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二·六军团“江石休整”

贵州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之一。红军在贵州地区的革命活动，是中国现代史的重要篇章。长期以来，史学界对红军长征在贵州的研究主倾向于中央红军，对红二·六军团的研究则鲜有涉及。诚然，中央红军在贵州的伟大历程是重要篇章中最为光辉的一页，但红二·六军团在贵州开展的革命活动也同具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其中在黔东石阡、江口地区进行的休整，即“江石体整”就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中一次极为重要的事件。这一事件在红二·六军团战史上有着突出的位置。对它的研究，不仅可充实研究红军长征在贵州的蒋弱环节，而且可在一个历史…     

试论黎平、猴场会议与乌江之役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境内召开了黎平、猴场会议,放弃了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从而挽救了处于险境的红军。这次会议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改变战略进军方向的开始,成为我党我军的重大事件而载入史册。     

论黔东特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地位

黔东特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战略地位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不可低估。主要体现在两大方面：（１）黠东特区的工农武装潜力为红三军复兴革命力量提供了宝贵的能量，支持了中国革命大局中的小局转危为安，它同时为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开创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２）黔东特区重中之重的战略意义是策应中央红军长征。作为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要冲之地，它为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准备了有利的作战条件；在黔东休整─新的红二、六军团挺进湘西，开创新苏区，为中央红军突围牵制了大量敌军。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党的民族工作

<正>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建立的红色根据地之一.它是在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肖克、王震、张子意等同志为代表的中央湘鄂川黔省委和军委分会的具体领导下,在湘鄂川黔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建立的黔东特区的基础上,经过红二、六军团全体指战员的努力奋斗而发展起来的.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口号的提出,并于次年七月建立了黔东特区起,经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巩固和扩大,到一九三六年春留守根据地的红十八师最后退出,前后经历了两年多的艰苦历程.     

南腰界会师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把持着党中央,排挤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实行了完全错误的军事路线,使得红军作战不断失利,以至于不得不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就在这艰难的时刻,转战于川黔边的红二军团(1931年改称红三军)与先前由湘赣根据地突围的红六军团在我省酉阳县南腰界胜利会师。这次会师,使两支兄弟部队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获得了新的发展,为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大转移     

对长征初期湘桂黔边“转兵”问题的探讨

<正>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成功地实现了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兵”,即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计划,扭转行军方向,由去湘西改向黔北,创建新根据地.这不仅是一次军事战略的转变,使红军开始转危为安,而且成为遵义会议胜利召开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长征时期的川滇黔边红军游击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在毛泽东等统率下,纠正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重新采取前四次反“围剿”中有效的战略战术,在川滇黔边展开了机动灵活的运动战,为红军长征开创了胜利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二月上旬,中央红军一渡赤水抵达扎西(今云南威信)后,中革军委以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名义发布了《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命令》。《命令》规定:“一、三军团部应依颁布的新编制改编,其多数人员应尽量补充到战斗连中去,其一部分经过宣传与选拔可成立游击队在地方活动”。游击队成立后的任务是:加强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坚持游击战争,牵制和打击敌人,掩护主力红军长征;保护和安置红军伤病员;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经党中央批准,军委抽调徐策(三军团六师政委)、曾春鉴(六     

试析毛泽东对长征主体的认识及其变化

1935年之后,在毛泽东的意识与话语叙述系统之中,一直将长征和红军主力的大转移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将中央红军视为长征的主体,并不包括此后红二、四方面军的北进与会师。晚年毛泽东逐渐修正和改变自己以前对长征主体的认识与界定:长征是包括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三大主力红军的长征,而不单纯指中央红军的长征。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与分析,有助于我们认识长征史研究范式中长期以来就存在的过于偏重中央红军而相对忽略红二、四方面军的“偏荣偏枯倾向”,进而以红军三大主力为主体,重新建构完整的长征史研究体系。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

（接上期） 三、红军长征的艰难历程 四路红军的广大指战员,在与敌军浴血奋战、经受险劣自然环境考验方面,是基本相同的.由于各路红军担负的具体任务、行军路线、面临敌情、社情、地形等方面的不同,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 (一)中央红军在保卫党中央、成功探索红军长征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直接率领的部队.参加长征的红军主力有:第一、三、五、八、九军团.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湖南“扩红”述论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在安化“扩红”100多人，在新化“扩红”2 000多人，在辰溪“扩红”300多人，在溆浦“扩红”3 000多人，在邵阳、武冈等地至少“扩红”110多人，在黔阳、晃县等地至少“扩红”110多人，在湖南共“扩红”至少5 600多人，成效显著。“扩红”成效显著，主要是因为：红二、红六军团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极大地调动起湖南人民的爱国热情；红二、红六军团高度重视、统一部署、精心组织“扩红”，新化、溆浦“扩红”形成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二、红六军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不仅吸收工农群众，也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参加红军；红二、红六军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模范遵守纪律，大力打击残害人民的土豪劣绅，十分重视维护、给予群众利益；党和红军，特别是贺龙在湖南影响很大；新化、溆浦等地人口众多，群众基础好；红军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整等。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湖南“扩红”，极大地增强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力量，也为此后长征中的“扩红”积累了宝贵经验，从而为取得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四川在红军长征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和作用

四川在红军长征史上的特殊历史地位和作用元江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６年１０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第二方面军（甘孜会师前称二、六军团）和第四方面军实行战略转移，在历时两年的长征中，三支主力红军经过了闽、赣、粤、桂、湘、黔、川、滇、甘、...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及其历史与现实意义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是长江南岸的最后一块红色根据地,是在全国其他各路红军离开原有根据地后,由红二、六军团会师后建立的,为我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以"扩红运动"为研究维度,从三个方面进行深刻论析。面对国民党的"围剿"、根据地内反动势力的迫害以及薄弱的地方武装力量,"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显得迫切需要。"扩红运动"的组织发动不仅对打击封建反动势力、维护苏维埃政权、壮大革命队伍、策应红军长征,以及保卫土地革命成果、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还对当今密切党群关系、处理民族关系、加强军队建设等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身陷敌营的元帅之女(一)

她在马背上和箩筐中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她是元帅之女,由此而带来的灾难和幸运都伴随她度过了艰难的童年。 流离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被迫离开苦战多年的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了长征。     

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70周年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未能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陷入被动的境地,被迫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人员从开始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接受毛泽东的建议,放弃到湘西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比较薄弱的贵州前进,避免了覆灭的危险。并于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     

英雄的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

川滇黔边区红军游击纵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播在川滇黔边区的革命种子.它在川滇黔边区二十多个县境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两年内牵制了近十万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一、红二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长征,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一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分三路向川南开进,拟从泸州上游渡过长江,到四川西北地区协同红四方面军实施总     

卓木碉会议会址考证

一九三五年六月,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今小金)地区胜利会师。八月,为创造川陕甘的根据地,中央军委决定将这两支主力红军编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头北上。左、右两路军分别到达阿坝和巴西地区后,张国焘不服从党中央关于继续北上的正确战略方针,坚持其南下的错误主张,命令左路军和右路军中的红四军、红三十军从阿坝、巴西地区南下,并于卓木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非法作出《关于成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公开成立第二“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等,并由他自任“中央主席”,严重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团结统一,使其分裂党和红军的罪行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     

试论长征中红军"南下"行动的积极作用及其原因

“南下”行动是红军长征中的一次重大曲折。但是,“南下”行动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仍然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在客观上支持和掩护了党中央单独北上;在战略上配合了党中央开创陕北革命大本营的艰苦斗争;接应了长征中艰苦转战的红二、六军团,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南下”红军还在经过的路途广播了革命火种,充分发挥了人民军队的“工作队”的职能。这些积极作用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共产党作为“南下”红军的灵魂和核心是其中最基本的原因。     

试述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准备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的长征,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由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到抗日战争兴起的第二次历史性转变的序幕。那么,红军长征前有无准备呢?我认为,一方面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在退却中实行了逃跑主义,没有在广大红军干部战士和根据地群众中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动员;另一方面长征前中央领导核心已有打算,并在政治、军事、物质上进行了一定的准备,当然这些准备对于一次战略大转移显然是不够的。     

新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中央红军长征前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派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先行北上。对于这次远征行动,现在史学界一般都持肯定态度。认为它在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反“围剿”和战略转移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具有伟大的历史地位。但是,在详细考察这段历史之后,我们认为,对     

青春献革命——红军第一个女报务员李建华小记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中央红军南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的有30多名女红军,她们中走完二万五千里征程、最后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只有25人,李建华就是其中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