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检察权宪法定位省思

检察权的性质与地位问题事关检察制度的根本和发展方向，在学术界和实务界长期存在争论，对此可从法教义学和功能主义理论视角进行检视。检察权是一种具有独立的宪法地位和法律监督功能的国家权力；检察权地位具有独立性，其内涵多元，包括“四大权能”,即“诉讼权能”“诉讼监督权能”“审查权能”“侦查调查权能”。正确把握新时代检察权的意蕴，有助于推动“四大检察”充分发展，提升检察权的法律监督质效。     

我国检察制度若干问题研究

检察权既不是行政权,也不是司法权,而是一种区别于行政权和司法权,具有独立权能的法律监督权.设置检察权的目的,是对行政权和司法权进行监督,以促使行政与司法的廉洁与公正.为充分保障检察权权能的发挥和目的的实现,应设置科学、合理的保障机制,以确保检察权能够独立行使,不受任何干涉.另外,检察权并非"尚方宝剑",亦应受到其它权利的制约,以确保检察权行使的正当性.     

俄罗斯民事检察权权能演变及其启示

文章梳理了在沙俄、前苏联、俄罗斯联邦三个时期俄罗斯民事检察权权能演变的过程,随着《俄罗斯民事诉讼法典》的颁布实施,俄罗斯民事检察权经历了无限监督到有限监督的蜕变。鉴于我国民事检察制度脱胎于前苏联民事检察制度的历史渊源,我国民事检察权权能完善的路径主要有：赋予检察机关在特定的情况下提起民事诉讼的权能;完善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检察建议;保留检察机关抗诉的权能,等等。     

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思考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目前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它们各有特长及不足。将检察权定性为独立行政权能科学地推进检察机关的改革。     

检察职能与检察权的科学配置

在检察规律指引下,通过对检察权进行科学配置,从而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检察权运行机制,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检察权所具有的职能和作用。因此,应采取以下措施：完善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完善公诉权能,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能,扩大民行检察权。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工具研究——基于试点地区政策文本分析

政策工具使用是探索宅基地政策试点地区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分置有效实现形式的重要考量。筛选中国16个宅基地政策试点地区的30项“三权分置”政策文本，运用内容分析法挖掘出329个政策文本单元类目，总结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试点地区的政策工具使用状况。研究发现：政策试点地区政策工具整体结构不均衡，偏好使用经济型政策工具，自愿有偿退出和有偿使用政策工具应用过溢。组织型、管制型和信息型政策工具适中，自愿型政策工具使用偏少。试点地区宅基地三项权能的政策工具运用存在明显差异，宅基地使用权赋权扩能的试点取向凸显，而集体土地所有权政策工具试点改革相对较少。因此，合理调整不同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结构，兼顾宅基地三项权能政策工具组合应用，总结试点成果经验，逐步拓展试点范围，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检察权独立的基本内涵探析

检察权独立具有丰富的内涵,除了作为原则的检察权独立,还包括检察权的外部独立和内部独立、检察权的责任独立、检察权主体独立等内容。当前强化我国检察权的独立行使,既需要保障检察权的外部独立,也需要加强检察队伍专业化建设,从强化检察权责任独立着手进行改革。     

论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的原则

一 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刑事诉讼法教程》以及其他不少刑事诉讼法教材,没有将“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单独地列为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以为,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明确的列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即有法律依据,又是司法实践所必须的。 我国1982年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人民法院组织法第4条、人民     

检察权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三个维度

检察权是现代国家出于国家治理的需要，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设立的一项专门权力，并由此形成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检察权的政治维度、社会维度、法律维度在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法律的守护人”的客观地位、实现国家治理的司法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检察权与生俱来的行政与司法的双重属性，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却桎梏了其良性发展。唯有全面研究检察权制度设立运行的历史轨迹，各国发展演变的探索道路，并且立足于我国实际情况，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布局中寻找检察权制度改革发展的合适途径与方式，才能抓住发展并完善我国检察权制度的历史契机，从而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改革道路。     

在新刑诉法视野下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完善

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强化侦办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机制、促进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具有其他监督制度无法取代的效果。在“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新刑诉法的背景下,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监督员制度的作用,是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检察权制约机制的理论基础

在现代国家权力结构中,检察权是国家的一项重要权力。检察权制约机制的理论基础,包括权力制衡、司法公正和人权保障三个方面。     

乡村振兴背景下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权能实现与深化路径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新时代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关键,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在探究宅基地“两权分离”架构下的权能困境与乡村衰败互动关联的基础上,从理论上分析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生成逻辑,进而指出“三权分置”下的“三重复合功能”定位能有效化解“两权分离”架构下权能困境,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在此基础上,系统总结了2015年以来试点地区宅基地“三权分置”实践探索中的权能实现,其经验表明:强化宅基地所有权的管理功能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的内在要求;完善宅基地资格权的保障功能是保障农民生态宜居的重要制度保障;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财产功能是实现农民生活富裕的有效途径。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深化路径在于“还权赋能”于三权的“增量权能”主体,从而使宅基地的“三重复合功能”得以有效发挥,最终实现乡村振兴。     

农地“三权分置”下的土地经营权——物权塑造与规范解释

“三权分置”是指农地权利分化为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种权利,其核心在于土地经营权的分离.现有土地制度规范过多置重于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而忽略了其财产性流转功能.基于实践需求和改革精神,“三权分置”进行权利分离是权利变迁的必然结果.分离出的土地经营权不宜作为一项财产权和债权,应是一项独立的物权.土地经营权的物权塑造不仅具有规范解释的合法性,也能破解禁止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的困境.土地经营权尚且只是一种政策性权利,立法须将其创设为新型物权,释放“抵押”权能.土地经营权的物权构造有采取授权立法形式暂时制定行政法规和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两种可能路径.     

检察机关量刑监督现状的反思与理念重构

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开展,量刑畸轻畸重现象有所缓和,但量刑偏轻偏重现象仍然较为普遍。有必要对造成这种司法监督现状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重构法律监督理念,并正确处理好这种检察权与审判权以及公诉权能和监督权能的关系。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障碍与破解

我国农村宅基地所有制形式经过三次制度变迁,才形成现有的宅基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二元”权能结构。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法律赋予宅基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能不完整,从而束缚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提出的宅基地“三权分置”着眼于农村现代化改革的需要,促进宅基地所有权的权能结构从“二元”向“三元”转变,而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实施遇到“资格权”创设法理依据不足、农民享有处分权能的问题存疑、法律制度的不完善等诸多困局,通过宅基地“资格权”的具体化、“三权”权能结构优化、法律制度的完善等方式,方可有效促成农村宅基地所有制改革的完成。     

宪法文本中检察院双重定位的规范分析

“检察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宪法概念,内涵的界定应符合宪法文本的内在规范逻辑。以宪法文本中对“机关”的规范分析为出发点,通过融贯性解释,得出“检察机关”是从事检察业务和行使检察权的国家机关,只是作为检察院区别于其他国家组织的一种区别技术或符号代码,而“法律监督机关”则是对检察院组织性质的宪法定位。     

“幸福三浦”邻里情 结对实现社区跨界服务

江苏省常州市天宁区兰陵街道浦前、浦北、浦南社区，是地理匕互相接壤、空间内互相渗透、人文上互相融合的三个社区，为了更好地为居民提供服务，这三个社区联合开展了“幸福三浦”邻里隋紧密结对共建共创活动，整合资源，开展区域共建活动，实现了社区“跨界服务”。     

周恩来关于和平共处的思想

周恩来总理创造性地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于“和平共处”既是五项原则中的一项,又是其他四项原则的总目的,所以这五项原则被定名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88年9月,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     

论权利硬核

产权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就是对财产的广义所有权，其中有归属（狭义所有权）、占有、支配和使用四项权能。从理论上看，所有权因权能而具有可分解性；但在现实中，由于产权主体实际控制的作用而产生“权利硬核”，使产权分解具有相当的难度。所以，当我们按照经典理论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认为公有产权明晰有余，但面对现实国有企业制度的低效率和国有资产被侵蚀，我们又感到公有产权明晰不足。“权利硬核”提醒人们控制权的重要作用。     

刍议“三角诈骗”中的处分行为

“三角诈骗”作为新型诈骗模式的一种，凭借其将受骗人与受害人相分离而区别于传统一元诈骗行为结构。关于“三角诈骗”中的处分问题，刑法学界虽有着深刻的讨论，但至今未能形成共识。在“三角诈骗”的行为模式中，受骗方是否具有处分权能、是否作出处分行为则成为诈骗罪与盗窃罪的最主要的分水岭。因此，在“三角诈骗”中，对受骗方的处分权能来源问题的探析就十分重要。明确处分权能的来源，能正确认定受骗人的行为是否属于有权处分，继而对认定“三角诈骗”的性质能提供一条有力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