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进入对我国零售产业集聚的影响

基于零售产业性质及资源特征视角,分析了零售产业集聚的二维评价模型特征,利用赫芬达尔指数与基尼系数考察了外资进入下中国零售产业集聚的变动趋势,并把外资零售企业国际化行为放在中国零售产业集聚的二维空间下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研究发现,外资零售企业国际化行为是影响中国零售产业企业集聚趋高、区域集聚趋低的重要因素,影响的主要路径是店铺扩张与人力资源竞争。     

我国零售产业安全的区域差异性研究——基于外资冲击的视角

基于零售业区域市场间竞争的相对独立性与差异性特征,构建了评价我国各区域零售产业安全的4维度10个指标的指标体系,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实证分析了我国各地区零售产业安全现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零售产业有越来越不安全的趋势,且产业安全存在区域差异性,在四大直辖市等地区的零售产业安全现状不容乐观。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区零售业发展的差异、开放时间和程度的差异、外资最初进入时本土零售企业的竞争力差异及本土零售业态结构不完善造成的。建议通过差异化对待不同地区外资零售企业,提高本土零售企业竞争力,完善整个零售生态系统来改善我国零售产业安全状况。     

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与规模经济效应分析

旅游业空间集聚是规模经济效应的前提和基础,规模经济效应反映了产业集聚的效率水平。鉴于我国旅游业空间集聚的现实情况,在通过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熵指数衡量我国旅游业集聚水平及空间分布特征的前提下,利用2007—2016年31个省份的数据,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旅游业规模经济效应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东中西部和西南地区旅游业呈现规模经济效应,东北地区表现为规模报酬递减;2.空间集聚促进规模经济实现,但不是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充分条件;3.我国区域旅游业空间集聚的回波效应大于辐射扩散效应;4.政策因素在我国旅游业区域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我国的海洋产业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我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海洋产业的分布越来越呈现出空间集聚的趋势.针对这一现象,通过区位商法的分析发现,海洋产业的集聚化特征已比较明显.根据不同因素的区分与归类,概括出影响海洋产业集聚的因素主要包括海洋资源禀赋、区域经济差异、海洋相关政策,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约束,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不同海洋产业的集聚水平.对于我国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可以通过提高海洋产业集聚水平实现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基于流通链视角的现代粮食流通组织创新研究

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粮食流通体制正逐步向市场化方向迈进,但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的衔接方式却没有大的改变。相比工业品流通组织和业态创新速度来说,粮食流通组织创新一直是滞后的。文章深入分析了粮食流通的基本规律,指出粮食流通不同于一般工业品,存在着天然高流通成本的特性,需引起政府和科研人员的关注。在此基础上,提出粮食流通链创新必须从粮食流通天然高成本弱势的基本特点出发,立足于实施、保障、手段三大现实基点,围绕不同产销规模的粮食生产主体构建粮食批发、零售等环节的组织链接和业态创新模式。     

基于外资流通业快速扩张的政府规制

随着我国流通业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大,外资流通企业在我国快速扩张。外资选择进入我国流通市场主要是看重我国庞大的零售市场和巨大的成长潜力。外资流通企业进入我国市场的过程中,产生了过度竞争及经济不安全的负面效应,表现为抢滩、扎堆、无序,在某些区域、某些业态、某些环节上出现经济安全问题。因此,政府有必要对外资进入流通领域进行规制,除了制定商业网点计划、规制外资流通业的进入外,还要培育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加强对地方政府盲目扩大引资行为的管制、加大对流通领域的科技投入、整合国内流通企业、提高国内流通产业集中度,只有这样,才能培养我国拥有自主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集团,才能保证我国流通产业的健康发展。     

产业集聚驱动粮食高质量发展机制

从产业经济学和空间经济学双重视角,探讨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及其与 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使用 ＧＭＬ指数、动态面板和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效果与机制进行 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非线性的“倒 Ｕ”型关系,内部规模经济、资源 共享和技术溢出是产业集聚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渠道,规模报酬递减、资源共享不足与技术锁 定会显著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现实来看,产业集聚度不断提高促使中国粮食发展质量得到 持续改善,但目前集聚水平远未达到“倒 Ｕ”曲线拐点,利用集聚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尚有较大空间。 因此,通过适度规模经营、资源共享和技术溢出等中介机制充分释放集聚规模效应,实现绿色全要素生 产率持续稳步提升,是推动粮食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立足点。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产业集聚影响因素研究——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

在梳理新经济地理学文献的基础上,基于2001至2010年浙江省27个制造业部门数据,选取产业关联、地方专业化水平、企业规模、外资比例等因素,并通过 eviews6.0对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聚影响因素进行了考量,分析发现本地市场效应、外资比例、企业规模等新经济地理学中的因素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产业集聚.     

基于省际角度的家具产业集聚内部动因的实证分析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确认影响家具产业集聚的内部驱动因子主要包括产业规模经济、需求增长、产业外部经济、产业经营水平和交通水平5类因子。选取家具产业GINI系数、HHI指数作为因变量,采集1989—2008年全国31个省、市或自治区的家具产业的相关数据,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平稳性检验,采用逐步回归方法,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结论表明：目前我国家具产业集聚主要是由低级的生产要素驱动。产业规模经济因子、需求增长因子不仅对家具产业生产规模的集聚有正向驱动作用,且对就业与企业数量规模的集聚水平也表现出一定的正向驱动,但驱动作用有限;交通水平因子则有较弱的正向驱动作用,表明由省际间的交通差异导致的家具产业集聚趋弱;产业外部经济因子中的工资水平变量,已显现出离散作用;家具产业经营水平等高级生产要素对就业与企业数量规模的集聚有较强的正向作用,但对生产规模的集聚则呈现出较强的离散力,说明家具产业具有明显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将导致家具产业省级区域集聚的反向更替的进程。集聚区域内家具产业升级势在必行。     

广东省镇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差异研究

以2016年广东省104个县区为研究单元,选取反映人口集聚、产业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9个指标作为评价因子,采用加权求和方法计算出各个单元镇域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并运用地理信息系统软件,分析了广东省镇域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研究表明:广东省镇域综合发展水平及其3个子系统得分值不高;产业发展子系统的区域差异最大,城镇化子系统的区域差异较小,四大区域的内部差异是形成广东省镇域发展差异的主要来源;综合发展水平和3个子系统的空间关联性均较高;人口集聚呈现出南高北低,产业发展呈现出中间高外围低,城镇化呈现出多集中、少分散集聚和综合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等空间特征.     

制造业空间集聚水平测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福建省为例

基于产业集聚相关研究的分析,利用区位商、空间基尼系数和行业集中度等3个指标对2014年福建省九地市制造业20个行业的空间集聚水平进行综合测算,发现福建省制造业的产业集聚现象显著,但存在优势产业以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不同行业集聚水平存在差异且整体集聚水平较低,以及区域之间产业同构化严重和地区发展不均衡等问题。同时,进一步选取2005-2011年福建省20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对制造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进行面板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不同行业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因素对福建省制造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同。基于此,提出福建省制造业集聚水平提升的相关建议:(1)促进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集聚,提高资本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集聚水平;(2)加强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分工协作,促进产业集聚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3)引导区域特色产业集聚,提高主导产业集聚水平和集聚效率。     

市场化程度、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效率

该文选取2010—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引入产业集聚作为中介变量,采用系统GMM方法,探究了市场化程度如何通过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产生影响。研究表明：从全国来看,产业集聚在市场化程度促进区域创新效率提高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传递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30.5%。从各地区来看,在东部地区,产业集聚在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中发挥着遮掩效应;在中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可以通过产业集聚来提高区域创新效率;在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区域创新效率虽然有促进作用但并不显著,且产业集聚在该过程中不能发挥中介效应。因此,各地区应当在提高市场化程度的同时,充分考虑本地区产业集聚的规模,实现市场化和产业集聚的协同联动,从而提高本地区的创新效率。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转移及影响因素分析——兼论吉林省引进外资的策略

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存量巨大,但外资在我国各地区的分布极不均衡,且呈现出区位转移的趋势。本文通过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区域分布的现状,找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转移的因素,包括入世保护期结束的新变化、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由集聚走向外溢、外资产业价值链的调整以及产业转移推动外资的区位转移。并对吉林省加快引进外资提出了加强服务业外资的引进、以东北亚合作为基础重点吸引日韩资金、发挥优势产业的引资能力和继续改善投资环境的建议。     

粮食生产核心区综合承载力评价研究——以河南省商丘市为例

提高粮食生产核心区综合承载力是实施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推进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的重要价值取向。以综合承载力研究成果为基础,从我国粮食生产核心区城乡三次产业承载水平的角度,初步构建评价区域综合承载力的影响因子和模型,对商丘市2000-2009年城乡三次产业综合承载力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当前农村呈现超载状态,城镇虽尚可载但水平不足,城乡综合承载力与现有人口规模基本持平,区域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有待提速。因此,粮食生产核心区应着力发展现代农业、大力提高城市综合承载力、不断拓展城市市区和功能新区发展空间。     

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空间集聚水平及特征研究

选定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利用产业空间集聚指数、集聚弹性系数、市场集中率和克鲁格曼区域分工指数对其空间集聚水平进行了综合测度,基于行业和城市的双维度视角针对空间集聚程度、集聚弹性及区域分工等展开探究。结果表明:2003-2011年,皖江城市带区域支柱性产业整体集聚程度较高,但各行业存在明显差异;高技术类别行业、中低技术类别中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均呈现出高度空间集聚;不同行业的工业经济增长对产业集聚度变动的敏感性不同。区域内基本形成了以合肥、芜湖为核心层,其他城市为外围层的"核心-外围"二元空间分布模式;各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较为合理。     

中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地区差距、空间效应和动态演进

为全面系统地考察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2002年、2007年、2012年和2017年各省份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进行了测算,在此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方法和核密度函数模型,分析了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空间相关性以及动态演进过程。结果显示：我国各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和非均衡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在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高值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以及部分北部沿海、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低值地区主要聚集在大西北综合经济区和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在观测期内,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高值区、中值区和低值区的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持续提高,各区间内的地区差距持续变大,在未来几年,该趋势可能会继续保持。本文明确了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的发展现状、地区差距和演进趋势,对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和数字经济区域协同发展有重要意义。     

经济集聚机理的尺度分异整合及其应用价值研究

经济活动空间集聚是有尺度之分的。文章从企业—厂商、产业—行业和区域—地带三个尺度研究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认为在企业—厂商尺度上,空间集聚特点是企业增长和空间扩张,作用机理是内部规模经济和内部范围经济;在产业—行业尺度上,空间集聚特点是企业的空间邻近性,作用机理是外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在区域—地带尺度上,空间集聚特点是产业的区域复合,作用机理是区域外部规模经济。在此基础上,文章论述了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不同尺度作用机理的内在统一性及其理论的实践价值。     

集聚经济、FDI区位选择与引资新战略

跨国公司区域定位的集聚特征日益明显,集聚经济已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如何创造有利于外资集聚的区位条件对我国外资引进工作有着重大意义。根据产业经济学、经济地理学以及国际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深入分析集聚的利益与成本、外资集聚的特性以及外资集聚的影响因素,新形势下引资战略应当:(1)深化与跨国公司在价值链上的联系;(2)突出产业优势,促进外资集聚;(3)加强区域合作,放大集聚效应;(4)合理规划开发区,注重区内外资企业产业关联和分工协作;(5)采取积极措施促进与跨国公司的联系。     

基于规模发展的零售业态区域差异实证研究

在确定零售业态规模发展评价指标基础上,进行各区域主要零售业态规模的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便利店、超市等新兴业态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比较突出,各地区的各业态规模发展总量与规模发展速度均表现出个体差异性。这些发展特征与各业态在我国所处的生命周期有关,而不同经济水平下的消费需求在很大程度也决定了地区业态发展程度,同时,消费需求的适应性使得各业态的要素投入在地区内发生规模转移,从而直接影响业态的规模变化。     

北京零售产业集聚水平测度及零售产业集聚效应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是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经济现象,它会给行业内部企业以及区域经济带来诸多集聚效应,如降低交易成本,解决行业就业问题等.本文选取零售业作为产业集聚研究对象,并以北京市零售业为例,对北京市零售产业集聚水平以及零售产业集聚效应进行实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