;这是一种情境反思,有很重要的思想价值。     

“无为”之“德”: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及其现代价值

基于对前时代"德"观念的反思和批判,老子创立了由"自然之道"通往"无为之德"的"玄德"观念体系,该体系通过对"下德"("伪德")的思辨性重建,推动传统"德"观念进入形上状态,摆脱了孔儒哲学的"教化性"倾向,使"德"观念回归于自然理性状态,开启了中国思辨哲学之先河,为中国政治哲学树立了全新理念。"无为"根本之意在于"勿妄为",它要求减少强制、慎战惜战、节制私欲、拒斥"伪德"。追寻老子哲学的政治关怀,并发掘其"无为"之"德"的现代价值,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政治改革和政治实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三统”说与董仲舒的历史变易思想

董仲舒的“三统”说是一个体大思精的历史交易学说体系，它内蕴了“三统”、“三道”、“四法”、“三等”等诸多学说。从表述形式而言，“三统”说是一种历史循环论；而从内蕴实质而言，“三统”说则是一种历史进化论，它突出表述的思想是“继乱世者其道变”，并以此说明汉承周、秦之弊而需更化的必要性。     

情归自然: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

"发愤著书"说是司马迁文艺创作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点,它以情感作为文学创作的立足点和出发点,重在揭示社会政治、现实生活和人生际遇等客观因素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运用接受美学理论,以钟嵘的"怨愤说"和刘勰的"蓄愤说"对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的继承与发展为例,阐释分析南北朝时"发愤著书"说的理论内涵和审美价值,探讨"发愤著书"说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的演变轨迹。     

也说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与董卫国先生商榷

孟子转述告子的"不动心之道":"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言向来令人费解。这句话既然是告子表述自己所认为的达到不动心的修养之道,那么告子在这里的"言"、"心"、"气",都应该是指达到不动心的根据和方法,是有其针对性的,也即是从哪里入手进行修行,才可以做到不动心的问题。告子认为不动心的修养根据应该在与"心"、"气"相对外在的"言"。而孟子对告子的批评,并非误解告子的不动心之道,而恰恰是洞察告子的思想误区,指出告子对"言"、"心"、"气"的割裂理解是错误的,是不能达到真正的不动心的。不是孟子误解告子,而是告子不懂孟子。     

解读王船山“自有五言,未有康乐”说

王船山在《登上戍石鼓山》评语中赞誉谢灵运诗，说：“自有五言，未有康乐；既有康乐，更无五言。”这番赞语的倾向性十分明显，说明船山对于谢诗的评价殊高，而且情有独钟。船山是古代湘籍学人中的特出才俊，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不但于哲学与史学研究卓有贡献，即于文学而言，也是深有造诣。其“诗评”中，除存有《古诗评选》八卷之外，据当日目击者记载，尚有宋元“评选”及以诗人为主的陶、谢、李、杜“诗评”等。在这洋洋洒洒、蔚为大观的“评”“选”并载之作中，谢灵运的诗篇最受船山青睐。其《古诗评选》卷一“古乐府歌行”录有５８…     

中国古代哲学“悟道”思维与“德性”精神的文化传统

中国哲学家以直觉体悟、意向体认的"悟道"思维觉解天道人德的思想特质,使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认知世界本体的"理性"思维及其知识体系,其致思方向集中于省思人生道德的心性觉悟。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天人合一的道德伦理中体悟生命的根本,以意象性的直觉领悟追求人生之道的义理,实现人格的完善。中国哲学以"道"作为中华民族生命精神的形上根据,悟觉明德修身、平治天下的德性精神,修养厚德自强、中道和乐的生命境界。这种"悟道"思维与"德性"追求的精神传统,积淀成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思想源泉与文化根基,成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与发展独特而丰盈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