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保障中的职责分工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粮食安全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职责。随着立法和政策背景及粮食安全形势的变化,我国法律及政策对中央与地方在粮食安全保障的职责分工已不能有效满足新形势下粮食安全保障工作的需要,存在职责分工有待进一步明确,中央与地方粮食权责不匹配,责任主体不明确及职责分工政策化等不足。完善中央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分工体系,需要以宪法“两个积极性”原则为指导,坚持中央与地方分级、共同负责,从增加中央粮食事权和支出责任,明确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实现中央与地方粮食安全保障职责分工法律化三方面重点改进现行制度。     

省级电力企业经营风险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研究

重点分析了省级电力公司经营活动中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提出"体-面-点-元"的电力企业经营风险管理模型,结合风险管理流程,对识别出的风险进行度量与预警,提出具体的风险防控方案以供决策层进行风险决策,并从信息系统的构建角度对经营风险如何管理进行了详细研究。     

我国粮食安全的政府责任

粮食的商品和准公共物品属性,决定了粮食安全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应强化粮食安全的政府责任意识,明确粮食安全的政府责任目标,建立和完善粮食安全的政府责任运行机制,政府在履行粮食安全责任的的途径上,应对粮食安全政府责任的边界、粮食安全政府责任的制度和政策创新以及粮食安全的政府责任和解决"三农"问题的如何统一等问题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中国-东盟国际会计趋同

中国-东盟国家在进行国际会计趋同之时,陷入了趋同进度相对缓慢、大部分国家的会计准则与IFRS仍存在一定差异、部分国家的会计准则执行效果欠佳或无法得到执行的困境。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作为经济人在决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会计准则变迁的路径依赖问题,会计准则变迁的效率与安全的冲突问题是关键所在。对此,IASB要制定相应对策,中国-东盟国家也应正视完全趋同的进度。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基本程序构建问题研究

程序问题是当代法治的核心问题。基于缺乏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统一法律文本的现实,中国的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具有离散和繁杂的特点,这一格局在实践中遭遇执行不力的困局。在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法律程序规定方面以及具体程序操作过程中,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必须从线索启动、立项调查、决定执行、涉罪移送、权利救济等方面尽快予以完善,保证以最佳的效能实现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基本目标。     

关于完善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分担体制的探讨

实施义务教育是政府的职责。国家决定实施义务教育需要研究各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问题。我国义务教育投入存在着各级政府分担的法律职责不清、投入重心下移、比较基层的政府承担的投入责任过重的问题。我国人大和政府在新的形势下修订“义务教育法”的决策为重构我国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提供了契机。总的原则是要各级政府分担。首先要明确中央的投入责任,其次是加强省级政府的统筹作用,明确省及省以下各级政府的分担职责。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分担,当前有按比例、按事项和按转移支付分担的方案建议。     

种业创新与国家粮食安全——我国种业资源优势及"卡脖子"技术攻关

从源头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及复杂国际环境挑战的重大现实课题,其中,与重要农作物相关的种业"卡脖子"技术是涉及中国种业安全乃至粮食安全的总体国家安全问题之一.从我国现有种业资源和生物育种研发技术角度探讨国际种业竞争形势下种业创新的核心问题,可梳理出种业竞争中"卡脖子"的关键技术.根据我国种业发展的现有创新优势,应将种业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并将突破种业技术关键领域的"卡脖子"技术和构建现代生物育种创新体系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的战略管控目标.为此,应加强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重视种业创新底层技术、加强种业科技研发投入、保障种业知识产权.本研究对于促进我国现代生物育种创新体系发展,将种业安全纳入总体国家安全体系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粮食安全与主销区生产

粮食安全是全局性的问题,既关系主产区的经济安全,更关系主销区的经济安全。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各个地区都有责任,不能把粮食安全的责任压在主产区身上。促进国家粮食安全,不仅要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也要强化主销区在粮食安全上的责任。我国粮食主销区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市。这些地区经济实力较强,粮食产不足需的矛盾更加突出,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地方粮食行政体制改革的法治探路——以机构设置为视角

地方粮食行政体制改革是国家整体行政体制改革现状的缩影,机构设置则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肯綮。行政过程中"决策"与"执行"分开是当下地方行政机构改革的主线,职能整合与机构整合并行,法治路径则是贯彻改革主线的基础策略。合法原则、比例原则、地方立法强化原则和中央改革适度带动地方原则是法治路径的具体变现。     

粮食安全观的转变与构建

粮食安全问题的治理方案,经过了数量化粮食安全观、市场化粮食安全观与社会化食物主权观三次迭代,三者分别侧重于粮食供应、流通与分配问题。实际上,粮食安全是一个综合议题,应统筹考虑粮食的自然、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多重属性,兼顾基本口粮供应与更丰富食物获取、国际市场粮食流通与国内食物权利分配,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中国式现代化的粮食安全方案体现为大粮食安全观,它不仅表现为大科技观、大储备观、大食物观、大安全观,还表现为国家、市场与社会共同缔造,中央、地方与基层共担责任的大责任观。     

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

从粮食安全的内涵、粮食安全的衡量标准及中国粮食安全状况、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及现存问题、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的粮食安全责任、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归纳与总结。资料专家学者对粮食安全的内涵研究非常深入,内容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现状进行了客观地评价,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刻地分析,并全面探讨了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措施,使得构建中国粮食安全的思路比较明确。但目前的研究仍有五个不足:一是对中国粮食安全的现实目标、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还不是特别明确;二是从经济角度研究粮食安全问题还不够;三是从全球粮食安全及开放的角度考虑中国粮食安全问题则不多;四是保障中国粮食安全的微观研究不够深入;五是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实证研究与定量研究不够。这五个方面应成为新世纪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研究的重点。     

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及其提升

公司营利性的一元目标正日渐受到公司社会责任的挑战,但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何在,却是一个关注不多的领域。厘清这个问题,必须循公司社会责任起源这一思路,从国家干预经济的角度给出公司社会责任的正当性。     

法治视野下行政决策问题研究

行政决策是行政管理的核心,需要纳入法治轨道.小灵通退市之争和昆明"私改公"困局两个典型案例显示当前我国行政决策实践中存在着决策过程缺少公开和参与环节、决策方案设计不科学、决策方案未进行合法性论证、决策方案不具备充分的事实基础等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有制度不健全、已有的行政决策制度质量不高、制度执行效果不理想等.解决上述问题,推进行政决策的法治化,可以从加快重大行政决策立法、完善决策听证制度、完善决策咨询论证制度、完善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和完善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等方面着手.     

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模式建构——教育政策价值分析的维度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缺乏专门的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各地方在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云南模式"与"延边模式",但这两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均存在价值与事实分离,造成边境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管理中一些实践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基于事实的分析还可以归纳出义务教育阶段来华留学生教育政策的第三种模式,即:在实体价值层面,突出维护国家教育安全、强化中央政府责任、强调多样性与特色化;在程序价值层面,调整决策模式,关注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引入政策咨询等决策机制,以促进教育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完善政府责任分担机制与问责机制以提升政策执行有效性。     

宋人灾害记忆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对宋代灾害问题,以往多从实证角度进行研究。从文化创伤的角度看,灾害对于社会造成的影响相当广泛,值得从更为广阔的领域进行相关解读。宋人对灾害的记忆具有明显的阶层性,士大夫一般将责任归结为官吏失范,而民众则将责任归结为富民失德。两种不同指向,反映出两者对灾害导致的社会紧张与文化创伤采取了不同的宣泄途径,其终极目标也大异其趣,分别指向国家权力重建与地方社会共同体重建。从文化意义上看,体现了"体制失范"与"阶层违和"、"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二元分立。     

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

惩罚性赔偿制度以其具有的惩戒功能而为世界各国和地区在侵权责任法领域和合同法领域得以广泛应用。我国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肇始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强化于《食品安全法》,发展于《侵权责任法》。就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惩罚性赔偿责任而言,由于我国惩罚性赔偿制度在立法上存在的缺陷,使其执行效果与立法目的存在巨大差距。为了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有效制裁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起到对同类违法行为的遏制作用,必须从立法角度完善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对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惩罚性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采用无过错(严格)责任;修改惩罚性赔偿的计算标准,变"价款"为"实际损失";将精神损害纳入赔偿范围,推动食品生产经营者守法经营,为社会提供安全食品,保障公民的生命和健康安全。     

环境问责归责原则的理论基础与制度思考

在环境问责的过程中设立所谓"尽职免责"条款并不能解决"环境问责异化为问责环境"的现实和理论困境。从理论上看,科学的环境问责必须是从义务到责任的归咎程序,从实践角度来看,无论是舆论关注的身份问责抑或纯粹的事实问责都不能科学地解释环境问责的责任基础。为此,由政治义务、管理义务、执行义务构成的环境义务才是科学问责的基础。同时,基于注意义务的比例性而设置的无过错责任原则、特殊过错推定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符合当前与行政管理相适应的体制需求和现行问责效果的事实需求。由此,可以相应地建立起针对政治义务的免责清单、针对管理义务的负面清单和针对执行义务的正面清单等三大责任清单共同构成的清单制度以作为相应的制度设想。     

我国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及对策分析

商业银行社会责任理念及社会责任践行不仅关乎其自身可持续发展,而且对其它行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也有着重要的"辐射"作用。文章立足商业银行这一微观领域,从数量与质量两个角度对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加强制度建设、建立约束机制、建立信息披露的标准等建议,以期改善现有商业银行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     

21世纪网络技术对中国行政决策的影响

进入２１ 世纪,中国政府在推动中国社会网络化的同时,将建成一个上至中央、下至乡镇的行政管理互联网。网络技术在行政领域的广泛应用必然深刻影响中国的行政决策。网络技术能保证行政决策信息的高质、多量,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缩小决策范围,强化决策执行的监督,有利于行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此同时,网络技术也会造成一些不利于行政决策的新情况,对行政决策产生消极影响。我国政府在谋求行政决策网络化支持的同时,应注意扬长避短     

中国省级人类发展指数空间差异分析

从省级层面对中国当前人类发展指数作了一个空间上的比较,分析得出了"一个中国,三个世界"的人类发展格局,其中大部分省区处于中上人类发展等级,高人类发展等级的则只有北京、上海和天津,西部地区基本处于中下人类发展等级。进一步研究发现,GDP 指数偏低导致我国人类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并且省级人类发展与我国经济发展一样形成东西差异格局,由此从人类发展指数的角度证实了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以加强区域协调发展是符合当前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