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上世与山东的真关系

曹雪芹上世与山东的真关系周汝昌本文标题中特书＂真关系＂者，因当世传布着一种假关系的说法，故援孟子＂不得已＂之义，而作此文，用辨是非，以求真实。按曹雪芹中古始祖是宋开国元勋枢密鲁国公济阳王曹彬，谥武惠。彬之第三子玮，字宝臣，彰武军节度使，谥武穆。武穆之...     

《五庆堂谱》不是“曹雪芹家谱”——曹雪芹祖籍问题考论之一

关于曹雪芹家世、祖籍的研究中,《五庆堂辽东曹氏宗谱》(以下简称《五庆堂谱》)为不少学者所重视。冯其庸先生对这部曹氏宗谱作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并以此谱作为主要依据,写出《曹雪芹家世新考》一书,确立了他的曹雪芹祖籍“辽阳说”。1990年5月北京燕山出版社影印出版这部曹氏宗谱时,冯其庸先生还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名义在“出版说明”中写道:“《五庆堂重修曹氏宗谱》(俗称《曹雪芹家谱》)是清同治年间重修时的正式抄本,列举了中国伟大作家曹雪芹的始祖、祖辈和父辈的世系,是一部关于曹雪芹家世的历史文献。”并说:“此谱的历史真实性与曹雪芹的血统关系不容否认,它对于研究曹雪芹家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唐初“文章世所希”的“刘舍人”考论

唐徐彦伯有一首流传甚广的《赠刘舍人古意》诗,盛赞一位"文章世所希"的刘舍人。刘舍人文章水准之高,影响之大,当时已为公认。然而,由于诸多原因,学界至今尚未有人详考刘舍人确指为谁。与徐彦伯有过交游的"刘舍人"有两位,一是刘知几,二是刘允济。结合二人的仕途履历及其与唐玄宗、徐坚的私人关系等因素来看,可断定"刘舍人"即唐初文史大家刘知几。徐彦伯和刘知几二人在文史志趣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故徐氏赠诗给刘知几止此一首,而刘知几并没有回应,甚至刻意回避与徐彦伯共修国史等事实。     

唐末五代广西籍诗人考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广西文化的开发比起中原地区稍晚一点,到了晚唐出了两位知名的诗人曹邺、曹唐①。明人廖东升《吊曹祠部》一诗说:“科名开自大中年,艳说曹公独占先。甲第天荒从此破,文章衣钵至今传。……”②清人王维新《阳朔道中怀曹邺》一诗亦说:“山川何地可无才,祠部翩翩出草莱。唐代文章原后起,岭西风气实先开。……”③都是认为自从曹邺以后广西的“文运”才兴起,这是事实。唐五代广西诗人在二曹之后,《全唐诗》中存有作品的,尚有五代时的诗人翁宏、王元     

汉代襄平、望平、辽阳今地考辨——论“曹雪芹祖籍铁岭说”历史地理考证之失误

战国、秦、汉时期 ,辽东郡首府所在之襄平县及治下望平、辽阳二县 ,其地望历来颇有争议 ,众说不一 ,它的定点正确与否 ,不仅关系历史研究 ,也对文学史研究有很大影响。现代考古学兴起之后 ,对解决历史问题或历史地理研究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能否了解、掌握和正确运用考古学资料 ,是研究成败的关键。无视或任意解释考古发现 ,都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 ,我们必须以历史文献记载并结合考古发现资料来研究历史地理 ,才会真正解决问题     

“曹雪芹墓碑”揭伪

1992年8月1日,在北京以东的通县张家弯,召开了新发现的曹雪芹墓碑鉴定会。会议是由张家湾及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有关负责人联合主持的。到会者以文物界及红学界人士为主。会议分发了有关材料,介绍了发现概况并查看了原物。与会专家发表了不同看法,因而会议结束时并未获得统一意见。而在同一天,上海、北京等地的一些报纸刊出文章     

“桂岭”考论

唐以后诗词常见有"桂岭"一语,但少为人注意,且注者多歧.经考辨可知,"桂岭"所指有五岭之临贺岭、桂林山岭和岭南地区等含义,常作为远离中原的象征而使用.人们对"桂林山水甲天下"的认同、文才武略的官员在"岭南瑶壮窃发"时南调的经历和迁客骚人对"两粤犹称乐土"的向往等原因,造成了"桂岭"作为一种诗学意象,不仅象征着遥远,还呈现出某种奇异和神秘的色彩,传达着文人们或畏惧,或赞赏,或落寞的情愫.     

“白泽”考论

白泽是我国古代神话中的一种瑞兽,能言语,通万物之情,知鬼神之事.自“黄帝治天下”之日起,白泽便被古人赋予了特殊的神格、涂上了幻化的色彩.白泽神兽原是楚人虎图腾崇拜的产物,白泽神话蕴藏了楚人“名字巫术”的思想.作为一种文化符号,白泽“辟邪纳福”的基本象征意义一直深为古人崇信.正因如此,古人才会将白泽织入衣裳,绣为旗帜,用作人名,铸于香炉.     

“隐士”考论

隐逸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受到学界的重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研究面宽、朝纵深方向发展的纷呈局面。稽诸正史,旁及笔记文集,研读今人著述,发现对＂隐士＂的定义及＂隐士＂文化理论建构的过程认识和描述,莫衷一是,各持一端,多有不符合历史实际之处。考察＂隐士＂一词出现以前的＂隐士＂文化的历史衍变,探究儒道两家对＂隐士＂文化理论的建构,方能明白＂隐士＂最为本初的面貌,也才能更准确地理解＂隐士＂这一文化现象的特质。     

“尖叉韵”考论

"尖叉韵"或称"尖叉",作为险韵的代称,源于苏轼七律《雪后书北台壁二首》。该组诗末句分别押"尖"、"叉"二字,这两个字都属于险韵。该组诗并不是押险韵最高难度的标志,但由于苏轼的巨大影响力,后世文人大量唱和,才使得尖叉的险韵特点凸显出来,进而超出了苏轼雪诗及其所用险韵的特定指代,成为代指险韵的独立词汇。这一情况出现并完成于清代。"尖叉韵"与"白战体"都产生于苏轼的咏雪诗歌,他们从押韵和表现手法两个角度体现了苏轼的才力与艺术创新,并赢得后世的广泛推崇与积极唱和,是后世效法苏轼诗歌的典型例证。     

“杂合”概念考论

"杂合"概念经历诸多语义嬗变之后,在20世纪晚期以来受到广泛关注。这个概念的后殖民主义转向,依托于转变了的"认同"意识。"杂合"和"认同"是当代文化理论中的关键词,折射出文化观念的不同指向;不但有巴巴、霍尔等诸多探讨杂合理论的中心人物,亦有杂合文化观念的理论探讨所激发的对相关连带概念的思考。杂合概念在后殖民理论中的运用,旨在抵御殖民文化的侵蚀,从而成为挑战性极强的抵抗模式。然而,晚近的杂合理念和认同话语,终究是在西方世界建构的,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主流话语,也没有足够的能量来颠覆顽强的本质主义。今天,"杂合"虽已不再是热门话题,但还在不断启发人们的思绪,与之相关的认同政治学和跨文化思维模式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太一”考论

传世典籍多见“太一”一词,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中更有珍贵的道家佚文《太一生水》篇.那么,“太一”一词到底何时开始出现?它有什么内涵?后来又有何演变?考察典籍可知,“太一”出现的时间在春秋末期或战国早期,是老子开创的哲学概念,其最初的意义为:物体形之大者和时间之最初者,为万物之终极起源.首论“太一”思想的《太一生水》赋予了“太一”至上性和绝对性,“太一”因此而被后世附会为神名,后又因神名而附会为星名.而将“太一”作为避兵祈福神始于西汉早期汉文帝时期.     

唐代“随军”考论

作为唐代节度使府及地方州府下属的军事僚佐成员之一,随军之职始设于唐高宗或睿宗时期,甚或更在唐初,而非《旧唐书·职官志》等所说唐玄宗天宝年间或以后。尽管随军的品秩并无明确规定,但随军却有相对固定的职掌范围,而非"无定职"的临时性差遣人员,作为节度使府或地方州府的重要僚佐,随军除职掌官府公务外,有时还承担长官之私人事务。随军多由"有出身人及六品以下正员官出任",对任职资格有较高要求。因为随军职掌事务机要,且多与长官关系近密,故在众多藩镇幕职中的社会政治地位相对较高。     

论中国历史上的“二世现象”

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史中存在十分突出的“二世现象”。该现象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新王朝建立后,国家政权不是“二世而亡”,便有“二世之乱”。这种或亡或乱的“二世现象”,不仅反映了王朝更迭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专制社会权力传承的一种独特类型,折射了中国政治规范的两难状态和约束乏力。此外,“二世现象”还通过史籍、谏诤作为史鉴参与中国历史演进,成为中国政治活动内在的一个因素。因此,从“二世现象”入手,探讨中国数千年政治权力传承的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论曹雪芹的“异端”思想

一代文豪曹雪芹,有着浓厚的"异端"思想:一方面,《红楼梦》本身是一部宣扬"异端"的著作;另一方面,曹雪芹的超前之思、正邪两赋哲学思想都是不为正统所容的"异端"。曹雪芹"异端"思想的形成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前代及当代思想家"异端"思想的熏陶,以及曹雪芹坎坷的人生遭遇及独特的个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探究曹雪芹"异端"思想,对于全面深刻认识曹雪芹,以及《红楼梦》的理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唐代“南选”制度考论

本文认为唐代的“南选”制度是在江淮以南，特别是在黔中、岭南地区实施的一项特殊的官吏铨选和举士合一的政治制度，它对加强唐中央政府对黔中、岭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二湘”主旨考论

《湘君》和《湘夫人》是屈原《九歌》中独具特色的两篇作品,诗篇的主旨是否与屈原的经历、思想和情感有关,一直是古今学者所争论的焦点。从诗篇所表现的思念、求索、幻想、失望和绝望的情感历程来看,“二湘”的主旨是借湘水男神和湘水女神期而不见的情节、誓死不渝的情感与思想,来寄托并表现屈原自己对君王忠心,却被君王疏远、理想不能实现的惆怅之情。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文化诗学”流变考论

在世界文论话语体系中,"文化诗学"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美国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俄苏文化诗学和中国文化诗学。"文化诗学"这一术语率先发难于美国,随后被"移植"到中国文论体系中。中国文化诗学借用的仅仅是西方的名词术语,在进入中国语境之后便被不断的内化、同构于传统诗学内,并在谱系化的"本土性"构建中逐渐建构起了"中国文化诗学"的理论体系。巴赫金的文化诗学不但在时间上早于美国新历史主义学派,更被后者借鉴与吸收,而且对中国文化诗学也形成了重大影响。文化诗学是作为一种"反抗"与"回归"的世界性思想理论思潮而席卷全球的。     

唐五代“土团”问题考论

"土团",作为中唐以降地方团练兵的一种,因部分地区兵力不足而成为其兵役的实际承担者,它们主要通过政府依户征集而来,属于国家无需供养的地方民兵,其人数往往并不固定,多存在于晚唐的南方地区。起初,"土团"虽为地方兵力重要的补充来源,但只是作为辅助的军力参与戡乱。随着晚唐中央对地方逐渐失去控制,其统领者开始由朝廷的命官转化为地方豪强,"土团"也开始由国家遏制地方动乱的重要支柱,蜕变为支持割据、颠覆帝国的重要帮凶。到五代时期,"土团"对地方社会影响更甚,尤其在南方地区事实上成为取代旧势力,建立新割据的军力基础与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