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山楚简中的宛郡

包山楚简中的“子公”的“”应读为从“肙”从“阝”之字,即古书中的“宛”字。“子公”的身份是宛郡长官,他所代表的宛郡是我们在出土资料中看到的第一个楚国的郡。     

为《左传》注一字

读上海版《春秋左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和北京版《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注》),发现昭公十三年传文末数第二节“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中的“期”字有疑,当为之作注,而《集解》和《注》皆未注,笔者于此愿有所说明。一、不应是“期”,而应是“旗”。通观昭公十三年和十四年传文,可知此处之“子期”当是“子旗”之误。上观昭公十三年传文,可知子旗即佐楚平王(公子弃疾、蔡公、熊居)乘乱夺取王位之成然(蔓成然、(?)成然),以其佐立之功,楚平王“使子旗为令尹。”     

读《诗》札记

一、“君子好逑” “君子好逑”的“好”字,毛传以来都训为“美好”,是形容词,似无歧义。但细味整首《关雎》所表现的主题,是描述一个男青年爱慕、追求一个美丽善良的姑娘。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的“好”字,在这里应训为动词才是。 “好”字,甲骨文中有两种写法:一种是从女从子,一种是从母从子。“女”字“母”字在左或在右,都是面向“子”的,表示妇女抱着孩子非常喜爱的意思,是个会意字。甲骨文中,女、母两字常通用,如母庚,又写作女庚。“好”字从母,可见其本义是母亲喜爱孩     

长汀方言名词后缀“哩”和“子”

福建长汀方言隶属于闽西客家方言。长汀方言名词后缀“哩”和“子”,跟其他名词后缀“头”(碗头、灶头)、佬(大伦、阔佬)、兜(烟兜、饭兜)、公(蝦公、蚁公)等一样,也是本身不能独立的附着成分,附着在与之组合的单位之后,相当于普通话的“儿”和“子”尾。不过“哩”又跟勺“儿”尾不完全相同,普通话的“儿”是“儿化”尾,“儿化”韵[ar]跟前字连成一个音节,本身一般不单独成一个音节,它的语言随着前字尾韵发生“儿化”音变而有所不同。比如,鸡儿、歌儿、街儿。长汀话的“哩”     

甲金文“毓”“后”二字的用法及其关系

自本世纪初甲骨学兴起以来,学者对古“毓”“后”二字多有研究,每见创获。王国维一九一七年曾发凡“毓”字说,指出“毓”象从女从倒子形。“后”字从人从倒子,是“毓”字的异文,“后”表君后义乃生育义之引申。三十年代初郭老在其著作里既维护了王说,又有     

魏源论

魏源(一七九四——一八五七)原名远达,字默深,又字汉士,清乾隆五十九年,生于湖南邵阳之金潭。父邦鲁,历任江苏嘉定、吴江等地巡检、宝山水利主薄等职。有四子,魏源是他的第二子。 源九岁应童子试,县令某公,在唱名时指茶盅中画的太极图说:“杯中含太极。”当时     

甲骨文(由)与(公)为反正意象汉字说

通过对从(由)(由)之字“克、胄”的分析,以为(由)(由)的本义是一支由远及近的箭矢.在此基础上,将从(由)(由)之“胄”与从(公)之字“裔”进行对比,发现二字的相反相对的差异来自于由((由))与(公)的区别,结合胤、船、俞等字的综合研究,本文认为甲骨文(由)与(公)为一对反正意象的汉字,它们都是对箭括形象的描绘,不过是上下颠倒、方向相反而已.(公)是箭括向下向后向内,是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地向外射出的一支箭矢,可为反;(由)则为正,是箭括向上向前向外,是由彼及此、由远及近地向内射来的一支箭矢.而如果忽略二者方向上的差别,则其含义相同.     

释《诗经》“颂”

学术界对《诗经》中“颂”之含义阐释分歧甚大。文章从传世文献、考古成果、训诂考据、文化人类学、文化宗教学等角度，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探索“颂”的起源及其最原始的意义，认为“颂”可拆分为公”字和“页”，西周之前“颂”字的意义正是包含在“公”字之中，其起源于巫术思维下的一种上古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和人类自身）的集体祭典，本义是一种生殖崇拜的祭仪。     

领导干部“五字诀”

为人做到一个“正”字,处事突出一个“公”字,心胸保持一个“宽”字,用人务求一个“准”字,管理坚持一个“严”字。     

轻松地带

用“籽”字还是用“子”字？ 过去登的《善待每一条生命》文章里写道：“这个橙子的子儿太多了，我吐出了子儿……”这里的“子”字，应该是“籽”字吧？     

“箕子之明夷”新解——读《易》札记之一

《易》之卦爻辞或为叙事,或为歌谣,二者用字有正有误,但即或字有错讹,语义还比较易于切磋,唯如《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这等上下无文、只可看作一则标题的爻辞最难通释.按此语“箕子”二字,焦循训为“其子”,赵宾训为“荄兹”,近人尚秉和《周易尚氏学》训为“孩子”,这大致均不合原意.顾颉刚先生、李镜池先生、高亨先生都按本字解释“箕子”即殷末贤人箕子,这大抵不会错误.但顾、李、高三氏对于此条爻辞的揣想,却又彼此不一,出入悬殊.这主要牵涉到“明夷”二字.顾氏以为“箕子之明夷”是古代的一个成语典故,那意思犹同现代人说“某人的晦气”一般(《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见《燕京学报》第六期).李氏以为“之”当作动词“去”、“到”字解,“明夷”当是一个氏族或国家的名称;因之“箕子之明夷”当释为“箕子到某处”的意思(见《周易探源》中《周易卦名考释》).至于高氏,他以为“明夷”即是鸣雉,并认为“箕子之明夷”中“之”字下当脱一“获”字;“箕子之获明夷”说的是箕子猎得野雉的事(见《周易大传今注》).这样,虽说“箕子”已无异议,而     

“与樊哙……步走”考辨

本文从考证“与”字入手,认为“与”是一个含有使令意义的动词,其含意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使”或“让”,故《鸿门宴》中“与樊哙……步走”句既不能解释为“(沛公)和樊哙……徒步逃跑”,也不能解释为“党与(随从)樊哙……徒步逃跑”,而应当解释为“(沛公)让樊哙……跑步跟随”。     

欣欣子不是屠本畯,笑笑生不是屠隆、屠大年

本文不同意为《金瓶梅》作序的欣欣子是屠本畯,《金瓶梅》作者是屠隆、屠大年之说。欣欣子读过《金瓶梅》全书“凡一百回”;而屠本畯“恨不得睹其全”。屠本畯未从屠隆、屠大年处读过《金瓶梅》;而在王宇泰、王稚登处读过抄本各二帙。欣欣子、廿公、袁中郎说《金瓶梅》作者是兰陵笑笑生、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而屠隆、屠大年是大梁、无锡、鄞县人,非兰陵(武进)人,亦非世庙时一巨公、嘉靖间大名士。     

齐国文字中的“遂”

这三字的写法略有出入,但它们的用法相同,是同一个字。“(?)”的字形比较奇特,过去有许多学者认为它的上部与古文字“者”的上部形近,从而认为“(?)”与“者”同音,将B_1读为“都”,A_1、A_2读为“徒”。其实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虽然B_1所从“(?)”旁的上部与古文字“者”的上部形近,但是B_2、B_3和A所从“(?)”旁的上部却与古文字“者”的上部差别较大,尤其是与它们同时代的齐国文字“者”的上部差别更大,大家不妨将它们跟子仲姜鎛的“都”字和叔弓鎛的“堵”字所从“者”旁,以及子禾子釜、印文、陶文等的“者”字比较一下。所以我们说旧认为“(?)”与“者”同音,将B_1读为“都”,A_1、A_2读为“徒”,是靠不住的。此外,“(?)”字还有“光”、“先”、“儿”、“耑”、“徵”等不同释法,都跟字形差别较大,在此就不一一辨析了。     

《论语》“之”字用法研究

“之”字是古代汉语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单词之一,恐怕只有现代汉语的“的”字能与之媲美。它的用法早在《尔雅》一书中就有明确阐述,如“之,往也”;“之子者,是子也”;“之,间也”。“之”字训“往”是动词之用;“是子”就是“这个人”或“那个人”,是代词之用;“之”训“间”是助词之用。为什么同一个字有动词、代词、助词等不同词性和用法呢?这就是许慎《说文序》所谓“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情形,是同音假借。     

谈谈单音词、复音词;同义词、反义词的关系

我们在学习研究古代汉语的时候,需要了解单音词和复音词的关系,复音词和同义词的关系,复音词和反义词的关系,同义词和反义词的关系。这样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古代汉语。单音词、复音词我们随便把一篇古文翻译成为现代汉语,就会发现译文长了许多。这是因为古代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词为主,而现代汉语的词汇以复音词(主要是双音词)为主。古代汉语以较少的音节(字)表达较多的概念。例如《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蹇叔之子与师。”这个句子中,子字在现代一般总说成“儿子”,“与师”更非译成两个复音词“参加军队”不可。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人最根本的价值观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以“公”字为核心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反映公有制的意识形态,是以“公”字为核心的。实践证明,能不能确立正确的价值观,关键在于能不能解决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的问题。只有坚持一心为公,从根本上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才能具备坚强的党性和牢固的精神支柱,做到无论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变。     

关于藏头诗之三的纵横修辞法

藏头诗这个名称,实际包含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指写作律诗在末一联点明题意。明朝梁桥(字公济,号冰川子)所撰《冰川诗式》有:“藏头格,首联与中二联六句皆具言所寓之景与情,而不言题意,至结联方说题之意,是谓藏头。” 第二种实际是“歇后诗”之对称,将诗句头一字暗藏于末一字中。明朝徐师曾所著《文体明辨》于离合诗一类中附录藏头诗,明辨云:“藏头诗则每句头字皆藏于每句尾字也。虽非离合,意亦近之,故取以附焉”。     

“周僴”是朱子门人再证

朱子门人周僴和沈僴,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研究者说法不一。争议集中在如下两点:一、周僴是否为朱子门人;二、周僴是否字庄仲。通过比勘和查考现存朱熹语录、语类各本,参证史料和方志,得出的结论是:“周僴”“沈僴”是两个人,都是朱子门人;周僴,字伯庄,温州永嘉人,绍熙四年(1193年)与绍熙五年(1194年)问学于考亭,辑所闻文公语录为《师说》;沈僴,字庄仲,温州永嘉人,庆元三年至四年(1197年—1198年)从学于考亭,有《语录》四卷。     

“公”字字源新说

对商周卜辞、周初金文之“公”字进行字形比勘和义素分析,尤其通过图像学比较后发现,商周金文“公”字形构多与阴茎轮廓相吻合,提出“男根说”,并从语源学之形义通道、音义通道,以及文献学、考古学和文化学诸方面进行了广泛的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