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迟子建小说《炖马靴》的叙事艺术

迟子建的《炖马靴》叙述风格空灵纯净,小说讲述语调轻松,在平淡书写中点化出小说文本别样的诗性意境.《炖马靴》文中叙述者"我"呈现出"第一人称叙事边缘化"的特征."饥饿"作为一种独特的环境描写,成为了文本的"隐性进程",它更多呈现出一种隐匿性,隐藏于情节的叙述之中,对其进行补充和说明.文学的审美属性为历史的记录提供了更具关感的叙述形式,叙事语言本身带有浪漫色彩,其富有诗意的描写,也呈现出诗性特征.     

文本旅行与文化语境——华兹生英译《史记》与倪豪士英译《史记》的比较研究

翻译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旅行,是文本从主方文化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的跨语际旅行.以旅行理论为参照,以进入历史的方式面对翻译这一文本旅行的过程,对美国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两次《史记》英译过程展开基于历史语境的个案对比分析,有助于在历史状态中认识差异性,获得对翻译与文化语境之互动关系的更深入理解.     

清代《史记》阐释中"实录"文学意义的转换

"实录"是历代以来对《史记》史学意义上最重要的概括.清代研究者发挥了历代对《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史学认知,认为《史记》以人传事的叙述模式,要达到"实录"的目的,必然要对人物做到生动、传神的"摹写""摹画",进行艺术化处理.清人把《史记》人物摹写的栩栩如生,生动传神,每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呼之欲出,称之为"实录".这些认识扩展了对"实录"的探索,丰富发展了"实录"的内涵,准确深入地把握了《史记》写人的艺术特色.     

从“大王去邠”看儒、道政治哲学之分途

“大王去邠”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毛诗》和《说苑》等典籍中皆有记述。《史记》《毛诗》《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述基本与《孟子》书中所言一致,《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是转录《庄子》之文。考察《孟子》《庄子》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对于此事的记述却不尽相同。与西方的解释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经典诠释往往“寓作于编”,诠释者通过“笔削”经典文本而将自己的思想“编织”于其中。中国传统亦常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重构历史事件,重构的过程即为表达自身思想的过程,《孟子》与《庄子》对于“大王去邠”一事的不同叙述即是如此。通过详细对比并分析二者叙述此事时所呈现出的差异,以期从中窥得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孟子与庄子,乃至儒、道两家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同的思想路径及学术旨趣。     

西方汉学家批评视角下的华兹生《史记》英译

美国汉学名家华兹生教授英译的《史记》是20世纪西方汉学界的重大成果.西方汉学家从文本语义考证、英译本完整性和学术性以及文本互涉关联性视角对华兹生《史记》英译文进行了批评与分析.这些分析评论有助于更加全面系统地认识华兹生《史记》英译,促进美国汉学界对《史记》的进一步研究与译介.     

失落的浪漫与苏醒的庄严--阿来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已经消失的森林》的文本启示

继《尘埃落定》后,阿来的中篇小说《遥远的温泉》和《已经消失的森林》再次出版.文章通过阿来两部中篇中"新写实"的文学现象的认识,向读者展示了一个被现代文明吞噬掉的诗意与浪漫的原生态文化,以及对这种"失落"情怀的追忆与叙述,并对这种以文学形式展示的文化原土关怀的文本启示,进行了解读与传达.     

司马光施政理念在历史编纂中的表达——从《资治通鉴补》对原作的改动说起

《资治通鉴》问世后,对其注释、订补、改写、续写之作不断出现。明代学者严衍的《资治通鉴补》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订补著作。在《资治通鉴》卷十六汉景帝后元三年、卷十七汉武帝建元元年这一段历史书写中,司马光采取了史实叙述与相关评论前后颠倒、错置,并对重要历史文献进行借用、删节以凸显己意的手法,用于表达自身的施政理念。严衍发现了这段文本中史实与评论颠倒、错置的问题,也发现了司马光对文献的删节使文献失去了原有意义,故在《资治通鉴补》中对这段文字进行了秩序调整,使之符合一般的书写逻辑。同时也将置于原书卷十六末尾一段借用自《史记·平准书》的文字删去,并根据《汉书》原文增补了卷十七开头经司马光删节的董仲舒《天人三策》。本文在分析、比较《资治通鉴》原文与严衍改订后的文字的基础上,指出《资治通鉴》中很多看似有"破绽"的地方,其实隐含了编纂者表达自身理念的深意。对其订补、改写反而消解了文本的原有写作语境,使作者力图借历史叙述予以表达的施政理念湮没不显,而成为一种单纯的历史叙述文本。     

论《史记》对《左传》预叙的扬弃

《史记》预叙（预言叙述）乃扬弃《左传》而来,采用两种方法：神秘预叙和理性预叙。《左传》预叙时,将二者结合,围绕各类历史事件展开;《史记》则将二者分开,用于单个人物传记。但《史记》预叙又有所变化：神秘预叙主要用相术、异象、观气等方法;理性预叙则通过人物行为的描述,展示其性格,与其结局相合,体现性格即命运的规律。经司马迁改革,后代叙述模式为之一新。     

狂欢书写与修辞隐喻--以张炜《九月寓言》为个案

张炜的《九月寓言》带有众多"狂欢化"的因素。用俄国学者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从形式分析入手,返回文本的历史语境、文化语境及作家的个体体验,实现对文本中狂欢化素材、修辞、结构的归并与清理,探索张炜的叙述动机与内在矛盾。     

论经学对《汉书》思想的影响

《汉书》是在浓重的经学氛围中编撰而成的。经学对《汉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经学思想改造《史记》文本;二,以大雅精神评判历史人物。     

《汉书》矫正《史记》举隅

《汉书》在《史记》基础上,建立起纪传体断代史编纂的完整体系,成为中国史学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汉书》对《史记》的袭用也绝不能用简单的"抄袭"二字来概括。班固在袭用《史记》材料过程中遵循有一定的原则,决非盲目照抄。班固对《史记》或增补,或改易,或删节,无不是在一定原则下进行的。     

从历史散文的嬗变看《史记》的四栖形态

综观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嬗变轨迹,我们发现文学、史学、哲学、经学四种要素在其间起伏消长,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核心化或边缘化的地位.先秦历史散文的叙事态度主要表现为经学性或史学性的,到了<史记>文学质素强化,史学意识自觉化,哲学精神核心化,经学层面边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史记>开创了一个时代,也结束了一个时代.     

论《史记》中汉武帝“以广儒墨”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提到汉武帝"以广儒墨",对此一般解释为这是一种语言上"连类而及"的用法。但通过考索文献发现,在《史记》以前的典籍中和《史记》全书中其他地方出现"儒墨"的时候,都没有"儒墨"连类而及的用法,并且汉武帝实行尊崇儒术的同时,也采取了繁荣文化的手段,"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说法不严谨。因此,可以认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中的"儒墨",是沿袭战国以来的说法,指的是以儒家和墨家为代表的所有学术。     

进步民族史观与高超叙事艺术的整合——评《史记·西南夷列传》

《史记·西南夷列传》描绘了西南地区内部各民族的独特特点,追溯了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交往的历史,重点讲述了汉武帝三次通西南夷的情况,表现了司马迁进步的民族史观;将复杂繁乱的历史问题叙述得条理分明,体现了司马迁高超的叙事艺术。     

略论司马迁的好奇与《史记》叙事之奇美

楚文化的影响、时代精神的熏陶和特殊人生遭际共同促成了司马迁“好奇”的审美倾向 ,从而使《史记》在叙事风格上充满奇异之美 ,具体表现在 :为“倜傥非常之人”立传 ;夸张虚构情节 ,制造传奇色彩 ;有意采撷荒诞不经的神灵怪异之事 ,制造神秘感 ;乖离史实 ,突出奇人。     

略论《史记》中的经济管理思想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等篇目中所表述的经济管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特殊的现代意义.他以"法自然"为哲学基础、"善因论"为基本理论的一系列经济管理思想和方法,以及"因之"、"通变"的原则,对当代经济改革和经济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史记》标点研究史简论

文章简要论述了自汉朝以来,历代学者对《史记》标点的研究状况。对于《史记》中出现及使用的标点符号进行依照时段的研究阶段划分,并对古今的标点研究史作出较为详细的阐释和论述。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论《史记》的喜剧美

《史记》是一部融悲剧与喜剧艺术于一炉的伟大著作。《史记》所以蕴含丰富的喜剧美 ,与其所记载的历史时代的喜剧色彩有关 ,也与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有关 ,还与司马迁本人的哲人气质和他所采用的“春秋笔法”有关。司马迁以幽默笔法塑造肯定性喜剧人物 ,记述了他们的风趣谈吐和诙谐故事 ,对“滑稽俳优”人物的描绘尤其精彩 ;他还用讽刺笔法塑造否定性喜剧人物 ,展示了一些贵族的丑恶面目。     

秦汉"酒徒"散论

"酒徒"称谓可能最初出现于战国阶段,而秦汉时期以"酒徒"自称者曾经有突出的历史表现.如<史记>卷九七<郦生陆贾列传>记述"高阳酒徒"郦食其故事最为著名.<汉书>记述郦食其自称"狂生".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有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 ".所谓"狂生",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视作<史记>"酒徒"的一种解说.司马迁笔下记录的酒宴场面,可见反映"酒徒"生活的具体情状.秦汉时期"酒徒"的社会形象,似乎并不光彩.<论衡>说"酒徒非圣人",<潜夫论>亦批评"酒徒无行之人".<后汉书>卷六五<皇甫规传>可见"宿猾、酒徒、戏客"并列,"酒徒"身份与"不义""不轨"行为相联系.孔融 关"郦生以高阳酒徒,著功于汉"的说法,则提示了汉末又一次面临乱世时,开明士人对"酒徒"评价的微妙变化.而魏晋之际名士好酒风习一时盛行,或许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历史文化脉流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