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与社会发展

任何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十分重视制度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现代社会,社会秩序成了“瓶颈需求”,因此,制度作为社会秩序的生产方式之一,对现代社会的发展来说尤其重要。制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制度是社会结构存在和变迁的重要条件,技术和文化在社会结构存在和变迁中的作用,最终要借助于制度以及制度的变迁;制度是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机制,在社会发展中,任何重要的社会发展理想(目标)或理念,只有得到制度上的体现,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发展路径;制度又是社会发展的整合机制,制度可以保障社会合力的形成以及社会合作的实现。     

俄罗斯经济转型:制度移植、制度陷阱与制度创新

经济转型或经济制度变迁无非就是制度设计和制度移植,并以后者居多.而制度移植的"成活率"相对较低,因为移植过程中往往只关注移植制度的形式,而没有注意制度的内涵,它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形成冲突,导致移植失灵,进而使制度变迁掉入制度陷阱.走出制度陷阱的出路只能是制度创新,即将移植来的正式制度形式与本土的非正式制度相融合.实践证明,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制度移植失败,普京执掌俄罗斯政权以来制度创新取得显著成就.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文化与制度关系新探

在对文化与制度范畴作基本的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可将二者分别界定为文化观念和正式规则。从不同层次上分析文化与制度的相互关系,才能超越“文化是体制之母”和“制度决定文化”的循环论证。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而言,文化观念的形成和积淀,制度的形构和变迁皆源于人们的社会生产实践;截取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文化观念是制度的发生学意义上的直接来源,然而文化观念在不同的内源性和外源性制度变迁模式和制度变迁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作用,需做具体分析。     

制度变迁的动力、特性与政治发展

尽管新制度主义的不同流派对制度、观念、主体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看法存在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产生于制度变迁主体的预期.理性制度主义的最新成果认为,这是主体学习的结果,个体在竞争压力下、在实践的学习活动中可以产生对新制度的构想,而历史制度主义则认为这是历史的制度和观念作用于主体的结果.就制度变迁的特性而言,差异性与同构性是制度变迁的基本形式,也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观察同构性和在同构性的基础上观察差异性是判定制度变迁的有效方法.制度变迁与政治发展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解读制度变迁可以丰富我们对这一理论的认识.     

论风险社会中的制度融合

工业社会的制度是多元化的。在与人的行为和行动相关的所有领域中,都可以看到制度的作用。从基础性意义上看,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管理制度和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管理制度是人为建构的,而社会制度在生成和演进中则具有某种自然色彩。所有制度都与文化密切相关,但社会制度的文化特征更加鲜明。随着风险社会的降临,面对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制度变革的任务被提出来,而且具有很强的迫切性。制度变革从属于风险社会中人的共生共在的要求,反映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风险社会的制度构建与工业社会不同：在思维方式上,用相似性思维代替分析性思维;在制度性质上,用合作制度置换民主制度;在表现形式上,以制度融合的方式统一为社会制度。     

国际私法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

国际私法(冲突法)的产生是制度变迁的结果。法律制度变迁的原因可以从主观、客观两个方面来分析。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国际私法(冲突法)作为法律制度变迁的一个结果,既是制度间均衡的体现,又是制度自身均衡的体现。它是法律规则进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它的出现带动了法律借鉴和法律移植的进一步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它本身也是法律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分析与启示

基于分配冲突视角下的新制度变迁理论以及产权结构-行为选择-经济绩效分析框架,对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过程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进行分析,从历史经验的反思中得到如下对深化我国农地制度改革方向、方式有益的启示:其一,农地制度始终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绩效的核心因素,其中由农地产权决定的农业剩余分配问题是构建科学合理农地制度的核心;其二,国家须适当参与农业剩余分配,落实农民应有土地财产权益;其三,农地制度改革的价值目标需做次优选择,最大程度地释放提升资源分配效率的制度潜力;其四,控制制度变革的摩擦成本,引导农民内生的制度变革需求和认知选择。     

实现制度变迁的若干思考

制度变迁是制度交易的动态表达,制度除了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外,它还有其独特的制度物品特征即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而要摆脱低效率的路径依赖,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可以在制度变迁中发挥积极作用。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与我国经济制度变迁

邓小平制度经济理论可以归纳为七个方面:(1)制度是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它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2)在各种制度中,产权制度的作用最重要;(3)中国的宏观制度变迁是个渐进的过程;(4)人是现实的人,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制度可以抑制人的机会主义动机及行为;(5)意识形态是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它可以降低正式制度的运行成本;(6)中国制度改革的关键是下放权力;(7)稳定的环境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最基本条件。邓小平的制度经济理论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变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基础。     

第二形态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

当代家族企业的制度变迁是一个收益的非帕累托改进过程，不同的行为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对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是不同的，有时严重的利益冲突会使某一类家族企业无法达成一致性同意，从而使诱致性制度变迁成为不可能；同时，由于政府强制力缺乏合法而有效的途径介入，强制性制度变迁也无法实施。在谈判仍达不成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业主会凭借个人权威，通过强制手段继续推动制度变迁进程，从而使这类制度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既不同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也不同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特征。现实中的制度变迁表现为一个连续分布的光谱，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只是这个连续光谱的两端，这个光谱的中间还存在其他形态的制度变迁模式。     

论日本不完全法人控制市场的制度结构

法人控制市场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能从制度体系上和体制保障上构筑企业控制权的权利和责任的结构体系，形成企业权益人有关经营与权利的配置机构，进而建立起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而日本却不同，建立的是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与体制保障机制，实施的是“双向式控制”的复合性法人治理结构。战后以来，这种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一直居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使日本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日本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正在发生新的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     

邓小平的制度伦理思想探析

邓小平的制度伦理思想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价值标准、把“效率优先”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价值选择,把“共同富裕”作为制度安排合理性的价值目标,明确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变革与创新的伦理取向及所需要的伦理支持问题。邓小平的制度伦理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加强制度研究 推进社会文明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贺培育研究员撰写的《制度学:走向文明与理性的必然审视》一书近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在专著中把“制度”这一社会现象抽象出来,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研究,初步构成了自己的体系。制度是要求一定范围内的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是具有强制性和导向性双重作用的社会运行机制。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随着人与人之间联系和依赖的不断加强,为了保持其生产生活的稳定和有序,制度就随之伴生和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历史,也是人类制度变迁发展的历史;人类文明程度越高,其制度建设的水平也会越高,制度的民主…     

论和谐社会中的非正式制度建设

制度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个方面构成,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于制度的实施效果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推进非正式制度建设,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演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累积的过程,因此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应该考虑意识形态变迁的特点,注重用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引导社会思想意识,重视正式制度变迁对非正式制度变迁的强制性推动作用,积极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互动融合,循序渐进地推进非正式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视角下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效应分析

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是行政体制改革中直指行政权力架构的重要改革措施,其将会对行政体制的制度变迁产生深远影响.行政权力清单制度的建立,将会明晰行政权力边界,使行政权力范围及其责任变得可计算,使高度集中行政体制弊端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得到有效遏制;行政权力清单制度将使地方政府成为制度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并且实现微观行为中潜在制度利益最大化与行政法治挂钩,使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彻底摆脱“制度工具论”的困扰,对制度约束下的行政创新行为产生实质性影响.     

新兴领域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

同样是针对美国主导的新兴领域国际制度,为什么中国会选择不同类型的改革路径？本文从“社会网络理论”出发,提出从“网络性权力”这一新理论视角对守成大国的权力进行测量,补充历史制度主义的“渐进制度变迁”理论,构建了一个“守成大国网络性权力+国际制度弹性”的理论框架,并用来解释中国在跨境支付、互联网域名分配、开发性金融等新兴领域参与国际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在跨境支付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大,而“环球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的制度弹性较高,促使中国选择了叠加型改革路径;在互联网域名分配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大,而“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的制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规避型改革路径;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美国的网络性权力较小,而世界银行的制度弹性较低,促使中国选择了替代型改革路径。     

农业现代化与制度创新

农业现代化并不只是意味着技术变迁或技术创新,实现农业现代化也需要制度变迁或创新.许多人对农业现代化概念的认识仅仅局限于相关的技术变革或创新,而对其中的制度变革或创新认识不足.许多地方恰恰是因为制度变革或创新不力或滞后,影响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制度的"路径依赖"对中国近代技术发展的影响

将技术的发展置于广阔的社会制度背景下,对于理解中国近代以来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制度的框架决定了技术的发展方式和内容,制度变迁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决定了与中国近代技术发展过程相伴的制度始终保持着对历史的“记忆”。在中国两千年“官僚集权”的社会中,“官—民”二重结构的基本制度环境始终影响着社会资源的配置;“重农抑商”政策下的“禁榷”、“官工业”等制度安排“暗示”了洋务运动中的企业制度和技术激励制度的内容;官本位的文化积淀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的价值取向和能力配置。制度壁垒导致中国近代技术引进的低效率。总结历史经验是我们今天和未来做出正确抉择的重要依据。     

我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与绩效考察

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中外对比以及过程分析 ,本文以为我国的经济体制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滞后已成为束缚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的重要原因。因此 ,加速市场化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已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