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安全困境"的三种解析

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情况下,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利益必然采取“自助”原则,从而陷入无法自拔的“安全困境”中。对于传统现实主义所描述的这一国际政治的基本特征,理想主义者、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和建构主义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自己的解析。     

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全球人权治理的本质审视

总的来说,现代人权意味着人类社会崇高的道德诉求、政治理想与法律规范。中国提出并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权的政治性、道德性和法理性三个本质维度引领着全球人权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诉求,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普世价值”到“共同价值”的共识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世界历史的政治理想,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单边主义”到“多边主义”的秩序转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正确回应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的法律规范,引领全球人权治理从“强权即公理”到“良法即善治”的机制转向。     

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的空间融合

空间，特别是社会关系空间，既影响着人类的生产和交往，又在人类的生产和交往中演变生发，是全球史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重要研究内容。由于全球史与国际关系研究都注重横向交往，两者在空间上的融合，如国家之间交往形成的区域性跨国空间，正在凸显生产要素在人类交往中的基础作用，以及生产与交往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两种基本动力的开拓能力。互联互通、互利合作、相互依存的全球空间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不同区域和层次的各种空间的融合，将汇总为“全球”与“国际”,动态地展现人类各种群体的发展形态和世界面貌，促使全球史与国际关系实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映照，为中国全球史和新型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奠定空间维度的共同基础。     

生态环境政治与当代国际关系

本文从生态环境政治切入,论述了当代国际关系中的重大变化。“上篇”从主权国家的角度,分别探讨了地理政治关注、生态威胁关注和国家主权关注;“下篇”从国际社会的角度,从四个方面论述了生态环境危机给国际关系带来的深刻冲击,它们是,国家主权的相对弱化、国际国内界限的模糊、全球市民社会的萌芽和国际研究途径的再思索。在作者看来,传统的安全观与主权观在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面前所遭受的冲击与变化,是当代国际政治研究者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     

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特征探析

人类社会正在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时代过渡,信息化对当代国际政治秩序的建构具有多重影响。信息化进程的不平衡发展塑造了单极格局,失衡的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又凸显了全球国际政治秩序构筑的单极主导性,并使地区政治秩序的重构也受到单极辐射的制约。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信息化时代高科技知识的霸权效应和秩序效应显露。然而,信息化与全球化发展产生的全球政治秩序萌芽、国际关系民主化趋势和多元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存在,也在成为单极主导型国际政治秩序的掣肘力量,当代国际政治秩序在单极性、多元性、民主性的矛盾、妥协、斗争与平衡中初具雏形。     

地缘政治演变与中国新安全观——以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为视角

从地缘政治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是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民族国家的永恒的主题,也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领域。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战后中苏及中亚地缘政治的变化曾对中国安全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根据这一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国政府以上海合作组织新机制为载体,积极倡导和实践新的安全观,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的地缘政治战略。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基于反对型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视角

作为一种人为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是行为体在安全场域内通过主体间、交互性内隐行为以塑造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具有隐秘性、建构性、难预测性等属性。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反对型利益相关者因与中国在观念、身份、利益等层面存有国际认同缺失问题而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存在性威胁”,以致引发认知谬误、情感拒斥、意志抗衡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全球认同危机时代,认同缺失是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和国际安全风险的核心变量。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反对型利益相关者需秉持“聚同化异”理念,协力凝聚价值共识、建构身份认同、促进利益共享以应对相关非传统安全风险。     

论“国际社会”的意识形态性——兼论我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

作为国际政治领域的重要概念,“国际社会”具有两面性。从表面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之间开展合作的场域,应建构和维护国际秩序的公平正义,因而在国际交往中不应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和以意识形态划线;从本质上看,“国际社会”是国际行为体开展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博弈的重要场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国际社会”意识形态性的关键是国际话语权,其实质是国家(或国际社会成员)的国际利益。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国际社会”,有利于看清“国际社会”的本质,这对于深入理解国际热点问题和国际舆论的实质,特别是对于我国国际话语权的建设与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政治的文化建构——对建构主义方法论的一种解读

在西方国际政治学界,伴随着社会学的转向,建构主义成为了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制度主义)之后的显学。建构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方法,它主要从三个方面———对国际社会的文化建构、对国家行为体的文化建构与对国家行为体的社会建构———实现国际文化对国际政治的完整建构。建构主义方法为国际文化及其所建构的国际政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略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反恐机制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已构成最严重的威胁。为此,国际社会亟待构建国际反恐机制,即全球反恐机制、区域性反恐机制及双边反恐机制。但是,由于恐怖主义定义问题、大国关系以及国际政治行为体的意愿和能力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国际反恐机制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     

当代国际体系权力模式问题探析

权力模式问题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权力模式形成于行为体间的互动关系之中,特定的权力模式,建构起国际行为体间特定的关系形态,从而实现了国际体系中权力与生产性要素的分布态势与流动模式。无论是宏观体系运行的态势还是微观行为体互动的结果,对权力模式的理解与分析都可以成为透视国际政治迷局的重要的理论钥匙。在国际关系理论谱系中,传统现实主义与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根深蒂固的冲突传统与零和观念相对接,在权力来源、权力归属、行为逻辑与体系效应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相对成熟的有关权力模式的假说和论断。新自由主义以制度为中介、建构主义以观念进行逻辑推演,构建了行为体间新颖的权力形态。虽然它们在行为体的界定方面各有侧重,但都将结构(或体系)视为一种宏观抽象的背景性因素,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体系的根本属性,即将体系看做一种具体的、历史的政治过程、观念过程与生产过程。     

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进攻性现实主义与古典现实主义以及结构现实主义有着一脉相承的继承性,但在此基础上也有所超越。该理论承认国家是国际关系唯一行为体;国际政治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安全竞争;军事力量至关重要。同时,该理论还重新诠释了国家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目的性;重新定义权力,是指具有可度量的标准等。     

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民主意蕴及其启示

中国式现代化从三个方面回答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民主之问”:全过程人民民主实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乱象”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世界现代化中着力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解决国际政治中的“民主赤字”问题;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发展成就将“民主向何处去”从所谓的“民主改造”的歧路中解放出来,“三大倡议”为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好的物质条件、更安全的国际环境和更加多元有效的交流平台。中国在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民主实践是一以贯之的,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探索、新发展、新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推动着人类民主事业的发展。     

国际合作的英国学派路径

竞争与合作是国际关系的常态,也是隐藏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背后的深层命题和原则.英国学派从国际关系的社会属性入手,通过阐述国际社会秩序的实现与维持来体现国际合作的存在形态,为我们理解国际合作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

电视作为覆盖面最广、渗透力最强、传播效率最高的现代大众传播媒介 ,所提示的“拟态环境”已经成为“软环境” ,正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作用。在跨国传播中 ,对受众的“现实观”真正起到“培养”作用 ,形成“社会倾向”并进而影响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的 ,是那些与强势经济、强势政治紧密相连的强势文化。因此 ,建立既有文化底蕴、又有全球传播视野和国家安全高度的电视传播与国家安全理论 ,不仅为电视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角度、新的方法 ,而且为国际关系研究、国家安全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     

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国际社会化的研究

国际社会化是国际规范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国际关系主流学派对于社会化研究的重视程度不同。国际关系主流学派都承认社会互动能够通过外在的约束力量改变行为体的决策。现实主义将社会化视为同质化,忽视了身份和规范作为国际社会化的核心内容的重要性,无法真正理解国际社会化的深刻内容;契约制度主义过分强调成本和收益,低估了偏好的重要性和社会化的影响;虽然反思主义极其重视社会化的重要性,但是忽视了从微观层次对国际社会化进行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国际社会化,更好地将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理论架构起来。     

享廷顿“文明冲突论”四题

享廷顿基于冷战后时代国际政治局势的重大变化,提出了“文明冲突”的理论。他认为:文明将取代国家成为国际政治的行为主体;未来的世界冲突将主要是文明间的冲突,这是20世纪40年代坎南提出“遏制”思想之后又一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本文从四个方面就“文明冲突论”给我们的启示、世界文明的分类,文明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国际政治行为的主体问题谈了一点十分粗浅的看法。对“文明冲突论”确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以期构建我们的后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理论。     

国际关系心理学语境下的俄印关系

国际关系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国家行为,核心要素是把微观心理融入宏观国际关系中,三个层面是个体心理、国家心理和国际心理。国际关系心理学语境下的俄印关系,表现为：俄印相互借重、制衡来自西方压力;大国心理根深蒂固,主张世界格局多极化;把国家安全作为与民族、国家紧密相关的主题。21世纪初国际背景下的俄印关系则体现为：政治与外交高层互访频繁;经济与核能大型合作;军事技术分享深入对东亚、南亚地区乃至国际政治与安全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论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单元特征——一种理论分析

单元是国际系统中的基本行为体，主导着国际体系中的国际关系。考察分析单元特征对认识和分析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政策十分重要。分析单元特征对国家制定外交政策的影响主要从国家内部政治特征和国家文化特征两方面进行。     

理解国际气候制度变迁:超越制度主义的视角

多边合作机制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重要方式之一,为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提供了政治框架.因而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理解与制度设计日益迫切,是把握全球环境政治的关键.制度主义者假设国家在全球环境事务合作中是理性的,却并未充分探究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气候制度变迁与设计中的角色,特别是跨国行为体.事实上国内、国际层次上的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关系,而且多国公司、商业与产业协会、跨国网络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国际制度谈判与变迁.制度主义的国家中心论者往往忽视更为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力量.正是这些力量限制国际气候制度变迁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