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五四与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从五四革命在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播下科学、民主以及求实、创新的种子始,中国文化精神包括伦理精神开始了艰难的划时代变革。继承五四精神,咀嚼着沉重的长痛和剧烈的阵痛,中国当代伦理精神从二十世纪末叶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国民中,正在艰难顽强地应运而生。中国当代伦理精神在时空参照系上,同中国传统伦理精神和西方伦理理精神相对照,是五四精神在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产儿;就表现形态而言,它是社会现代化和人的解放所要求的新型人际关系、伦理生活、道德观念、国民品格、社会风尚的内在精神和必然趋势。本文力图顺应中国社会的历史必然和中国人的需要这双重尺度,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与五四精神的内在联系中,把握中国当代伦理精神。     

论五四小说与传统伦理意识的关系

五四新文学革命本质上是一场思想革命运动。从新文学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启蒙、思想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对传统伦理意识的变革。在“政教”与“人伦”两者中,五四启蒙者似更侧重于“人伦”的一面,对传统伦理意识的变革构成五四思想革命的重     

“五四”文学场域的重建和话语形态的拓展——评王桂妹《文学与启蒙:<新青年>与新文学研究》

王桂妹的新著《文学与启蒙》以卓异的问题意识和开阔的学术视野就文学和启蒙的关系走进"五四"文学和文化这一丰富的历史存在,其坚实的理论素养保证了对繁复的历史事件做出有效的文学、文化阐释。论著从"一些具体而微却极具诠释效能的话题"中打破了既往的文学史研究中"思想与审美在一系列的启蒙二项对立式中所演绎出错综故事",努力回到历史场域,以清醒的历史意识描绘出一幅以《新青年》为支点的"五四"时代的文学图志,"在‘思想—文学—精神’的彼此投射中透视文学与启蒙的明与暗、光与影"的理路中出色地完成了对"五四"文学的一次精神之旅。     

祛魅之后：五四伦理革命的困境与局限

五四伦理革命在实施中暴露出启蒙者的困境与局限,这主要表现为：其一,传统道德理想主义与悖反价值诉求的难局。虽然启蒙者给予旧伦理沉重打击,但促其如此的却是对于传统儒家德性原则的操守。其二,重估偏失与新伦理建构的盲区。启蒙者＂重估一切价值＂的口号不足以为个人的道德处境提供确当的依持,也就无法起到维系社群生活稳定的伦理效力。其三,科学至上与人文之失。五四启蒙知识分子的科学决定论意味着中国伦理范式的一大转换,他们用科学代替仁德,并无助于解决启蒙以来民众在价值取向和文化认同上的危机。     

启蒙走不出家庭伦理的怪圈--鲁迅在家庭伦理上的尴尬境遇

作为“五四”启蒙运动的主将 ,鲁迅始终没有走出家庭伦理的怪圈 ,无论是在理论倡导、伦理实践还是文本叙事上 ,鲁迅一直“背着因袭的重担” ,陷入了与启蒙身份相悖的尴尬境地。重新定位家庭伦理格局中的鲁迅 ,是为了走出“鲁迅时代”     

略论儒家伦理与明清之际社会转型——以山西商人为个案的研究

本文在评述马克思·韦伯关于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关系理论的基础上,指出"韦氏问题"带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革命"地位以及先前研究在解释中国古代社会转型中所存在的缺陷,继而运用传统史料着重分析我国明清之际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的内在联系,并以山西商人为个案加以论证.另外,还就此论题所体现的史学方法论和现实意义略加评论.     

论梁实秋的人性观

梁实秋的"人性论",以儒学伦理人性为精神依归,以西方新人文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他选择了内在视角,以具有共通情感与理性的人来取代"阶级性"的人,反对阶级人性论;在"情感"与"理性"的二维之间,强调理性的支配作用,批判五四新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泛滥"。梁实秋人性观的总体特征是古典主义,强调普遍性、社会性、稳定性,排斥差异性、个体性、变动性。     

论“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的融合与碰撞

"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五四"文学发轫之初,就夹杂着马克思主义革命思想。受"五四"文学的影响,左翼文学也常常带有鲜明的"五四"启蒙意识。但"五四"文学与左翼文学本质的差异,使得两者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冲突。这种碰撞冲突的关系在蒋光慈、柔石、丁玲等作品中有很好的表现。从"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的融合矛盾的复杂关系可以看出延安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文学复杂性的一面。     

再现底层现状,呼唤民族脊梁——金庸《飞狐外传》中钟四嫂杀子的背后

学界没有对钟四嫂在《飞狐外传》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给予充分的重视。金庸利用民间故事,建构杀子文本,重构杀子叙事,再现底层现状;同情弱小,渴望正义,呼唤民族脊梁的出现,展示了较强的社会性、思想性,把小说"供消遣"的本质与"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为人生"的主张统一起来,拓展了武侠小说的表现边界与内涵。而钟四嫂有违伦理、道德和法律的杀子行为,还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新旧文化嬗变的历史画卷——巴金《家》的解读

在中国文化的文本中,一切有关"家"的叙述无不先天地隐喻着关于中国社会和政治以及中国文化精神的某些基本事实.巴金的《家》以新文化伦理为参照,准确地把握了整个家庭生活和时代生活的内在联系,艺术地展示了"五四"时期新旧文化嬗变的历史画卷.     

“存异”难以“求同”——胡风“五四”观异于主流的歧见及其对胡风命运的影响

如何看待"五四",是审视胡风思想内质及其与左翼主流分歧的一个关键角度。两者在"五四"总主题的认识上并无差异,而在"五四"领导者的认定及历史意义的阐发上却有不同。胡风认为:经过真切实践的鲁迅在"五四"时期已经成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理当居于"五四"领导者之列,这与权威的"鲁迅转变论"产生龃龉;"五四"的历史意义主要在于文学/文化层面,而非政治范畴,"五四"的反封建传统较之其反帝传统更为根本和重要。这些独异之见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论证的逻辑,是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重要祸根。     

海派小说性爱叙事的文学史意义

在上海这片古旧的传统伦理道德的土壤上,我们既可以看到五四启蒙理性的影子,又可以看到崭新的都市所承载的前卫现代的性伦理观念的身影,同时随着革命文学逐渐火爆,还不时有革命理性的身影在文本中闪现。从五四时期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到海派作家对爱情的解构,到革命文学中作家对"灵与肉"的弃绝,再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部分作家性的放纵,对爱情的冷落来看,我国文学领域中的灵与肉的张力关系经历了此消彼长的动态过程。     

“五四”精神与当代青年的历史使命

"五四"精神是以反帝爱国为核心,由科学精神、民主精神、探索与创造精神、奋斗与牺牲精神互相渗透、互相贯通而形成的爱国主义精神。"五四"运动距今86年了,但"五四"精神焕发出的时代光彩,对当代青年仍富有教育和启发意义。让"五四"精神发扬光大,是当代青年肩负的使命和应尽的职责。     

论老舍笔下的女性形象－－兼谈老舍的女性观

在老舍小说所构筑的艺术世界里 ,活跃着大量的女性形象 ,与庐隐、茅盾、巴金、萧红等作家不同 ,老舍擅于从伦理意识的角度来展示女性命运 ,把女性命运作为反封建的一个切入点。由此抨击了封建伦理意识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 ,呼唤女性价值和人性的复归。正是这样显示了老舍女性观的“五四”时代精神     

激荡时代中的古典情怀——论梁实秋"人性"观的形成及时代效应

梁实秋的"人性论",以儒学伦理人性为精神依归,以西方新人文主义人性论为理论基础。他选择了内在视角,以具有共通情感与理性的人来取代"阶级性"的人,反对阶级人性论;在"情感"与"理性"的二维之间,强调理性的支配作用,批判五四新文学、无产阶级文学"浪漫主义式的情感泛滥"。梁实秋人性观强调普遍性、社会性、稳定性,排斥差异性、个体性、变动性,体现出激荡的现代文坛中一份独特的古典情怀。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视角分析石黑一雄的《莫失莫忘》

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分析作家石黑一雄的科幻小说《莫失莫忘》中人物对自我伦理身份的寻找和对身份的确认,以及在当时的伦理环境中所做出的伦理选择——接受被人类"赋予"的命运。通过分析旨在唤起人类对责任和生命以及对石黑一雄笔下克隆人的深度思考,并且通过克隆人这一面镜子折射出人类文明的现存弊端。     

论体育文明与体育制度伦理

运用文献资料、理性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体育文明与体育制度伦理进行研究。诠释体育文明、体育制度伦理的涵义,探讨体育制度在其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伦理价值维度,阐述体育文明与体育制度伦理的辩证关系。为政府制定体育政策、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和参考对策。     

"忠恕之道"及其实践困境

"忠恕之道"是孔子仁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精髓.本文从理解"忠恕之道"的伦理内涵入手,剖析其内在机制,揭示其基本伦理精神,并进一步探讨"忠恕之道"在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利弊评估

社会现代化要求建立新型伦理文化与之相适应。为此,对沿续存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进行反思批判、清理改造,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今天,这一要求显得更加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