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代乡约领导保甲的体制

清代乡约的组织有下辖保甲和按保设置两种形式,在这两种情况下,乡约都普遍对保甲具有领导作用。清代实行乡约领导保甲体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乡绅地主参与乡政的要求,防止保甲组织的弊端,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统治。但在施行过程中,由于乡约的教化职能逐渐弱化,乡约执事的地位逐渐降低,并成为害民之役,致使这一体制后来在许多地方逐渐被乡约与保甲互不统属的体制所取代。     

论明代国家权力与乡约的调适和融通——以黄佐《泰泉乡礼》为中心

明政权建立后,国家的提倡和支持不仅为乡约的推广和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而且也使乡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合法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嘉靖年间,广东士人黄佐所作的《泰泉乡礼》将乡约与国家权力做了适当的调适和融通之后,建构起了一个以乡约为中心,包括乡校、社仓、乡社和保甲在内的立体型乡治体系,从而将基层社会中的政事、教事、养事、祀事和戎事等生活事务串联起来,逐步实现了乡约在其性质、功能、组织以及制度等方面的时代性转变。黄佐乡约理念的践行为明代和后世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探索做了积极的贡献。     

《泰泉乡礼》思想体系研究

黄佐是明代广东3大学者之一,著述宏富。他的《泰泉乡礼》被人们誉为“医世良药”,成为明中后期岭南地区实施乡约里甲制的典型范本。此书包含黄佐的哲学、儒学、教化、文学、文献学思想。在学界对黄佐思想体系研究不多的情况下,通过《泰泉乡礼》一书来勾勒黄佐的思想体系,不但对研究岭南思想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了解明代学术走向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明清时期徽州境内的保甲制度推行与保甲组织编制

明清时期,徽州地方官和宗族、乡绅积极推行保甲制,并将保甲与当地的乡约、里甲、团练、宗族等组织相结合。在保甲编制过程中,既遵守朝廷设定的十进制原则,又执行官方倡导的"通融编列"等灵活性原则,组织编造了保甲门牌、十家门牌、保甲册、循环册、棚民册、另户册等各类门牌册籍,这些门牌册籍的登载范围和内容虽稍有差别,但皆反映了徽州地方官府对民间社会控制的严密程度。     

明清乡约研究述评

明清乡约研究虽然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但迄今为止的研究仍主要是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且这些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又集中在南方。另外,对于明清乡约的类型、乡约的行政组织化等方面的研究也明显滞后。因此明清乡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吕氏乡约》乡村道德教化思想探析

《吕氏乡约》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村道德教化文本。其乡村道德教化思想呈现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等基本要义,展现出宗于儒家传统、本于乡村实际、凸显道德本位等理论特质。通过对《吕氏乡约》合法性的讨论、是否强人所难的讨论以及实践程度的考察能够展开对这一主题的多维认知。     

宋代乡约的推行状况

宋代乡约是明清乡约的源头和榜样,但却未像后者一样成为乡里的重要组织,原因是它属于纯由士绅自主发起的民间组织,既强调民众本着自愿原则入约,又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推行乡里教化,在宽猛难于适当的两难困境下,往往偏于严格约束因而导致成员认同度下降.乡约最终只限于吕大钧、阳枋、胡泳、程永奇、潘柄等少数几位理学家推行,意味着在没有国家力量的参与下,它只是理学家们的一种道德理想模式.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乡约对新农村的整合意义

乡约是传统中国乡村社会自治组织,是传统乡村社会整合的主要力量之一。20世纪30年代,面对日益衰落的乡村,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发动了乡村建设运动,力图在乡村社会重建乡约整合。通过分析传统乡村社会和现代乡村建设中的乡约整合机制,指出乡约整合是以“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整合。探讨了这一文化整合对新农村建设的意义,以及如何创造性的改造传统乡约,使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应有的整合作用。     

明代中叶乡约与社区治理——吉安府乡约的个案研究

明中叶以后乡约的大量出现与当时社会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密切相关.吉安府的士绅们都寄望于通过乡约来建立和睦、融洽的乡里制度,并努力在地方倡导与实施.乡约的实行为社区治理提供了一个可能,也成为普及儒学教化与实行社会控制的有效工具.     

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在乡村地区治理导向不断强化和发展自主权相对弱化的普遍趋势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治理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事实上,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另外,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程度不仅与基层组织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演变的阶段性;还与区域差异、地方差异以及村庄的类型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的地方性。因此,要协调好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在认识到治理与发展不协调关系的普遍性、阶段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理清乡村振兴中治理和发展关系再协调的基本思路。     

村庄的契合性与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以苏北房庄的调查为例

以苏北房庄的个案调研为基础,探讨区域性的村治模式。以行动单位为理解村庄生活的切入点,考察个体同家人、村民以及村干部之间的互动关系以此来理解村庄的性质,同时分析契合型村庄的治理模式。     

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困境与实现路径

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成为农村治理的必然趋势。基层政府、农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广大村民都成为农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但由于我国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改革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次不彻底的改革,在农村治理的实际运行过程中,仍然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单中心"治理,致使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实现遭遇到了种种困境。针对此,笔者从改革农村治理主体、完善多元合作治理体制两方面探寻实现农村治理主体多元化的路径,这本身也是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路径进行探求。     

延边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对农村原始村落的改造升级或集中重建已经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我国农村社会基层治理模式也必将转型,由村民自治的单一模式向农村社区综合治理模式转型。农村社区既是我国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单元,也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提高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的重要平台,是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途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的选择,其本质是国家治理和基层社会治理的连接点。目前,延边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全州1051个行政村,仅有501个村挂牌成立农村社区,而有效发挥农村社会基层治理作用所必要的组织机构建设等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严重制约农村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与治理功能的实现,建设任务仍任重道远。     

乡政村治构建下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分析

当前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的挑战与困境,特别是农村管理层间权能职责的厘清,更是迫在眉睫。在阐述＂乡政村治＂的农村治理机制的背景下,探讨了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最后指出只有正确处理好农村管理层关系存在的问题,才能为乡村管理者提供更加清晰的管理脉络,为它们依法行政、依法自治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指导。     

浅析我国乡村治理发展中的问题

乡村治理是我国一个重大而紧迫的农村现代化问题。随着村民自治的实施与不断完善,我国农村基层民主制度更加体现了广大的农民的利益需求,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近年来我国乡村治理在取得可喜成就的同时,还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发展中面对更多的挑战。在阐述乡村治理的相关内容之后,分析了制约我国乡村治理的一些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乡镇驻村制与基层治理方式变迁

驻村制是由解放初期的农村"工作队"演变而成,是一种反官僚化运作的工作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的制度化运作机制。然而,从目前驻村制的运作特点看,原本"反科层化"运作的驻村制已经越来越具有科层化运作的特征。随着秉承"走群众路线"的乡镇驻村制向科层化演变,乡镇治理方式和乡村关系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乡镇干部也从具有乡土气息的农村干部逐渐演变为远离村庄与村民日常生活的现代公务员。虽然这一演变形式上符合现代官僚制组织的特性,但实质上远离了群众路线,基层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变得愈加松散,乡村社会的各类治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     

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理解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困境的一个框架

从农村调研的情况来看,近年乡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困境,主要根源于国家通过税费改革及配套改革脱卸了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治理责任是指农村基层组织凝聚、配置资源进行乡村治理的动力、意愿和职责。在国家集中了绝大部分政治、经济与合法性资源,以及乡村治权具有配置性特点的条件下,国家下达至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任务就十分关键,有上级的治理压力就有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它就能配置资源形成乡村治权,进行乡村治理。而没有国家的治理任务,农村基层组织就不会主动进行乡村治理。因此,为了扭转乡村治理困局,国家应该重塑农村基层组织的治理责任。     

农村金融保障体系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促进作用

论述了农村金融体系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经济发展等作用;针对目前山西农村金融服务现状进行了分析,指出山西现今仍存在农信社支农不足、农发行职能发挥不充分、农村金融创新滞后等问题;进而针对存在的问题从职能层次、信贷管理、风险补偿、信用担保、政府作用、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重塑农村金融体系全面促进新农村建设的对策。     

农村精神病患者管治困境及治理对策——基于对抚州市云山镇、河埠乡的调查

加强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救治与监管,真正帮助精神病患者,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对抚州市云山镇与河埠乡的实证调查,对农村精神病患者的生存现状进行了描述,分析了农村精神病患者救治与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加快精神卫生立法工作,使农村精神病患者的救治与监管有法可依;建立社会支持系统,提高农村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建立健全有效的经费保障机制,减轻精神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完善政府监管体系,预防农村精神病患者的社会危害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