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错位下的"亲情腐败"及其预防

近年来,腐败的形式日趋多样化,腐败的主体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亲情腐败”现象已经引起社会关注。它发生于官员在私人领域作为“父亲”等的私人角色的家庭伦理,与在公共领域作为“官员”的职业角色的行政伦理错位的情况下。“亲情腐败”有其久远的历史伦理渊源,又有深刻的现实伦理基础,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预防和惩治“亲情腐败”。     

加强权力监督:惩治官吏腐败的关键

惩治官吏腐败对现代化建设有极端重要性,要在充分认识重要性的基础上,加强对权力的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专门机构监督,并使这五种监督有机结合,形成严密的监督体系,遏制权力的滥用,惩治官吏腐败     

加强法制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保证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腐败现象出现了蔓延的趋势。不解决好反腐倡廉的问题,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预防和治理腐败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健全法制以减少腐败现象产生的机会,加大法律惩治力度以遏制腐败犯罪的发生,这既是治标也是治本。     

腐败的"猴子定势"原因及对策建议——基于腐败弱势一方的心理及行为分析

“猴子定势”使腐败弱势一方为了自身的少许利益而攻击行为不一致的同类,致使腐败行为或腐败者不能得到鞭挞或惩治。要消除“猴子定势”,彻底遏制腐败,就应进一步完善权力的生成过程,完善阳光做法,改革集体负责制,大力鼓励打破“猴子定势”者,并严惩腐败受益者。     

当前中国的腐败问题与反腐败策略

腐败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当前中国出现了个体腐败和群体腐败并存的现象,群体腐败呈上升的趋势;腐败犯罪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同时,一些领域的腐败行为公开化和制度化;腐败同时向高层发展和向社会蔓延,涉及层面不断扩大;腐败的社会认同度提高,腐败文化开始形成。其主要原因有:体制转型期出现的体制缝隙和漏洞使贪污腐败者有机可乘;对腐败的惩罚力度不够;部分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削弱。腐败损害了经济发展,危害着社会秩序,影响了政治稳定。应当从加强制度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风险防范管理、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加强对腐败的惩治力度等方面进行控制和治理。     

论教育腐败

教育腐败现象是当前社会关注和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概述教育腐败涵义的基础上,分析了教育腐败的主要类型和特点及教育腐败的产生原因和影响因素;并进而从教育与腐败的关系视角,提出了进一步研究教育腐败防范对策和惩治措施的构想.     

论新时期中国民营企业的腐败治理

民营企业的腐败行为不仅损害所有人和投资人的利益,贻误企业发展,也破坏政治生态,助长社会腐败风气,影响国家治理的效果和反腐败进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对公共权力领域的腐败重拳出击的同时,也通过推进简政放权、加大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倡导建立亲清政商关系,努力遏制民营企业从事腐败活动的动因。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腐败治理在经济政策、法律保障、反腐格局等方面依然面临诸多制度性障碍,应当有针对性地予以化解和应对,为深化党风廉政建设和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试论观照腐败的视角

观照腐败的视角是制定治理腐败方略的前提与基础。从理论与实践方面对“腐败”的定义进行归纳与分析,探讨腐败滋生的原因,从而科学地理解与把握道德论、现代化论、权力关系论、社会文化论、体制.制度论、政治经济学等各种观照腐败的不同视角,并对这些观照视角进行类型化的分析,可以探究出腐败的本质属性及其滋生蔓延的规律,为制定行之有效的治理腐败方略提供依据。     

腐败的文化透视--理论假说及对中国问题的探析

文化因素论和现代化因素论通常是国际学术界有关腐败发生学的两种主要理论假说.腐败的发生与特定的社会文化因素有关,在某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腐败现象显然比另一些文化背景的社会中更普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腐败已渗透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或"腐败的民俗学".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腐败的发生是现代化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叠加结果,其中文化因素尤其不可忽视,既有一般性的腐败发生的文化诱因,也有特殊主义的"二元文化结构"的作用,其后果是形成了具有相当广泛性的"腐败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廉政文化的建设对于中国的反腐败的成功具有重要的意义.     

明代"以法治腐"的文化解释

传统上,法律被认为是惩治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故而,腐败难以遏制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法律设计得不够严密,或过于宽纵。这种解释无疑是符合逻辑的,但忽视了法律运行背后的文化因素。取明代社会为背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构以法治腐背后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可对吏治腐败有进一步的认识。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研究

涉黑涉恶腐败犯罪一般以“保护伞”纵容、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和恶势力组织为并发犯罪现象,据其犯罪演进规律,可以将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划分为围猎期、勾结期、遮蔽期、破网期四个阶段。当前,主要以刑法中的贪污贿赂罪,渎职罪,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实现对该类犯罪的事后惩治。对于多因素引发的涉黑涉恶腐败犯罪,刑事处罚仅能发挥有限且滞后的作用。新出台的《反有组织犯罪法》具有社会综合治理的特征,诸多预防性、行政性、政策性条款的设置有利于实现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多维度、全链条治理。以社会预防期、全面调查期、法律处罚期和危险屏蔽期为脉络,分析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不同类型和司法处置方式,可以揭示涉黑涉恶腐败犯罪的“生命周期”式治理机制。     

权力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透视

“权力腐败”是一种出于私利而对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它是世界各国政治机体中普遍存在的毒瘤,直接威胁着全球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稳定。社会心理因素是导致权力腐败的直接内在原因,从心理的层面上透视腐败行为产生的原因,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和治理各种权力腐败现象。中国社会中存在的腐败行为可分为集体腐败、群体腐败和个人腐败。权力腐败行为的社会心理,在最终作出腐败行为以及在整个社会上导致腐败现象严重恶化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催化作用。它通过心理互动、心理沟通,使各种消极的社会心态和腐朽思想不断滋生蔓延,从而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尺度和社会心理环境。因此,要把反腐败斗争落到实处,必须注意消除种种导致腐败行为最终发生的“腐败心理”。     

加强廉政立法是预防和惩治腐败的重要举措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谆谆告戒全党：“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绝不能自己毁掉自己。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尉健行同志提出：“在严厉惩治腐败分子,解决遏制腐败现象的同时,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根据以上指示精神,湖南理论界的一些同志在总结我国历次反腐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高等学校重点部门廉政风险防控管理研究

高校腐败主要涉及与招生、职称评审、颁发毕业证、学术评奖、经济活动等有关的职能与管理部门.产生腐败的主观原因是相关人员世界观、人生观出现偏差、理想信念缺失、道德失范;客观原因是体制不完善、管理制度不健全、市场经济和社会负面大环境的影响.为了有效预防高校腐败,必须加强对高校党员干部进行党性原则教育,加强对教职工教育理念的认识与引导;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对特殊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建立惩治学术腐败的法律体系;加大办学经费的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     

非典型腐败及其制度治理

基于生发的场域视角,非典型腐败主要包括政治域的隐匿权威、法律域的立法腐败、经济域的信息腐败、社会域的语言腐败、学术域的学霸腐败和艺术域的权威腐败。本质是民主政体和市场体制不完善及相应制度规范缺失状态下权主为个体或集团利益实施的一种滥用公权、私权和共权侵占公共利益的行为,且具有隐蔽性、全域性、泛权性、阶段性、群体性、相生性、致损性等行为特征。非典型腐败的动力机制可解构为其生发运行的人性基础、内生力量、心理基础、社会条件、政治条件、经济条件和制度条件。从体制转轨角度看,大量存在于夹缝中的制度租金不但诱发了寻租行为,而且因以权力粗暴干预市场为特征削弱了治理寻租的正当性,也为非典型腐败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相对于权力治理,非典型腐败宜采用制度治理。以制度约束权力,建立对市场和个人权利的尊重,重塑社会治理结构;制度供给及时响应制度需求,消除制度租金,并坚持以市场化为制度供给的基本导向;强力反腐,制造“奥尔森震荡”以改变反腐制度的演进路径,推动反腐制度变迁退出低效路径依赖。     

试论构建拒腐防变实践的新途径——从政治文化的视角解读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要把“加强廉政文化建设”作为有效预防腐败的重要任务来抓。政治文化是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是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根本取向。政治文化与人们的知识、信仰、规范、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及社会评价息息相关,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主要包括治理官员腐败的廉政制度和治理职业腐败的廉政制度两大方面。新加坡的廉政制度建设一方面注重减少产生腐败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强化对贪腐行为的惩罚力度,其治理官员腐败和职业腐败的一些经验为中国腐败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中国治理腐败行为,既要加强对贪腐行为的惩治,也要注重对腐败问题的预防,加强源头治理、标本兼治,加快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对防范集体腐败现象的几点思考

集体腐败是一种危害比较严重的腐败形式。集体贪污、集体索贿行贿以及集体走私是集体腐败的突出表现,集体腐败有其经济利益、制度体制和心理认识上的原因,应从法律、制度、道德、社会等方面防治集体腐败。     

新型腐败：特征、诱因及惩治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对新型腐败展开研究,旨在促进反腐效能的提升。新型腐败在主体、手段、危害、形式方面变异出了新特征,同时隐蔽性贯穿始终。通过归纳总结,发现腐败主体的心理扭曲、社会环境的客观变化以及反腐败制度资源不足构成了新型腐败的诱因。数字时代新型腐败的惩治需要嵌入数字技术,探寻腐败变异规律,完善反腐败协调机制,加强教育引导。     

略论封建社会惩贪倡廉的制度建设

:中国古代统治者惩治官吏腐败注重法制建设 ,一方面制订严刑酷法打击贪赃枉法官吏 ,另一方面依法建立了较为严密的制度 ,诸如财政经济制度、官吏任免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 ,具有一定的公开性、客观性 ,限制了官吏的腐败行为 ,保证惩治腐败法律的贯彻执行 ,加强了封建社会的廉政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