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身份者参与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共犯成立类型

依据共犯处罚根据论中的修正的惹起说,以及对实行行为的实质理解,在无身份者参与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真正身份犯的场合,无身份者不仅可以构成教唆犯或者帮助犯,而且还可以构成共同正犯。甚至无身份者还完全可以利用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犯罪,构成真正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不过这种场合下司法工作人员不构成犯罪,二者不再构成共同犯罪。     

身份犯及其共犯的定罪与量刑

 纯正身份犯与非纯正身份犯的划分、无身份者能否构成纯正身份犯的共犯、无身份者与身份者共犯以及不同身份共犯情况下的定罪量刑是身份犯研究的主要问题。司法实务对上述问题往往是选择重法,即无身份者均可成为身份犯的共犯、不同身份者共同犯罪按照主犯或按照重犯定罪和量刑,有重刑主义和司法擅断的特点。目前刑法学界多从已然角度去考察国外身份犯理论,并以我国刑法第382条或者相关司法解释为基础,审视身份犯的共犯问题。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割裂了我国刑法中有关共犯问题的具体规定,也未充分关注国外无身份者按身份犯定罪后在量刑上的实质平衡,更不用说考察我国自唐代以来刑法中关于身份犯共犯的合理规定了。从应然的角度审视,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贪污罪不属于纯正身份犯;无身份者不能成为纯正身份犯共犯;除法律明文规定外,无身份者与非纯正身份犯共犯以及不同身份者共犯应各定其罪。     

真正身份犯之共犯问题研究

真正身份犯（构成身份犯）的共犯问题是整个共犯与身份问题的核心。从可能性上讲,非真正身份犯完全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的共犯;从范围上来讲,应以非身份犯是否能够参与真正身份犯的部分实行行为为标准来界定无身份者是否可以成立有身份者的共同正犯。在无身份者教唆、帮助有身份者实施真正身份犯的定性上,宜从纷繁复杂的学说争论的迷思中脱离出来,以想象竞合犯原则并结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进行处理;在有身份者教唆或帮助无身份者实行犯罪的场合,宜将有身份者作为间接正犯处罚。     

真正身份犯与实行犯关系的认定——兼论共同犯罪既遂的标准

真正身份犯的主要特征是只有具备该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单独实施全部犯罪的实行行为;在真正法律身份犯的情况下,同样存在间接正犯的可能;有身份者教唆、利用无身份而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实施真正身份犯,有身份者和无身份者均构成直接正犯;在共同身份犯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部分犯罪人犯罪未遂或中止,而其他共犯既遂的情况.     

论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兼论我国刑法的价值追求

构成身份又称真正身份、定罪身份,是指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身份,不具有此身份,犯罪就不能成立。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实施犯罪行为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就是刑法中所谓共同犯罪与身份的问题。其中,无特定身份者可以构成真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和帮助犯,刑法理论界争议不大,而无特定     

论混合身份在纯正身份共犯中对刑事责任的影响

纯正身份犯是刑法规定的以行为人所具有的特定身份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犯罪.在混合身份共犯中,非身份者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与身份者共同构成纯正身份实行犯的共犯,可以构成纯正身份犯的教唆犯、帮助犯;非身份者在与身份者构成共犯划分责任时,如果利用了身份者的身份,应以身份者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定罪量刑;如果没有利用身份,则应具体区分.     

间接正犯与身份

刑法学界关于“不能为身份犯的直接正犯者能否为间接正犯”的问题争论不休,其中有肯定说、否定说和折中说之分野。深入分析各种学说的见解,考察问接正犯的构成要件应当从整体出发,将身份者和构成要件身份区别对待,那么,肯定无身份者也能为身份犯的间接正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结论。     

非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共犯若干问题的探讨

非国家工作人员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可否构成共同实行犯?我国刑法缺乏明确规定,学界观点不一。根据我国刑法现行规定以及身份犯和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认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及共同实行犯,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      

论正犯与身份

在罪刑法定主义视域下,实行行为作为构成要件之核心的行为是犯罪论体系的主脉。以实行行为为基础的正犯是共同犯罪的纽带,同时也是共同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本进路。间接正犯与身份、亲手犯与身份犯以及共同正犯中的身份等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亟须理论上对其厘清,以指导司法实践,从而实现刑法的社会控制、法益保护以及人权保障的机能,最终实现刑事法治,构建法治国家。     

论犯罪的共同实行行为

犯罪的实行行为是直接产生危害结果或造成危险性的行为,是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最直接体现.在共同犯罪中,共同的实行行为更具有复杂性、难以认定性.诸如共同实行行为的构成要素、结合方式,具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能否共同实施实行行为等颇具争议.我们应从理论上弄清这些问题,这对于丰富共同犯罪理论,对于司法中准确认定实行犯,区分不同实行犯的刑事责任有着重要意义.     

贪污罪主体的身份与共犯问题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通说的观点,认为贪污罪是"纯正身份犯",其身份特性为"国家工作人员"。然后对学界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即在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中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共同将单位财物占为己有的如何定性进行了探讨。在分析"主犯决定论"、"分别定罪说"、"主要客体决定说"、"贪污罪说"的基础上,提出应当正确理解犯罪构成、共同犯罪的含义,将主观要件作为核心,在对上述人员定罪时,主要考虑主观上利用了谁的职务便利,如果是相互利用,则要考虑数罪并罚和想象竞合犯。     

论间接正犯中身份要素之虚无

间接正犯具有特殊的正犯性,因此,在被利用者存在身份要素的前提下,尽管利用者缺乏身份要素,也可能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而这与法益侵害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并无冲突。     

共犯违法的从属性和相对性

共犯的处罚根据论上的各学说在违法从属性和相对性上表现出不同态度,责任共犯说和违法共犯论坚持质的不同的违法相对性;在因人不同的违法相对性上,引起说内部各学说对"没有正犯的共犯"和"没有共犯的正犯"表现出不同态度。站在以结果无价值为基础的修正引起说基础上,应当在消极意义上理解"没有正犯的共犯",即没有正犯的不法就没有共犯的不法;在"没有共犯的正犯"方面,不应当承认正犯是违法的而共犯是适法的这一另一种意义上的质的不同的违法相对性。     

试析特约商户对信用卡的审查义务

特约商户是信用卡交易的基本当事人之一.依法公平确定特约商户在信用卡交易中的义务,有利于保护信用卡交易中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信用卡业务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一方面,基于特约商户与发卡行之间的信用卡受理协议,基于法律所要求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特约商户在信用卡交易中应承担一定的审查义务;另一方面,特约商户承担审查义务不应超出其能力范围.     

论责任刑的体系定位

我国司法实践不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虽然有助于提高司法效率，但也不可避免地陷入刑罚是否正当合理的质疑。实际上，责任刑与预防刑是刑罚的一体两面：回顾过去，对犯罪人施以报应惩罚；展望未来，预防犯罪人及其他公众再犯罪。目前，学界通说认为责任刑居于主要地位，预防刑居于次要地位。但是，并合主义产生的二律背反问题反射出学界不置可否的态度，进而在确定量刑基准时陷入点幅之争的旋涡。究其原因，在于未厘清责任刑的体系定位。在刑罚体系中，以消极责任主义为根基的责任刑应居于核心地位，责任刑并合预防刑，形成以预防刑附属于责任刑为原则、预防刑突破责任刑为例外的刑罚体系。在此基础上，量刑基准的确立可由静态的点幅之争转为动态的确立程式。     

汉代家庭成员间坐罪减免的途径与条件辨析

汉律除继续推行家庭缘坐制外,对家庭成员间坐罪减免的途径与条件也有相应规定。一方面,缘坐人可以通过协助官府追捕或告发犯罪人等方式免除坐罪;另一方面,如果犯罪人或缘坐人的身份满足一定的条件,缘坐人的坐罪亦有减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