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全球化路径倚赖探析

法律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或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对话

在全球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的今天,实现法律全球化的途径只能是法律对话。经济一体是法律对话产生的客观基础,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成为法律对话的动力来源。法律对话在精神上所追求的是多元的价值,并以平等协商作为其基本要求。法律对话最终是为了实现人类社会和谐相处的美好局面。     

法律全球化冲突的解决路径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其全球化并不应当是西方化。本文力图从冲突的角度来思考法律全球化,即从法律规则、制度层面上本国法与别国法的冲突,法律文化层面上本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以及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冲突三类冲突中寻求冲突的可能解决路径,以实现全球法律的和谐。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公司法的修改与完善

公司法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具活力的法律规范,应当经常保持与社会实践统一.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本文通过探讨我国公司法修改的时机、条件及基本原则,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法立法例,拟从公司类型的合理化、法律内容的精细化、法律性质的兼容化、公司治理的多边化、公司运营手段的电子化以及公司诉讼的可诉化等方面对我国公司法提出合理的修改建议.     

全球化视阈下的法律安全

法律所达致的秩序与法律自身规范、事实逻辑自恰性的同一是法律安全的基本内涵.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律自身安全在具备自恰的规范逻辑结构独断属性的前提下,还应当建立与社会的良性沟通机制.在国家秩序和全球秩序的构筑过程中,只有在一个具体的理想图景指导下,在多元规则整合和多元主体契约性商谈基础上,实现秩序维持力量由强制力向约束力的转变和主权的契约性面向,才能达致全球化视阈下的法律安全.     

浅论我国法治的资源取向

我国已把“依法治国”作为基本方略,正在朝着法治化国家迈进。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我国法治的特色和方向,是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关于法治资源的价值取向,理论颇多。我们应当坚持国际化和本土化并举,并在法律移植中恪守本土化原则。     

我国民法的基本性质探讨

本文从民法的性质入手,认为民法是私法,是规范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也是市民社会的基本法.民法作为保护权利的法律,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构建私法的体系,并且应当在民法中贯彻私法自治的基本理念.     

关于“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的思考

引起学界广泛争论的"文化全球化",实质上是文化交流的全球化和文化产品流通的全球化.在这样一种"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也正在逐步扩大其影响.这就要求我们不能放弃对民族文化安全问题的重视与思考.在我们通过广泛的中西方文化交流对话发展壮大自己的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应当强调理性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文化的同一性,强调有选择地引进、阐释、利用外来文化的文化本土化.     

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化的现状与发展

保障行政效率和控制行政权、防止其侵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是行政程序法律化的基本动因和主要功能.我国行政程序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公正和效率.目前总体上应当以保证行政效率为主,公正为主的行政程序法只能作为行政程序法制建设的长远目标逐步实现.     

经济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辨析

经济全球化对法律的冲击是显见的,面对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语境,法律必然做出回应.经济和法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经济与法律是互动的,但二者属性上存在不同:经济的全球化关注的是国家利益,在这里效率是基本的思考;而法律的全球化关注的是国家主权,在这里国家主权是价值判断的唯一依据.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法律的全球化发展,但经济的全球化必然对国内法律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国内法对经济全球化的回应也在所难免,这种回应注定是局部的,而不是整体的.     

哲学:在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位

全球化时代哲学研究的合理定位应当是回归文化批判,这是哲学的本分,也是全球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整合导致以跨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机制为特征的全球文化的生成,同时,经济、政治等社会活动领域通过文化整合而日趋一体化。这种文化逻辑为哲学的文化批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创新的主题。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批判,哲学应当包含几个重要的维度:从文化的层面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机制、梳理人类现有的文化精神资源、培育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新文化精神。     

从对话范式的视角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路径的三个维度

任何思想、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对话"这一基本路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也不例外.以"对话"为基本路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包含这样三个维度: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辩证互动的"问题式"对话;二是马克思主义文本与中国解释者视域融合的"解释学"对话;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交往式"对话.     

加强当代中国的哲学对话

对话是哲学的本性。经济全球化推动着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呼唤着新时期的哲学对话。哲学对话不仅应当在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哲学之间展开,也应当在不同哲学分支学科间积极进行。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在分化中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却也带来了哲学学科的内部隔离和思想藩篱,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应当引起足够重视,更需要有真实平等和有效的哲学对话。在当前中国大陆的哲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哲学对话应当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自觉和有效地展开。为此,应当以开放的心态努力超越哲学内部的思想隔障,强化哲学作为“爱智慧”的“超越性”本性,注意在哲学观念的层面上加强沟通,以现时代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纽带,在哲学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关系中以真正哲学的方式开展哲学对话,促进当代中国哲学的内部整合和形态建构。     

论交往实践与价值全球化的内在联系

交往与生产一样都是一种实践活动 ,价值全球化与交往实践的全球性展开是密不可分的。价值全球化以交往实践为其动力机制 ,作为交往实践的特征的双向建构、双重整合是价值全球化的内在规则 ,由交往实践造就的公共领域是价值全球化的运行空间 ,作为交往实践内涵的平等、协商、对话是价值全球化的道德要求     

论非律师诉讼代理人角色伦理

作为诉讼主体之一,诉讼代理人应遵守其基本伦理内涵包括真实义务、忠实义务.无论是否属于法律职业者,只要担任诉讼代理人,享有法律赋予的权利,就理所应当的承担维护法律秩序的义务,否则不应适合充当诉讼代理人.原告非律师诉讼代理人应当具备诉讼代理人的基本共性:真实义务、忠实义务,还应正确认识与律师诉讼代理人的专业差距,从诉讼代理人有限司法机关的职能出发,合理权衡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关系.     

法律英语汉译研究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外法律的交流与交融趋势日趋显现,翻译作为一种跨语言进行沟通和传递的活动,其作用也愈加重要.掌握法律英语的特点及翻译标准和方法是法律英语翻译的关键,也是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环节.     

生态文明、国土绿化与相关立法

《森林法》的修改应当围绕国土绿化这一核心价值目标,在巩固农村林业建设成果的基础上,全面推动城市林业的发展,确立森林是城市之肺和城市品位的法律理念,实现城乡林业的一体化管理.《森林法》应当全面规定森林经营指导思想、基本制度和具体措施,将森林经营法律制度作为基本法律制度.林权管理制度是《森林法》的核心法律制度,包括确权、限权、平权等三个方面内容.确权管理的关键在于林权登记,限权管理的关键在于维护生态公益,平权管理的关键在于实现合理补偿.林权登记通过林权改革实践已经成为继房屋产权登记、土地登记之后的第三种类型的不动产登记.     

论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

范畴是一个学科得以生成与长久发展的基石.相对于其它法学学科,经济法学对其范畴的研究还相当不成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制度构建与经济法学作为独立法学学科的理论构建.经济法基本范畴的研究应当立足于其逻辑基础和内部构造,在此前提下可将经济法基本权利范畴归纳为宏观调控权、市场监管权和市场公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