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量及其控制——以说明理由为分析视角

20世纪以来随着能动行政的发展,行政裁量权广泛存在并成为契合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必备工具,严格法治主义的破产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但过于宽泛的裁量权对法治又是一种切实危害,要想保证行政裁量运作的正当化和确定性,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能够有效地控制它的滥用.说明理由作为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则提供了通过行政过程规范、控制行政裁量的新机制,发挥着增进裁量的理性、促进裁量的确定性、提高裁量决策透明度以及推动行政合作、提高行政裁量决定可接受性的价值,是良好行政的开端.行政裁量之理由说明包括事实认定与规范考量两个层次,但行政主体必须将说明理由贯穿于整个裁量过程,而不应该仅仅局限在裁量活动的结果--裁量性行政行为上.     

我国给付行政中的行政契约运用研究——基于德国、法国行政契约的经验借鉴

行政契约通过进入程序法的方式间接获得法律认可。国家治理角色的变化、人民主体地位的崛起、行政契约理论的更新及执法理念的进步,使得行政契约在给付行政中日渐兴起。我国行政契约类型化应以公共服务理念为核心,可合理借鉴德国、法国的做法。此外,行政主体在给付行政中适用行政契约时,还需考虑与依法行政原则、平等原则、诚信原则、信赖保护原则及不当联结禁止原则的关系,以更好地应对行政任务复杂化的趋势。     

裁量标准基本理论问题刍议

本文针对近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大量制定裁量标准的行政法现象,对裁量标准的概念、性质、理论基础、功能、与司法审查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文章认为,裁量标准是行政执法机关对其所执行的行政法律规范的具体化,是行政机关行使立法者所授予的行政裁量权的必要手段,其理论基础是“裁量一元论”;公开行政机关行使裁量权的判断过程是裁量标准的最基本的功能,应当以裁量标准为核心构想对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     

论对行政契约的司法审查

要使行政契约纠纷能够真正套入行政诉讼制度中运转并得到解决,必须着手解决行政诉讼的结构、法院审查的原则、依据和方式等问题。本文特别关注行政诉讼结构的重塑问题,思考和探寻与解决行政契约纠纷相契合的行政诉讼机制、原理与规则。     

行政参与与裁量权控制新论

行政参与一方面可以有效地控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但另一方面由于"精英作用"的"异化"以及大型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俘获",这类行政参与亦可以造就裁量权运行的非理性化。因此,应当基于行政裁量权合理性行使的标准以及弱化精英参与、强化普通公众的参与,正确权衡大型利益集团与其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注重公民团体的行政参与权等实践理性之路来完善参与型行政制度。     

论无瑕疵裁量请求权

无瑕疵裁量请求权是一种运渐获得承认的程序性公权利,它原则上不能要求行政主体作出特定内容的行政行为,但可以要求行政主体无瑕疵地作出裁量决定,并仅在行政裁量权收缩至零的情况下才可以要求作出特定的决定.将无瑕疵裁量请求权引入中国,将会拓宽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为私人的合法权益提供更为充分的保护.     

关系契约理论研究述评

关系契约理论是伴随着标准契约理论对现实的解释无力而产生的,并逐渐成为法学、经济学、管理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关系契约理论从交易的社会关系嵌入性出发,认为交易各方在长期合作中可以不追求对契约的所有细节达成一致,而仅订立一个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契约.与正式契约依赖法律执行不同,关系契约的执行依赖于契约方未来合作的价值和对自身声誉的关注,以及在合作中形成的信任、柔性、团结和信息交换等关系性规则.关系契约可以在社会法律制度不完善情况下代替正式契约发挥作用,在交易细节不可验证的情况下激励专有性投资,利用关系性规则实现治理并作用降低交易成本.关系契约理论也存在一些争论及问题,如对于关系契约治理与正式契约治理之间关系仍然不明确,关系契约激励中的均衡结果仍需进一步提炼,关系契约治理与关系契约激励两方面研究尚待沟通,这也为学者未来研究提供了启示.     

社会福利领域中的裁量与规则——基于《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条例》的分析

社会福利行政中始终充满着裁量,最低生活保障行政便是其中一例,其中的裁量可能以政策裁量、个案决定裁量抑或基层裁量形态而展开.究竟是应当寻求规则治理还是裁量统治,二者之间又应如何寻求最佳的黄金分割点,在当下以人为本的法治观下富有重要意义.     

温州人人际契约观念的产生及经济效应

温州特定的宗族文化和地域烙印造就了温州人特有的契约观念.温州人契约观最显著的特点是,契约中融入了地缘、血缘、人缘等温州本土资源,具有人际契约的特点.温州人的契约观念一方面体现在心理契约上,表现为在交易过程中温州人对"温州人圈子"依赖;另一方面体现在关系契约上,表现为温州人在经济交往中或者缺乏书面契约,或者是签署了契约而不严格执行.人际契约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温州率先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但人际契约赖以依存的关系和组织的规模限制了企业发展的空间,使得人际契约观念成为了温州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     

论汉朝契约制度

民事契约是我国古代民事法律制度发展的见证,西周时期即已出现"质剂"、"傅别"等契约形式。汉朝契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早期的契约,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汉朝的买卖契约中完成了第三人从见证者到担保者的转变,并在契约中约定对担保人沽酒答谢;买卖契约的支付方式则出现了贳卖、瑕疵担保责任等与现代买卖合同相近的约定内容。借贷契约则分为公共借贷和私人借贷两类,公共借贷一般为无息借贷,私人借贷的利率在律中有非常严格的规定,严禁取息过律。汉朝租赁契约数量相对较少,标的物一般为田地。汉朝契约的成立已经注重"诚信",这无疑受到"礼"的影响;而且契约对当事人具有很强的约束力并受到律的保护,说明在汉朝已初步形成我国独有的契约文化,为后世契约制度的繁荣及契约精神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论行政司法强制执行和司法行政强制执行

在行政机关强制执行司法裁判和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行政决定的行为性质定位问题上 ,文章不赞成笼统地归结为行政强制执行或司法强制执行 ,而提出行政司法强制执行和司法行政强制执行一对范畴 ,作为对上述强制执行行为性质的尝试性概括。同时 ,文章认为分权学说的基本精神在于揭示国家权力运作规律和政体模式的建构原则 ,并据此对我国复合型强制执行模式选择的合理性进行了论证。     

行政发包制

本文试图论证行政发包制在中国作为一种分析政府间关系、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理论框架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价值和意义。行政发包制是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发包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既有别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也有别于纯粹的外包制,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形态。行政发包制在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三个维度上呈现相互配合和内在一致的特征,适合概括中国政府间关系和治理模式的长期稳定而鲜明的特征。提出行政发包制,有助于重新解释许多有关中国政府运行的特征和现象,同时也可以揭示一系列未被现有文献系统关注的政府现象和问题。本文还将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理论结合起来,从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两个维度进一步拓展关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分析深度和广度。     

论行政诉讼中不确定概念行政解释的司法审查

不确定概念的问题是现代行政诉讼中的一个核心问题,法院要在司法解释与行政解释的争议中平衡对法拘束的坚持与对行政空间的尊重。然而现有的对行政解释的审查方式都过度强调审查中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界限,而忽略了不确定概念问题的正确性本质。不确定概念在行政诉讼中形成的主要问题是法律获取过程中行政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冲突,司法审查的任务是在关键解释命题的二次证明中排除不正确的行政解释。在对不确定概念的行政解释进行审查的过程中,法院应进入到解释正确性问题的内部,并受到审查内容与方法上的"软约束"。     

行政公信力研究

行政公信力是道德准则和法律准则的统一,具有重树政府形象、建立新的行政权力模式、和谐公众与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然而关于行政公信力,理论界还没有一个合理的解读。行政公信力作为一种行为状态,反映的是行政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双向信任关系。具体范畴包括:作为严格执行力的行政公信力、作为严格确定力的行政公信力、作为严格信守力的行政公信力和作为严格承诺力的行政公信力。     

行政计划制度之比较

西方国家如法国、德国、美国、日本等国分别在其行政程序法中就行政计划作了明确规定,主要规范了行政计划的内容,行政计划的制定、确定、裁定、变更、监督程序,行政计划的救济途经。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对完善我国立法和建立、健全行政计划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民主原则与行政程序

宪法是立法规范行政程序的基础.我国宪法设定的"责任链"模式无法充分保障代议机关对行政行为的约束,因为无论用人手段还是治事手段均存在局限性.在行政程序中遵循公民参与和程序公开原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法律对行政权约束的不足,增强代议机关对行政权的控制,更多地满足宪法民主原则的要求.     

行政即时强制界说

本文分析了现有行政即时强制的定义,并作了重新界定,即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主体在紧急情况下,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相对人自身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对相对人即时设定权利义务,即时执行的一种实力强制行为。本文认为,行政即时强制应与行政强制执行相区别,这种区别的关键在于行政强制实施前是否先行存在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行政即时强制还应当与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处罚和强制征收相区别。     

行政问责与政府执行力问题探究

构建责任政府,一个有效的途径就是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行政问责制的逐步完善,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然要求,这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推动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在我国是实际生活中政府的诚信缺失屡见不鲜,因此,健全和完善行政问责制,加强对政府执行权力的有效监督和约束,从根本上防止权力滥用和行政不作为,提升政府执行力,是一个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行政包干的组织基础

回应“行政包干”的缘起问题,针对“成本衡量”说,本文建议从行政机体本身的特性和历史关系,说明发包制的存在。由于政府的多元角色、多中心控制权的组织关系以及对执行工具的依赖,政府系统逐渐发展出具有灵活适应性的、不同于单一科层体系的、能够利用上述组织环境的方法,来推进任务的执行。“行政包干制”顺势于不言自明的控制权范围,通过默许、交换和隐形授权,将目标和利益不同的组织容纳于一体,形成了今天治理体系中混合共生的形态。因此,政府行政体系的组成结构、其内部真实的组织关系和多元角色是发包制产生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