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儒学的乡村社会建构途径

在传统儒学的“身—家—国—天下”链条中，社会维度总体而言是十分薄弱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学完全没有建构社会的实践和简要的理论归纳。乡约就是帝制时代后期儒学建构乡村社会的途径所在，不能把乡约仅仅视作一种乡村道德教化。事实上，乡约这种乡村社会道德教化形式，也是儒学通过契约实现乡村社会建构的一种理论和实践。当然，这种通过契约建构乡村社会的儒学理论未能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展，未能成为建构国家正当性的基础理论。但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乡约的分析，推动其现代转型，使之成为儒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生活世界之正当性基础的儒学理论。     

儒学精神及其合理性的成长

一、儒学精神的三个社会学命题及其内在规定性儒学精神是儒学社会的主导精神。所谓儒学社会，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的政治生活（即其组织、运行）及个体的社会生活皆以儒学为范导，这个社会的总体生活皆以儒学的理念或精神为依归。如果不仅仅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而且考虑到儒学在实际生活中的意义，那么儒学精神可以概括为：以仁爱为基础、以君主秩序为目的、以伦理控制为手段等三个相互联系的命题。所谓以君主秩序为目的，指的是儒学的理想是建立一种“天下有道”（孔子语）的秩序或一种“王道”（孟子语）的秩序（天下有道…     

教化观念与儒学的未来发展

文章通过分析本世纪初以来中国人文化意识转变的现象,对儒学的现代命运做了深入反思和重新定位.指出历史上儒学的现实载体虽在制度,但作为教化的系统,其真正的根基是在民间.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学术和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导致了儒学的断裂.近年中国人文化意识的觉醒和民间儒学的兴起,说明儒学并未成为"游魂".儒学的核心是教化.儒学教化思想的根基是一个既超越又内在的本体.就个体而言,教化就是本体对实存的转化过程;教化的观念落实到社会生活上,则是通过经典传习、礼乐等方式达到一种本于人性的移风易俗的社会教化.通过"文脉"和"血脉"的融汇来重建儒学的当代形态,以"顺取而逆守"的方式参与和推动世界文化价值方向的调适和转向,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儒学的发展,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哲学的教化与教化的哲学--论儒学精神的根本特质

“教化”是儒学的一个核心观念。但儒家教化的形上学基础是理性人文义的“哲理”,而不是单纯信仰义的“教理”。儒学并未独创一套为其自身所专有的仪轨系统,它所据以施其教于社会生活的仪轨系统,就是作为古代中国社会普泛生活样式的“礼乐”。这种不断经由儒学形上学诠释、点化、提升的礼仪和礼乐系统,具有一种因革连续的历史变动性和对其他宗教生活样式的开放和包容性。它与一般宗教仪式、仪轨系统所特有的固定性和排他的性质,有根本性的区别。儒学的教化,可以称作是“哲学义的教化”。儒学作为“哲学”,其思想的视域是实现论的而非认知性的。     

"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论贺麟的宗教思想

贺麟在中西哲学思想融会之下诠释儒学,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应循哲学化、艺术化和宗教化的途径迈进。其中途径之一——儒学的宗教化,是贺麟研究儒学与宗教的会通点。作为中国文化之体的儒家伦理应得到西方文化之体,即基督教思想的补充,因此贺麟提出“宗教为道德之体,道德为宗教之用”的命题。并对中国传统的伦理概念作了宗教化的改造。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复调儒学:从古典儒学到现代性儒学的复杂演进

儒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的历史演变紧密勾连在一起,因此注定儒学不可能是单纯的心性儒学或政治儒学.不论就传统儒学还是现代儒学的结构来讲,儒学都一直是众声喧哗、兼综政治与教化的复调儒学.这就使儒学显现出完备性学说的特质.在复调儒学的复杂演进中,传统儒学与现代性儒学构成儒学两个总体结构.在传统儒学的纵向延伸中,从周易、孔子到王弼、宋明理学到晚清经学构成其主要结构面;在现代儒学的横向展开中,应对人心秩序与社会政治秩序挑战的民族精神、民主建构和普世主义等论题,成为儒学的核心论题.两者相互扣合,构成系统解析儒学的总体进路.     

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的奥古斯丁主义与托马斯主义

在中世纪基督教哲学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传统,即奥古斯丁主义和托马斯主义。 前者源于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代表着一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强调基督教信仰中的“奥秘”成分, 对理性采取一种贬抑态度;后者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代表着一种理性神学的方向,力图借助形式逻辑对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进行论证,用理性来充实基督教信仰。这两种思想传统不仅对于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 而且对于近、现代的西方宗教思想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韩愈尊儒的辩说及其儒学思想的建构

韩愈尊儒而好自为辩说,他由孟子推及孔子的尊儒之路崇尚的是儒学的道统。在那儒、释、道并行的时代,韩愈尊儒作为一面思想的旗帜,借助古文得到较多的表现。但在根本上,是力图以仁义为治理天下的方略。所以他猛烈地抨击释、道之学,表现出强盛的气势却只有虚弱的理论。而他儒学思想的建构,以仁义为基石,注重仁义教化和道德的自我完善,在其中寄托了自我的社会理想。     

洪秀全与儒耶会通

如何处理儒家与基督教 (又称耶教 )的关系一直是困扰洪秀全的棘手问题 ,一方面他以儒学为知识背景解读基督教 ,另一方面又以基督教为标准批判、裁量儒学 ,表现了他信仰基督而又改易耶理 ,批判儒学又吸收儒学的二重性格。这二重性格一方面不期然实现了基督教与儒学的会通、融合 ,实现了基督教之本土化或曰中国化 ,另一方面造成其思想内部政治的民族主义与文化的民族主义的冲突 ,为曾国藩的反击留下了缝隙。     

论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及其现时代意义——兼论蒂利希对康德的超越

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对于19世纪基督教神学的震撼是深刻的。蒂利希在其经典著作《基督教思想史》中指出。康德对于19世纪基督教神学的影响甚至超过了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针对基督教神学传统中存在的理性僭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全部结论在于:纯粹理性无力达到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真理。康德的这一结论受到近现代基督教神学家的普遍赞扬,即使像巴特这样深深植根于经典基督教传统的正统神学家,也对康德的理性神学批判保持高度尊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对于基督教神学的真正贡献在于,在基督教神学史上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这一著作深刻而精辟地指出了面对无限存在的人类纯粹理性的有限性。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确以某种方式表达了基督教新教的思想原则,犹如     

儒学的内在性与东亚价值观的共识

儒学认为人性中存在着自我完善的根据,因而在人生实践中就可以达到理性的人生境界。儒学立足于内在性原则,倡导超越性原则,确立了内在超越的价值取向。儒学强调内在性,主张人性善,具有凝聚群体的功用,范导着人本主义取向;强调超越性,主张超凡入圣,积极面对现实,提升人生境界,范导着淑世主义的取向;儒学强调包容性,拒斥排他性,主张“协和万邦”、“万国咸宁”,范导着和平主义的取向。这三种取向是东亚价值观的共识。     

从批判、理想到现实、理性——论儒家教化观的宋代之变及其对法律思想的影响

以人性善或人性可以向善为前提的道德教化是儒家一贯的政治主张,但是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与教化思想充满了理想化和批判性的特点,并不符合社会现实,所以其必须经历一个自我调整的过程.在宋代,由于历史社会条件的变化,儒家的人性论和教化思想变得更加理性、现实,并对宋代法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哲学自然神论之普世性的发现——论伏尔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伏尔泰在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方面超越莱布尼茨而作出的独到贡献,在于他从人类认识发展普同性的视角考察了自然宗教在世界各民族中的起源、表现及其发展,认为自然宗教是各民族最古老、最具普世性的宗教,但中国"哲学家的自然宗教"比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自然神教更为纯正。他把孔子伦理学与古罗马斯多噶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学说作了比较,认为二者一样纯粹和严格,也一样合乎人情,但亦存在把孔子学说爱比克泰德化的倾向。他把孔子的自然神教与基督教作了比较,认为孔子的自然神教是理性的宗教、圣人的宗教,而基督教则是启示的宗教、先知的宗教;孔子反对为了推行教化而对老百姓进行好心的欺骗,而基督教的先知们则不然;孔子的自然神教中没有迷信因素,故不能引发宗教狂热,而基督教则不然。伏尔泰使儒学资料服从和服务于其思想体系的建构,并借助虚构的思想资料对儒学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但这一做法也证明了中西哲学之会通的可能性。伏尔泰晚年对其中国观的"偏见"作了反思。     

试论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

相当一部分人对儒学与科学的相容关系持有根深蒂固的误解。这些误解不消除,儒学的复兴将会阻力重重。儒学与科学的相容性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事实问题。从事实上看,中国古代,科学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儒学;近代,不仅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自始至终在格物穷理的名义下进行,而且儒学的每一次转型,都既有其西方科学的动因,也深刻影响了西方科学的传播和发展;在现代,科学是儒学现代化的坐标,儒学则是消弭科技负面后果的重要思想资源。从理论上看,儒学与科学之所以具有相容性,说到底是因为二者在精神气质上具有相通之处。在一定意义上,二者的关系表现为"善"与"真"的关系。求善把"真"作为前提性环节,求真也离不开"善"的导向和规范,从而决定了二者必然具有相容性。     

儒学与儒教问题初探——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浅论

儒学与儒教问题是一个时常困扰学界的学术公案.拙文认为,儒学与儒教总体上并行不悖,儒学即是儒教、儒教即为儒学:儒学是儒教的内核与主体,儒教是儒学的外显与教化;儒学问题不能仅仅停留于理论思辨,而应以服务当前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为旨归.最后,从四个方面讨论了儒学如何实现与社会主义相适应问题.     

希腊化至罗马时期“自由”观念之嬗变--从晚期廊下派到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中“自由”一词所蕴含的两种思想来源是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传统与基督教神学传统。奥古斯丁的“自由”接续了柏拉图以及罗马廊下派的自由观：即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追求至善。与此同时,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奥古斯丁又对古典哲人的自由观进行了改造：人的理性（自由选择）并不能保证人全然成善,唯有对上帝的信靠才能保障人追求善、认识善、践行善。     

认可、批判与误解:王夫之的老子观

王夫之继承了朱熹"老氏之学最忍"、被用来欺诈对手的论断,并引申之。在其儒学注疏中,直接斥责老子为欺诈之小人。但是,在《老子衍》中又不得不尊重其文本,同情地理解老子。于是,其儒学注疏与《老子衍》中对老子的评价便出现了张力。我们认为,这种张力源于他的儒家道统偏见和他缺乏对老子思想深邃性的认识。老子是从天之包容无为的角度,要求统治者仁慈、利物而不争,以感化天下。王夫之却执着于儒家的教化和儒、道的区分,将老子斥为异端小人。王夫之的矛盾态度揭示出,王夫之以儒家的人类福利教化为视角,是不能出于老子之上、切中要害地批判老子的。     

奥古斯丁对古希腊自由观的终结及其效应——兼谈近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奠基之路

古希腊的自由之思显现为对善本体的辩护。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性的选择与意愿行为的讨论,虽然已经达到了古希腊自由观的一个新高度,但未达到将自由视为哲学至上原则的地步。奥古斯丁对基督教原罪论的哲学阐释,使肇始于自发、自愿意义上的选择与意志的自由决断发生本源关联,终结了古希腊的内在自由之思,完成了将内在自由外化为绝对命令的中世纪转向。     

论蔡襄的教化思想与实践

北宋的蔡襄接受了儒家的教化思想,提倡儒学,跻俗于礼是他教化思想的两个主要内容.在他担任地方官期间,把教化思想与物质基础结合起来,采取兴修水利,建设公共设施,举荐贤才,发展儒学教育与移风易俗的措施,教化当地的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