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合作及"约法之争"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政治理念本质相同,都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主义,借"以党治国"之名,实现国民党党魁的独裁统治,他们的分歧只是由谁来做党魁而已。胡汉民在"清党"反共中充当蒋介石的工具,得以重返政坛,其后又协助蒋介石战胜了其它军阀势力。但蒋介石企图制定一个设置总统制的约法,由"国民会议"选举"他为"总统"。胡汉民为保住既得权力,只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坚决反对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蒋遂不惜采取扣押手段来制止胡。蒋胡关系彻底破裂。     

略议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

1931年2月,国民党两巨头蒋介石与胡汉民为是否立约法发生激烈冲突,最后以蒋介石强硬扣押胡汉民收场,史称"约法之争"。史书大都认为蒋介石此举是"为自己的专制统治披上合法外衣"。笔者认为,仅以其独裁意图为他与胡的"约法之争"作定论,未免过于片面。蒋介石强制立约法的真实意图,不仅有个人权力之争,也包含有与胡汉民不同的政治态度、或者说是不同的治国理念之争。     

胡汉民与30年代西南政局关系探论

20世纪 3 0年代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的言行举止对西南政局的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 ,胡汉民被扣 ,引发了宁粤对峙 ,形成了西南半独立的状态 ;其次 ,胡汉民作为精神领袖 ,与两广实力派互相配合 ,维持了西南半独立的局面 ;复次 ,胡汉民猝死 ,引发两广事变 ,最终瓦解了西南半独立的态势。胡汉民颇深的政治资历及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西南实力派的大力支持 ,是他能够左右 3 0年代西南政局的主要原因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胡汉民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与传播

国民党右派领袖胡汉民曾积极研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学说,他通过《建设》、《星期评论》等杂志发表文章,向人们简要介绍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及其意义,还对西方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种种非难和攻击进行了批驳和辩护,客观上促进了唯物史观早期在中国的传播。由于受到当时资料稀缺、自身阶级局限性等因素的影响,使得他对唯物史观的研究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片面性,并最终背离马克思主义。     

李太后与“国本之争”

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胡汉民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轫

胡汉民是被后世研究者从马克思主义史学谱系中有意删除的人物。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胡汉民在唯物史观的输入传布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先驱者的角色。他不但正面推介唯物史观的原理和方法,还批驳了一些欧美学者对唯物史观的非难攻击。胡汉民把唯物史观归结为"经济史观",对阶级观点阐发较少。胡汉民1919-1920年的哲学史研究和井田制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在史学领域的首次实验,意味着唯物史观开始从学理介绍向具体研究过渡,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由此萌芽。胡汉民将唯物史观作为学理来研究的态度,为我们审视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提供了不少启示。     

孙科和蒋介石、李宗仁之争与国共和谈

1948年11月至1949年3月,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寻求“光荣的和平”,以挽救国民党的统治.在内阁组成前后,他要求蒋介石下野,由行政院全权主持和谈.蒋下野后,他既反对蒋的和谈原则,又反时桂系的企图.孙科的去职,不仅是桂系倒阁的结果,也是他和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所致,他不可能实现“光荣的和平”.     

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述论：1931-1936

本文以藏于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资料,研究了1931年后胡汉民与张学良关系的三个阶段激烈反张、拉拢联络与松散结盟;揭示其关系演变的历史线索及其原因,指出胡汉民等人的争取工作对张学良的影响,并试图以此来剖析国民党内反蒋派联络的某些特征。     

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一个文献述评

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古今之争",是关于古典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与现代政治哲学、政治实践之间孰优孰劣的争论。目前国内外有关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的"古今之争"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视角,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仍存在着三方面的缺陷,即:忽视了施特劳斯重提"古今之争"的学术环境、忽视了施特劳斯理论的现实关怀、忽视了对其思想渊源的深度考察。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90年前五四运动后不久由胡适发起的“问题与主义”论争影响深远,但由于对发起的复杂背景缺乏疏理也产生了文本误读,或因政治意识形态原因而有所误解。本文在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和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重新考查了论争发起原因、论辩内容及后人评价。认为论争是从学术角度谈论政治,旨在破除“假、大、空”,注重实践,其思想解放的警示意义至今仍在。     

清初“礼仪之争”与基督教“伤风败俗”观念的形成

清初“礼仪之争”既是中西两种不同性质文化的斗争,同时也包含着基督教与中国社会风俗的冲突。随着“礼仪之争”的深入,基督教“伤风败俗”的观念不仅被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而且成为官绅士人反教的重要依据。     

从“险学”到“显学”:蒋介石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蒋介石是近代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长期以来,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蒋介石的评价基本上都是负面的,是学术研究的禁区,人们不愿涉足。改革开放后,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史学界对蒋介石的研究逐步开展起来,对蒋介石的评价也渐趋客观,对蒋介石早年的革命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执政后实施的政治与经济改革、坚持抗日战争、丢失大陆的原因,以及败退台湾后对台湾发展的影响和对大陆的关系等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近几年,蒋介石研究成为两岸学术界和社会上关注的热点,如何把这一研究活动引向科学的发展道路是值得人们思考的。     

“熙宁之争”与儒家教化主旨变迁刍议

11世纪的那场政治论争——“熙宁之争”引起传统德才价值观念在宋代发生改变,宋代社会也由此进入王安石时代。南宋后,理学逐渐取代了王学成为官方哲学,理学家对“熙宁之争”进行了系统批判。而从理学对“熙宁之争”的批判话语系谱中,确能曲折地反映出传统新儒家教化主旨的深刻变迁。     

从“军人优先权之争”透视新时期军民关系

军人优先权之争是新形势下军民关系的一个缩影,他的解决关系着新时期军民光荣传统的弘扬,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关系到强军梦、强国梦的实现。由军人优先权之争的拓展,我们发现新时期下的军民关系具有经济纠纷增多、关系复杂、彼此误会加深等问题,而导致这些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利益的根本原因,又有信息技术发展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外部原因,同时还有体制机制内部原因。为此,必须从理念、思想、机制等方面下功夫,促进新时期军民关系健康和谐发展。     

“赵汤之争”的表演性与任璧莲对“亚裔感性”的消解

亚裔美国文化界由1976年汤亭亭出版的《女勇士》所引发的“赵汤之争”旷日持久,它折射出赵健秀对如何建构“亚裔感性”的不断深入思考和此理念的斯皮瓦克式“策略性本质主义”实质。这场有关亚裔美国身份认同内涵和建构之路的论战双方事实上形成共谋关系,双方的争论是文化表演,它以奇特的方式促进了美国亚裔文学的长足发展。亚裔文坛后起之秀任璧莲在“赵汤之争”大背景下努力寻找第三条通向“想象的共同体”亚裔文学建构道路,她的努力使得“亚裔感性”更趋复杂化,甚至有消解的危险。诚然,“亚裔感性”的悖论在于它是临时性的“策略性本质主义”口号,它是种族歧视的对抗话语,它的提出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取消其本身。     

蒋介石与1961年联合国“外蒙入会案”

1961年台湾与大陆关于联合国内中国代表权问题的争论发生重大转折,台湾在联合国的地位受到威胁。蒋介石在如何应对外蒙入会案的问题上与美国产生分歧,他先是要求美国协力阻止外蒙古加入联合国,态度强硬,后来迫于美国压力与国际现实,又不得不作出让步而改变政策,默认外蒙古加入联合国的事实。蒋介石的日记中详细记载了他与美国交涉的过程及心理变化。在处理外蒙入会案的过程中,蒋介石在政务处理中的策略与技巧、蒋的独断专行事必躬亲以及将个人好恶情绪带入政务处理等惯常的行事风格亦表露无疑。     

张学良蒋介石与中东路事件--错误决策给国家带来了恶果

苏联违约侵权与张学良错误判断形势导致了中东路事件的爆发;蒋介石迫使张学良关闭了 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东路事件的大门,而战争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决策改写了历史。     

中韩民间“泡菜之争”原因分析

2021年7月22日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发布训令,规定在韩国要将“??”翻译成“辛奇”,取代既有的中文译名“泡菜”一词,此举在中韩民间掀起了新一轮的有关文化归属问题的“泡菜之争”。韩国民间部分反对泡菜起源于中国的声音是没有根据的：从宏观层面来说,中韩民间“泡菜之争”是韩国在其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与我国发生的一个小的文化冲突事件;从微观层面来说,它是“泡菜”与“??”语义建构不协调导致的一个语义冲突案例。其实,既有的“韩国泡菜”“辣白菜”等词汇更适合“??”的语义,既能避免语义不协调问题,又能缓解“辛奇”所带来的文化冲突紧张感。     

文质之争与汉魏社会转型

“文质”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中一对比较特殊的范畴,多被后世的思想家用来描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据之来批判社会的弊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中,不少人就利用这一理论来批判现实,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他们将“礼情”、“奢俭”、“繁简”、“名实”、“淳朴”与“浇薄”等一系列问题都归为“文”与“质”的范畴,并提出了“以质救文”的口号.“文质”理论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