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后现代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

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后现代"的概念,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中,曾准确地预见到此后工业社会的特征,蕴含着丰富的后现代思想,充满着后现代的意蕴。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有着相通之处,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不谋而合。当然,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种后现代主义,不存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和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后现代主义无法忽略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在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时也必须充分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后现代意味。     

“后现代”问题和后现代主义的哲学与文化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盛行的一种综合性哲学与文化思潮,内部立说各异,基本主题是研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特征与文化精神。80年代西方学者围绕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论争与研讨,是就社会进程、时代特征和文化样态两种涵义而言展开的,不同学派对当今西方社会与文化的特征及其未来走向,见解大相径庭,对后现代主义文化也有不同的态度与论评,后现代主义文化中起首要理论核心作用的哲学,是法国的后结构主义和美国的新实用主义,反一切哲学传统,抹煞人的主体中心,是它们的特征;也有另一些学派的哲学家根据不同的理论观点提出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 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当今西方各种文化有着强烈的冲击和回响。研究后现代主义思潮,有认识价值与借鉴意义,可以使中国现代化事业注意超越西方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避免有关的矛盾与问题,但不能将它简单地套用于中国的社会与文化。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诉求及启示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继承了怀特海过程哲学的关系实在论并加以创新,以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为基础,倡导后现代科学观和生态世界观,力图实现多元和谐、差异与创新、诗意的存在。这种理论诉求与东方哲学传统中的儒家、道家思想和俄罗斯宇宙无际观非常接近,引起了东方哲学界的强烈共鸣。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既为后发展国家减少现代化代价提供了思路,也会削减这些国家对现代化目标的追求。     

从“实体自我”到“有机自我”——当代西方“自我”概念研究的新取向

后现代视域中的"自我"(self)问题是当代西方哲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构成。在解构现代自我,罢黜现在自我的中心地位和实体地位方面,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发挥了摧枯拉朽的作用。然而在现代自我退场后,我们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观来代替现代自我观?时代需要一种什么样的自我观?这方面解构性后现代主义鲜有建树,留下的仅仅是个"破碎的自我"。时代呼唤一种新的建设性的自我观。建设性后现代的"有机自我"或曰"过程自我"就是对这样一种新自我观的探索,所反映的是后现代主义在自我研究问题上的最新进展。与现代封闭的独立自足的实体自我不同,"有机自我"是一种开放的生成中的过程自我、一种关系自我和创造性的自我。这是一种有根的自我、一种为了共同福祉的自我。它与中国人对"自我"的理解存在着深度契合,值得我们深入探索。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科学性

科学性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一方面,科学在现代性的形成与历史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科学性部分地决定了现代性的内涵;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将科学作为一个重要的批判对象,使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科学性的内涵以及科学的文化价值,并且可以反过来更好地把握后现代性的含义及其启示意义.     

时代需要给人以希望的哲学——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国际社会日益受到重视,在中国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外学者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中,从“生态危机、生态文明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建设性与过程哲学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不同学科的契合”三个方面展开了细致的讨论,不仅深化了中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也推进了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学术交流,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已成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发展的重要资源。     

论后现代主义对法律主体的解构和建构——以过程哲学为视角

过程哲学以其自身独特的视角对现代的二元对立、理性至上、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等观念进行了批判,从这一点上看,过程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同那些一味地破坏和伞盘否定的解构的后现代主义不同,过程哲学的起点在于对现代性的批判,但却着眼于建构.过程哲学的这种建构主义同样体现在其对现代法律主体的重建上.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先进理论——兼与吴伟赋教授商榷

当代中国国家哲学是自觉超越现代性所带来问题的哲学思想体系,反映了世界现代化发展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要求,在时间上先于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思潮,是真正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进理论和思维范式,它必然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有某些相通之处,不仅有利于消除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且对世界现代化也有深刻影响。     

后现代城市美学的创建与城市美学的重构

城市和建筑设计是后现代主义的重要策源地,而后现代城市美学自20世纪中叶以来逐渐发展为美学运动.后现代城市美学主要可以分为解释学派、解构学派、生态学派、未来学派等.解释学派重历史意义、重理解对话,解构学派重差异、重消解,生态学派重有机整体、重生态,未来学派重理想和幻想.后现代城市美学是对现代城市设计和城市美学的解构,但其具有解构和建构双重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思想体系与实践模式.主要包括:解释学方面的意象论、可变化论、形态多样论、交往空间论等,解构学方面的拼贴论、有机生长论、广普论等,生态学方面的新陈代谢论、仿生论、遵从自然论等,未来学方面的技术游牧论、比特论等.后现代城市美学改变了人类单纯的技术性对待城市的"招法",使城市学走上了一条比较完全的人文性与生态性相结合的思想道路.     

拒斥形而上学:后现代文化的发生

从“拒斥形而上学”到后现代文化的发生,其间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这个时期的哲学史派别林立。这些哲学流派没有共同的旨趣,但是它们都是从背叛形而上学出发。通过对一些主要流派的梳理,揭示从拒斥形而上学到后现代主义这一历史阶段的逻辑演进的若干关键之点。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评,对启蒙和现代性的解构,是现代西方哲学各国流派发展的共同结果。前者是对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思想旨趣的彻底化。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生态思维

大卫·格里芬是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格里芬认为,怀特海哲学是通向生态思维的,怀特海哲学就是一种建设性后现代生态哲学。格里芬本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贯穿其学术生涯,他本人在对生态问题的具体认识上有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格里芬旁征博引包括相关科学家、哲学家、生态运动领袖等人的观点,对生态危机的真实情况、严重性、紧迫性做了全面深入的论述,有力地论证了生态危机是当前人类最大、最紧迫的危机,而不仅仅是众危机之一,并呼吁各界人士能了解生态危机、关注生态危机,在一切为时已晚前行动起来!     

走向一种“动态整体论”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

作为当今时代最新哲学思潮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如何进一步良性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原子论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联系,当代整体论的发展现状与现代系统论思想的最新发展,整体论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紧密联系。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本身应该走向和建构一种动态整体论（或至少成为一种当代形式的动态整体论）。因为只有以动态整体论为基础,与整体动态论进行充分的结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运动才有可能取得更有成效的进展,获得更为辉煌的成就。     

别一种城市化——走出城乡二元对立深谷的新思路

大城市病问题和城乡二元对立问题是两个横亘在中国前进之路上的巨大障碍,桎梏着中国的和谐发展.传统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式的机械碎化思维在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上暴露了它的无能.从一种建设性后现代有机整体思维出发,提出了破局之道,认为城市问题与城乡对立问题是相互关联的一体两面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只在城市范围解决城市问题.同样,农村的问题也不能只在农村范围解决.要运用同体思维,树立城乡一盘棋思想,将城市化问题和城乡对立问题当作一篇大文章来做,发展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并茂的有根城市化.这种有根的城市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视城市和乡村为一个多元共生的有机整体,强调工业与农业的相互滋养,推重城乡之间的互补并茂.对于我们走出城乡二元对立的深谷,实现城乡一体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这种有根的城市化不失为一种健康的选择.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当代中国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不仅是当今世界最具活力和创造性的先进哲学理论，而且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后发国家如何更好地实现现代化的一种全新的指导性理论。尽管目前它还没有成为西方哲学的主流，但这种哲学因其符合人类时代的发展需要，必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必将对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与公众史学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为历史学带来了一场范式革命,它倡导保持差异的多样化历史写作,鼓励人们放弃"客观历史"的梦想,追求一种奠基于主体间性的历史真实。后现代主义思潮是大众文化崛起、话语权力扩散的产物。在历史领域内,一旦公众将研究历史与写作历史当作一种乐趣时,也就开始瓦解职业历史学的权威性。这种情形与新媒介相结合,必将促成公众史学的兴起。这是一场"小写历史"的盛宴,将历史学带入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     

外推背景下的总体性:对总体性的一种辩护

针对后现代思潮对“总体性”这个辩证法范畴进行的猛烈批判 ,从外推角度进行一种辩护 ,不失为一种新的解决问题思路。从这一角度看来 ,现代制度的进步能在特定范围内克服自悖谬性 ,但在更大的范围内就做不到了。在现代制度中 ,自悖谬、令人难受的东西常常是被外推到远处 ,越出“观察”之外。自悖谬和那些人们不愿看到的东西就常常存在于更大、更远的“总体”之中。在这个意义上 ,消解一切总体、拒斥一切宏大叙事 ,不但难以做到 ,而且恰恰迎合了现代性的内在需求 ,因而在意识形态上是现代性的同谋。总体思维方式必须拯救 ,不能抛弃     

Global standards: promise and pitfalls for re‐inscribing social work into civil society1

This article critiques the modernist logical‐positivist ideology that has underscored social work, and interrogates the promi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tandards to re‐inscribe social work into civil society at the global level. The potential pitfalls and dangers of such an initiative are also examined.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standards was born out of an assumption that there is a common core to social work on a global level and on an essential affirmation of humanity and human dignity of all peoples across the world. Global standards might be construed to constitute a hegemonic Western discourse and a denial of context‐specific realities. However, a judicious, sensitive, post‐modernist and critical approach may enhance sensitivity towards difference and a greater appreciation of locally specific realities, within the global sphe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