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官的演变与“史记”

先秦史官是一个处于动态演变中的群体,史官职能经历了激烈的演变分化.以太史为代表的先秦史官的职能的演变,直接促成了后世所谓"史记"的出现,这主要表现在先秦史官的演变加速了学在官府局面的瓦解,促进了学术与政权的分立,在史官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代史官群体而起的诸子成为先秦"史记"的创作主体.     

从“史官史学”走向“史家史学”：当代中国历史学家角色的转换

中国史学素来有“史官史学”与“史家史学”双重传统，这两种传统都对中国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在长时间中，“史官史学”都居于支配地位，“史家史学”基本上笼罩在它的根本宗旨之下。近代以来新兴的“史家史学”一旦在政治上取得统治地位，也常常不免演变为新的“史官史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家的角色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换：真正的“史家史学”在崛起，包含官方组织的史学研究、史书编纂，也越来越倾向于建立在史家独立思考、对历史多元反省的基础上。这一重大的转折反映了中国社会本身正在以近代壁垒分明的二元化、两极化、高度政治化的结构，转变为多元化、多极化、经济与文化日益突现为社会主旋律的历史性变化。     

试论先秦史学发展的特点

先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发端时期。从远古神话传说的出现,到甲骨金文的记事、各种史籍的产生,以至春秋战国多种历史撰述的问世,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都已形成并得到初步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也显示出史学发展的几个重要的十分鲜明的特点,这就是文字记载由简单的片段逐步形成正式的史书并出现多种历史体裁,史官产生和史官制度形成,各种历史观点和历史观念的并存等。     

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两个阶段

中国传统史学以孔子为界,可分前后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孔子以前,史学发展主流以记录为主,可称为“记录史学”,史官是唯一的历史记录者,记录分记言、记事两种主要形式。在孔子以后,史学发展主流以编撰史书为主,可称之为“编撰史学”。“彰善瘅恶”、“取鉴资治”成为编撰史书的指导思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相继形成;史官之中出现了记注史官与编撰史官的分工。中国传统编撰史学有成熟早、著述多、历时久等优点;又有发展缓慢、长期停滞、难以自发地进入更高发展阶级等缺陷。     

中国史学的传统与革新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其历史记载之悠久,史学著述之丰富,史书体例之严密,史官建制之健全,在世界史学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在从未中断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史学形成了与西方史学不同的独特的学科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指导过古代学人的史学著述,而且影响着今天史学工作者的思维定势。这种传统,精华与糟粕并存。中国古代     

论商周神权政治的嬗变

商周之际是我国制度变化剧烈的时期，而犹以神权政治的变化最为重要，神权政治经由商代的绝对神权到周初的神权改良，再到春秋战国时期神权表面上的衰落，是商周神权政治变迁的订轨迹，神权政治的演变，主要表现在卜，巫的地位，作用和分化。卜巫传统或巫史精神，成为中国政治及化的一大特色。     

春秋战国文化传播的历史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史官文化向普及型、开放型文化的迅速转变,促进了文化传播。其中,口传文化主要有游说诸侯和聚徒讲学两种形式;书面文化的主要传播方式是著书立说。春秋战国文化传播,开创了书籍编纂体例,积累了书籍编纂经验,总结了图书传播理论,为我国编辑出版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发展基础。     

刘知几评史馆修史

刘知几评史馆修史许凌云我们中华民族素来重视历史传统，自古以来历代政府都把记载和编修历史放在重要地位，设置史官专职其事，至唐更发展成有组织的史馆修史制度，历宋、元、明、清而不衰。研究中国史学发展史，不能不研究史官修史制度；研究刘知几的史学贡献，亦不能不...     

论战国诸子对先秦文献的保存

先秦史官负有保存文献的职责,但在春秋战国秦汉之际,由于史官在政局动荡之下弃职奔逃,各国诸侯为僭越礼制而自毁典籍,几百年兼并战火无情地摧残诸多文献,特别是秦王朝大规模焚书,致使先秦史官系统保存的文献所剩无几。我们今天所读的先秦古书,基本上是由战国诸子百家保存下来的。战国诸子保存文献是一种分散、独立、自发的民间个人行为,他们在学派之内以师徒相传的形式来传承文献,其文献保存往往与传播、删述融为一体,诸子百家传承文献的实质是传道,他们保存下来的文献是其传道授业的产物。战国诸子的文献保存为汉以后的文献分类提供了典籍依据,对此后中国政治文化学术发展方向也有重要影响,他们所保存的是一种经由战国诸子目光选择的历史文化传统。     

全国高校社科学报概览

复旦学报 2006年第3期 朱维铮：《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指出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春秋时代史官职守的轉变和史学的发展

古代史官职守的轉变,是和史学的發展有密切关系的。西周王朝为了适应于繁夥的政务,建立了一套比較前代嚴密的封建統治机構,还“制礼作乐”,提出前代未曾提过的德治作为巩固新王朝統治的武器。随着統治制度的变化,这时封建統治机構組成部份之一的史官,除了掌司曆法、占卜和祈享等等有关于天道或宗教迷信方面的任务外,还掌司記錄时政、寫作策命、保藏官府冊書、宣达王命和献書規諫等等有关于政务或人事方面的任务——这說明这时史官比較前代多參与若干有关于人事方面的任务了。西周史官的职守漸由天道方面轉向人事方面擴展,这对于史学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时史官对于歷史的記載或歷史资料的編集和     

史学杂谈(下)

三、古代史官不等于史家,其职掌不应与史学工作混为一谈,他们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决不是历史学的功能。谈到我国史学的发生发展,不能不提到先秦至明清所形成的一套系统完整的史官制度。如前所述,我国自甲骨文开始就有了成文的历史记载,而后,一脉相承,连绵不断,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可以说,我国是重视历史记载最早的国家,也是保存历史记载最完善的国家。我国史学有这种世罕与匹的成就,与历代史官继往开来的笔耕不辍(当然也包括     

魏晋别传繁兴原因探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体制不同的历史著述,纷呈迭出,形成了我国古代史学著述的一个高峰期。和史学的发达一起到来的是传记文学的繁荣,别传又是魏晋时期传记创作的重要形式之一。别传之所以在魏晋时期创作如此繁盛,史官文化传统、九品中正的选官制度等是其主要的原因。     

晚清士绅与中国的近代化

本文概要地阐述晚清士绅演变及分化的原因、途径、局限及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认为19世纪下半叶士绅对近代化的挑战回应迟滞,20世纪初年在清朝新政与宪政背景下的演变,导致这一群体的分化与重构。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中坚阶层,晚清士绅群体的动态对这一阶段中国的近代化有不可忽略的重大影响。士绅在清末新政与宪政中的广泛参与,一方面有利于变革向基层社会的延伸和扩大;另一方面,由于掌握新的政治、文化教育及经济设施的士绅自身的近代化程度有限,也给清末的近代化进程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影响。     

略论唐代史官制度

唐史官制度承前启后,影响巨大.在此期间,史官正式定名,且有了明确的职责,优厚的待遇,集体协作的修史形式.这些都标志着中国史学史上史官制度化新局面的开创.     

从现实生活到小说意象:民俗如何在唐人小说中呈现——熊明新著《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评介

从整体上、本质上看,唐人小说属于士人文学,明显有别于通俗小说。唐代士人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通常视小说为"史官末事",着意搜罗"史官残事"。正如我常说的,唐代小说家具有历史家意识,唐人小说具有史学品格。不仅许多小说家自觉担负起"拾遗补阙"的史家任务——这从诸如《逸史》《阙史》《史遗》《国史补》之类的书名上就看得出来,即便是在想象和虚构中,也常出于史学修养的本能,追求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甚至史实的真实性,就是说,把虚幻的、传闻的事件     

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

清朝官方史学中融入了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旨在将民族政治文化因素注入到官方史学的运行之内,具体体现在大量编录编年体档案册籍,修史多具满文文本,史官配备满洲员额,重视本民族发祥史及其他少数民族政权史等,表明满族统治者在官方史学上也有避免全盘"汉化"的心理.入关后清朝官方史学,还是归入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主流,承续了中国两千多年史学长足发展的成果,其性质不能属于少数民族的史学,仅包含着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而已.这在中国历代官修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可漠视.这种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注入传统史学主流的进程,恰与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进程相一致.     

两宋正统史观的历史考察

中国封建正统史观至两宋而趋于理论化;以“居正”、“一统”、“严夷夏之防”为核心内容的两宋正统史观不仅反映出宋代史学思想的演变和史学政治功能的强化,而且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剖析两宋正统史观是解读传统史学思想演变的一大关键。     

“举刺予夺”：明季野史笔记的重要特征

明季野史笔记表现出“举刺予夺”的重要特征。政治腐败、社会险恶是其社会土壤;官史失修、史官失职是其史学动因;存史意识、立言情结是其心理基础。这种史学风格自明中叶开始兴盛,明清鼎革之际达到颠峰,入清后逐渐跌入低谷。“举刺予夺”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品格。这一特征延续宋代以来注重褒贬的史学风气,一方面有利于史家主体意识的彰显,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驰骋议论的空疏之风。明季“举刺予夺”之风纵然炽烈,也未能挣脱桎梏,反映出中国史学中保守因素的难以抗拒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