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黄河下游上段河道的变迁

南宋高宗建炎二年(金太宗天会六年、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为阻金兵南侵,约在卫州(治今河南汲县)人为决河,“自泗入淮”。从此“河流不复”故道,不再“北流”入渤海。这是黄河下游变迁史上一次大改道。这次改道形成的黄河下游河道,其下段夺淮河入黄海的局面,直到清代咸丰五年(1855年)河决铜瓦厢改从山东利津入渤海之前,未发生大的变化。而下游上段的河道,即自阳武(今河南原阳)以下至入淮的河道,在金代数十年间“或决或塞,迁徙无定”。可能是史料缺乏,至今未见专门论述这段河道的文章。为此,本文就金代黄河下游上段的河道变迁,作粗浅的阐述和考证。     

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从历史上论证黄河中游的土地合理利用是消弭下游水害的决定性因素

提起黄河,人人都知道它在解放以前是一条灾害性很严重的河流,经常闹漫溢、决口、改道。这是历史事实。但从整个历史时期看来,黄河水灾的频率与严重性并不是前后一律的。我在1955年5月为中国地理学会所作的一次题为“黄河与运河的变迁”的讲演词里,已着重指出了这一点。在那篇讲演词里,我把从有历史记载以来直到解放为止全部黄河历史,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前后二期,指出黄河在前期决徙次数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只是到了后期,才变成决徙频仍,有害无利,     

黄河下游生态廊道构建与人文景观融合发展——以文旅融合为视角

黄河下游河道以河南省桃花峪为点划分,横穿河南、山东两省,该段河道总长786千米,流域面积约2.3万平方千米,是大河入海的要道,也是华北平原的重要生态廊道。黄河下游生态廊道构建与人文景观融合发展的经济基础雄厚、文化基础厚重、发展势头迅猛。为更好地保护“母亲河”,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黄河下游地区开展了全面的生态廊道维护和流域水资源保护,构建起“堤内绿网、堤外绿廊、城市滤芯”的生态格局。推动黄河流域生态廊道构建与人文景观融合发展,要在制度安排、框架搭建、发展模式等层面进行探索,积累可供复制借鉴的经验,形成具有黄河下游地域特色、时代特征和民族特点的发展道路。为此,要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在力保黄河安澜、推进生态建设、优化产业结构、传承黄河文化、提高服务水平等方面重点施策,推动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明代徐州段运河的乏水问题及应对措施

黄河的决徙变迁,经常导致黄运交会的徐州段运河水量不足.为确保漕运畅通,明政府采取了引黄河水、东诸泉、沁河水,疏濬河道,修建闸坝、堤防等应对措施.到万历中期黄河两岸全面筑堤以后,黄河主流被固定于徐州运道,乏水问题暂时得到了缓解,但好景不长,此后水流愈加湍急险恶,河堤决徙频繁,不得不改道泇河,避黄行运.泇河的开凿由引黄河水改为引沂、沭河水,避开了徐州段运河乏水问题的困扰,但是也给徐州城市发展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清代黄河沿河城市的发展变迁与制约因素研究

清代黄河沿河城市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清前期,黄河城市因战争等因素遭到严重破坏,发展水平低下;清中期,黄河城市经济得到较好的恢复,城市数量增加,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城市手工业、商业出现繁荣,但横向与长江水系城市相比,黄河城市的发展仍然较慢,有影响力的大中城市数量较少;清后期黄河沿河城市数量发生了较大变动,特别是黄河下游的改道直接导致沿河城市发生较大变化,而当19世纪中叶以后长江城市出现较大发展时,黄河沿河城市除个别城市有所发展变化外,大多数城市仍然在传统轨道上运转,整体上呈现衰落态势。造成清代黄河沿河城市兴衰沉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政局的相对稳定、人口的增加、商贸繁荣是其发展的有利条件,但黄河善溢、善决、善徙及通航条件有限、自然灾害频发、战争破坏、经济滞后、交通落后及沿岸人们思想观念相对比较保守等,则对黄河沿河城市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制约作用。     

沭河

沭河位于山东省南部及江苏省北部。源出山东省沂蒙山区的沂水县沂山南麓。同沂水平行南流，过郯城县入江苏省。原在今宿迁市汇入泗水再入淮河。1128-1855年黄河南徙夺徐州市以下泪水河道和淮阴市以下淮河干流入海。     

栗毓美与清代河患

黄河中下游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地带。历史上,黄河虽然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但也常常带来河患,面对黄河泛滥、河道淤塞,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曾致力于黄河水患的整治。清代水利专家、河东河道总督栗毓美,就是治黄的著名人物。     

洛邑、成周与王城补述

一九八二年,曾撰文《说洛邑、成周与王城》(详见《郑州大学学报》该年2期),但此后深感文章中并未将这一问题完全谈清楚,尤其是随着考古发掘的某些进展,觉得更有必要就此问题再作探讨。 由于这一探讨在根本上依据了前文的主旨,未脱离前文的构架,所以,也可以说本文是在前文基础上的补正和延伸。 一、关于洛邑的最早出现 “洛”地的最出现,当见于甲骨文记载:“癸丑……在洛贞……”(《存》二·九七四)。“癸丑……洛贞王……亡祸。”(《合》三三一) 此“洛”字,从水、从各,与《说文》中的“洛”字大致相同。《说文》曰:“洛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界中,东南入渭。从水、各声。”按,《说文》时期,均将北洛水定为“洛”,而南洛水则写作“雒”,所以《说文》所说“洛水”仅指北洛水而言。实际上,南洛水最早亦应写作“洛”。尤其以上卜辞中所说之“洛”,应在今南洛水(即伊、洛之洛)下游一带。因殷代后期,殷人的势力只能波及北洛水,而那里正是勃勃兴起的周人的势力范围。由于“”字,《说文》所无,因此,这两条卜辞中的“洛”字,不是指洛邑,而是指洛地。     

有逢氏的来源和迁徙

有逢氏为炎帝神农氏之后,起源于渭水上游,有一支顺渭水、黄河东迁,一直迁到山东蓬山、蓬莱一带。另一支则由渭水上游,越过岷山而南迁于四川。一、有逢氏的起源     

黄河南徙在徐州地区的环境效应研究

自1128年黄河南徙夺淮始,到1546年,黄河以多股并流的形式在徐淮地区频繁泛滥游荡.1546年以后,经过王以旗、朱衡、潘季驯等人的持续治理,黄河基本稳定于现今黄河故道一线.黄河南徙对徐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影响深刻,首先改变了徐州地区的水系格局,进而由沂、沭、泗等河流塑造的冲积倾斜平原与波状剥夷平原被黄河泛滥冲积物所淹没;其次黄河南徙改变了徐州地区土壤发育过程与土壤理化性质,降低了徐州地区土地生态环境质量;再次黄河南徙也造成徐州地区孕灾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徐州地区逐渐成为水旱灾害频发、盐碱化发育、中低产田广布的自然环境脆弱区域.     

夏代秦人的发展及西迁

古代,在华夏、东夷、南蛮、北狄、西戎部族未形成以前,东方(今山东)、西方(潼关以西)的氏族就开始了艰难的迁徙。如“九河神女”华胥氏族就有裔支由山东、河南而徒入陕西蓝田,遗迹有“华胥渚”。到了东方太昊伏羲氏、女娲氏与西方炎帝神农氏时期,迁徒规模渐大。炎帝支族共工由陕西渭水流域,沿黄河徙入河南,再达豫东的辉县,依服于女娲氏。《路史》记载:共工与女娲氏战,女娲氏战胜后,其支族西迁入陕西平利县,又北迁入临潼及其周围地区。蓝田、骊山、潼关、黄龙、长安等地均有女娲、伏羲氏的遗迹。到了东方少昊、西方黄帝(今陕西北部)与炎帝后裔榆罔(今宝鸡地区)时期,西方二族沿洛水、渭水至黄河,再分别沿黄河北、黄河南迁入河北及河南,又共同徙入山东。后来在少昊、贵尤部族挤迫下,又分别返至今河北啄鹿、河南淮阳。其后在经历蛋尤与共工(后裔)及榆阁,黄帝与共工、黄帝与榆阁的战争后,黄帝、炎帝、蛋尤、少昊部落成员互为融合,形成华夏族。这也就是黄帝、少昊后,东方部落长撷项至舜,为何能入居中原,成为华夏部落联盟军事首领的原因。少昊后裔颧项筑都邑于河南棋阳;濒项裔支帝誉都于河南很师;尧舜则建都邑于晋南,逐渐向西迁移。尧舜大“臣,东夷族部落长皋陶、伯益及禹等,作士、主虞、作水官有功,得舜封“爵”封“土”(实为故地赐封),伯益以封秦地(今河南范县)而称秦人、秦族、秦古国。同时舜又封赢姓秦人支族于耿乡(今山西河津县)。《国都城记》云:“耿,赢姓国也。舜又封伯益支族于梁(今陕西韩城)。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日:“梁氏,伯益治水封于梁。”又封伯益近亲胞族皋陶支族于阮(今甘肃径川县东南)。从此,秦人东起范县,西至径川,黄河、汾水、渭水、径水流域,在这广阔的领域区,开始有了秦人的足迹。秦人由此而与夏人、商人、周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也是夏朝后秦人迁徙、发展、升降的序幕。     

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兼与谭其骧先生商榷

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治理黄河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个地区严重的水力土壤侵蚀,长期以来不仅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给下游治理带来许多困难。因此,研究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发展的过程,找出其历史根源,对于今后黄河治本有很大的意义。谭其骧先生在其“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中,考证了黄河中游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的情况,从而论证了一个确切的事实,即黄河下游的灾害发展过程与中游的开垦过程是大体吻合的。但是谭先生所提出的主要论点,即认为在东汉以后,由于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因而形成了下游八百多年的安流局面。这个看法我     

共工考

共工是古代历史神话人物，历史上长期受恶名所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共工是神是人争论不休，作者通过对史料的分析，指出共工真相是神话人物，共工是黄河中游地区先民古姬羌部族祭祀的水神。后因为黄河泛滥，岸边高山崩塌，河道改向，共工逐蒙恶名，先秦史书乃有“流共工于幽州”的记载。关于共工的历史传说，反映了黄河流城悠久的历史文明和黄河中游地区民族的历史活动。     

汉水下游河道的历史变迁

汉魏六朝时期,汉水下游河道当在今河道之北,与今天门河位置相当。隋唐至北宋前期,汉水下游河道南移至今东荆河一线。北宋中期至南宋,汉水下游有两条河道并存,北支在今河道附近 (具体位置与今河道略有差异 ),南支相当于今东荆河。明代汉水下游岳口至汉川段河道在今河道之北,流经今天门横林、干驿与汉川田二河。这一河道在明清之际淤废,汉水主泓道迁移到今河道位置上。     

关于“昔周邑”的文化背景和地理范围的考古学观察

《史记·秦本记》在追述秦文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后发表了一番重要的讲话,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这个“昔周邑”虽然出现在《秦本记》里,对于研究秦的历史至关重要,但它却需要在周文化的研究中探讨其文化属性和地理区域,从而弄清秦文公徙都汧渭之会这个历史悬案的史料依据和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周的都城有岐周、宗周和成周,这三个西周的邑城都很明确,它们分别是岐山和扶风交界处的周原、长安区的沣镐地区和河南洛阳,与《史记·秦本记》中的“昔周邑”没有什么联系。那么这个…     

释《诗经·谷风》中的“泾以渭浊”

《诗经.谷风》“泾以渭浊”是含有地理名词的诗句,由于历来对泾、渭二水的清浊问题争论不休,以至对此句的理解产生分歧。从社会调查、历史变迁和字义层面综合诠释“泾以渭浊”“泾以渭浊”,可消除历史分歧,还原诗句的本意。     

清代中后期河南沿黄滩区农业生产略论

黄河在宋代以后的决口与泛滥,导致大堤、二堤等各种各样堤坝的修筑,进而形成明清时期大面积的滩区,明清两代黄河沿岸的民众,逐步在滩区进行耕作与居住,并形成了相应的农作物种植结构。清代中后期,黄河滩区的状况基本为中央、地方各级政府所熟知,并曾一度试图对滩地进行全面管理,但因黄河的具体情况、极高的行政成本而放弃。黄河滩区对沿岸城市、乡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作为当时河南省会的开封,虽然滩区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带来更多的则是痛苦的意象。因此,彻底解决滩区问题,需要结合历史与现实,提出系统性的措施。     

汉代黄河变迁与黄河三角洲的开发

汉代是黄河变迁史上的重要时期,黄河主河道在西汉时几经变动,最终于东汉初固定于现行河道,并持续八百多年时间至唐后期,为今天确定黄河三角洲的地域范围提供了历史依据;伴随黄河决溢而产生的滩涂和在入海口不断淤积的新增土地,成为黄河三角洲吸引外来人口从事开发的重要动力;汉代黄河三角洲在经济、人口、城市和文化方面达到较高的水准。     

周文明的起源

正如我们看到的二里头文化和夏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和洛河河谷那样,而商文明可能发祥于黄河下游冲积平原的东部。陕西渭水河谷乃是周的摇篮。据记载,周的第一个统治中心建在岐山下的周,这样称呼可能是因为周平原北部主山上有两个主峰。关于周营建第一个都邑的情况,在《诗·绵》中有生动的描绘: 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 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乃慰乃运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     

《九歌·河伯》的历史地理

<正> 学术界的一些专家,都认为《楚辞·九歌·河伯》的“河伯”即河神——黄河的水神。但没有从民族学和历史地理学方面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致从此端至彼端,不断地循环回复,翻来复去,总跳不出旧的窠臼,围绕着一个“神”绕圈子。其实,河伯是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族,其酋长叫河伯,曾在疏导黄河中发挥过大作用,死后被中原地区的华夏、东夷各族方国奉为河神。楚国也是一个黄河下游的古老部落发展而成的国家,与河伯国相邻,故也与中原各国族同样有崇拜和祭祀河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