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教化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董仲舒的人性论,借用“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以阴阳释性情,确立了性情的本体地位;以善恶论人性。阐明了人性与善恶的辩证关系;以“中民之性”为立论基础,论证了王道教化的必要与可能。量仲舒使儒家的教化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在儒学发展史和整个封建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先秦儒家的教化思想

教化是儒家思想中的重要问题。教化概念所关注的是人之德性的成就,即自我德性的成就以及他人德性的成就,这两方面所对应的正是《大学》之＂明明德＂与＂新民＂。在孔子和孟子的教化思想中,二人都坚持为政者之德性的成就在教化过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孔孟认为成就民众之德性的关键不在于行政制度的安排,而在于为政者自身德性的表现。只有成就社会全体成员的德性,一个有德的理想社会才得以可能。     

中国传统人性论与德教的阐证

中国传统人性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习论和性“自为”论等。持有这些人性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虽然观点各不相同,却都无一例外地高度关注德教,以自己的人性观为出发点,对德教进行了不同的阐证。     

试析先秦时期的人性论与德教的阐证

先秦时期的人性论主要有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性习论和性"自为"论等,持有这些人性论的先秦思想家虽然思想观点各不相同,却都无一例外地高度关注德教,并从自己的人性论出发,对德教进行了深入阐证.     

人性论与社会和谐——先秦儒学人性论对建构和谐社会的启示

和谐思想是中国人贡献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思想,是最能代表中国人心灵与中国文化特征的思想,传统和谐思想的得失为我们今天建构和谐社会提供了借鉴。     

至善与性善:康德与孟子人性论的异同

在人性论的探究方面,中外哲学存在着差异。西方康德和中国孟子的人性论是具有代表性的。通过比较自由意志与人性本善、意志立法与仁义内在、道德动力与理义悦心三方面可以发现,康德将道德的目标导向"至善",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的模式,确立了"性善"学说。     

论反腐败制度设计的人性论基础

影响制度设计的因素复杂多样,但人性假设是其中最为基础和起因性的要素。任何制度设计都是以一定的人性假设为依据的,反腐败制度设计更是如此。个体人性的"善""恶"预设和社会角色的定位,构成不同国家及时代其制度差异的根基。在国内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期,反腐败制度设计的前在理论预设是否科学,价值观念是否符合时代精神,能否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与人性化有效结合,是极具有研究价值的重大课题。     

论儒家推己及人的人性论根据

自孔子总结并阐释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后,儒家学者就一直试图在人性论上对推己及人的合理性作出理论论证。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无论孟子的性善论,还是宋儒理学家的天理论或心学派的良知论,抑或戴震的自然情欲论,都未能真正科学解决这个问题,在理论上皆因其抽象性和先验性而存在各种缺陷。当然不能因此否定它们的认识价值和对推己及人合理性根据的不断深化和拓展意义,也正是因为他们不绝于时的长期探讨和宣扬,才使中华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与人为善、推己及人的优良传统。批判地继承这一优良传统,对于处理现代人际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重要意义。     

论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的特点与影响

传统人性论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社会性、道德性与乐观性等方面,即社会关系性的人性本质理论,道德性的人性特质规定,人性善的乐观性信念。它们对中国文化与社会治理的影响表现在以下三方面:第一,社会关系性的人的本质理论导致了社会本位、整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趋向。第二,德性主义的人性论使中国文化成为一种道德本位的德性主义文化。第三,乐观性的人性论信仰,使文化与社会控制仅有劝善激励机制而缺乏防恶约束机制,因而容易形成人治而忽视制度建设。     

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古典大学之道的哲学诉说。大学在科技与信息化加速发展的趋势下,凭借学科优势,以科学研究、立德树人、服务社会展现其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为“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创新时代诠释。“三纲领”凝练了古典大学之道,“七证”之方求证了内明修养,“八条目”阐明了“亲民”实际学养,体现了古典大学之道的教育哲学内涵。大学之道的蕴意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映射其时代特点,并在本质属性上呈现守正出新的继承性,在继承中创新理念的创新性,展现了现代大学之道对古典大学之道的价值传承。科学技术时代,大学以其大智、大树、大爱履行社会职能,再释大学之道的古典哲思与现代诠释的完美结合,展现其“道”与“器”的一轴两翼,彰显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道器”交融,以“道器”相融对大学生进行价值引导,承担立德树人的时代使命。     

荀子对孔子人性论和伦理观的继承与发展

荀于思想体系主流是儒家思想.他继承了孔子在人性论、伦理观等方面的思想,并在继承的基础上给予发展和弘扬,在先秦百家争鸣时期为维护儒学传统作出了巨大贡献.     

论刘古愚的“诚意”说

刘古愚非常重视《大学》中"诚意"这一条目,在他的《大学古义》中,他以《大学》古本为依据,围绕"意为身心之本"、"诚意即是明明德"、"诚意则行之始基"三个命题分别阐释了"诚意"在修身实践中的基础地位、主要内涵和实践价值,体现出鲜明的心学特色。     

从"欲"到"德"——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

中国早期对人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欲"到"德",或者说从人的本能到人的本质的过程。孔子以前, "性"就是欲望、本能。当时的人性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以"德"御"性"和以"气"释"性"。老子和早期孔子开 始将"德"作为人之为人的内在本质。晚年孔子则进一步以"德"为"性",从而完成了对传统人性论的根本转化。这 实为义理之性之渊源、性善说之滥觞。     

明清之际哲人与基督教的人性论对话——兼论对话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学者就人性论问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看待人性与兽性的区别以及"灵"与"肉"的关系?如何看待基督教的"原罪"说和作为"善恶之原"的自由意志?道德之善是"率性"还是"克性"、是"复其初"还是在实践中生成?对话既使西方学者加深了对中国哲学人性论的理解,也从多方面启迪了中国哲人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李贽、徐光启、杨廷筠、王夫之、黄宗羲、戴震、焦循、赵翼等人的理论创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哲人既吸取了西方哲学的精华,又在会通中西的基础上加以淋漓酣畅的创新,从而把中国哲学的人性论提高到了一个比基督教哲学更高的水平.     

人性论的三脉汇流与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

郭店简及告子等人所主张的"可善可恶"的二元人性论是孟子之前先秦人性论的主流,孟子、荀子分别主张"性善论"与"性恶论",二人在人性论内容方面截然相反,但在性质上却是一致的,都属于强制性的一元人性论系统。孟、荀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治理理论各有优缺点,汉代董仲舒对孟、荀人性论及其治理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提出了善恶并存的二元人性论,吸收了孟、荀人性论的优点,最终使儒学的社会治理理想得到实现。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人性论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是其人性论的立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人性论包括九个方面的辩证法 ,即一般的人性和现实的人性、社会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功利的人性和伦理的人性、利己的人性和利群的人性、竞争的人性和合作的人性、“恶”的人性和“善”的人性、抽象的人性和具体的人性、稳定的人性和变动的人性、个体本位的人性和类本位的人性。只有弄清这几方面的辩证法 ,才能把握人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变动性 ,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研究变化了的和变化着的世界和中国的实际。     

人性论视域中的先秦儒家修养论

学者们对儒家人性论和修养论的研究,或立足于人性论而以修养工夫加以论证;或简述人性论之后详述修养工夫,而从人性论上论证修养论之成立问题,则所见甚少,好像这是不言而喻的,其实不然。我们有必要对此一问题做深入的探讨,才能对儒家的人性论和修养论有更深入的理解与把握。从人性论的角度来探讨修养论,主要关涉到三个问题:一是人生修养的必要性;二是人生修养的可能性;三是修养方法的合理性。先秦儒家是儒家整个思想体系的开创性时期,从阐释的重心来说,它经历了一个由注重修养论到注重人性论的转变过程。儒家开创者孔子对形而上的人性,所言极少,他更多的是关注人的具体的道德实践。而到了孟子和荀子则总是在对人性作一番探讨之后,再对人生修养加以设定。     

论扬雄对儒学的改造和发展

扬雄志在成为孔子道统的传承者,致力于恢复先秦孔孟儒学的人文理性传统。他生平受儒家文化影响熏陶很深,又得道家思想浸润,以儒家思想为基质、为主体的同时,儒道互补倾向非常鲜明。他对尧舜、孔子等儒家所尊崇圣人的高度评价,实际已开阐论儒家道统之先声,对孔子、孟子、荀子的评判,对五经的褒扬,对诸子的评判,都反映了西汉学者的学术态度,映射着当时学术发展趋势;由对儒学与诸子尤其是道家的基本认识,扬雄在其思想体系的理论构建上则呈现以儒学为主体、以道家之学辅之的面貌,其天道观、仁义观、人性理论、修身思想无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