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成年人文化与未成年人文化

之所以要关注成年人文化和未成年人文化,是因为成年人文化和未成年人文化在现代社会巳然分离,因此人们不得不正视成年人文化特别是长期处于弱势地位的未成年人文化.未成年人文化应区分“未成年人自己创造的文化”与“成年人所创造和叙述的未成年人文化”.成年人文化既与未成年人文化有别,也不能与社会主流文化等同,而成年人文化与社会主流文化等同,一直似乎是心照不宣和不言而喻的.当然,在成年人文化特别是未成年人文化中,常常会产生“代内亚文化”.成年人文化和未成年人文化是现代社会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元素.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中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替代性.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270条突破了原《刑事诉讼法》的法定代理人参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要求,但仍然存在诸多结构性缺陷,需要进一步从合适成年人的角色、资质、范围、职责及其参与的法律效力和程序等方面予以完善.     

浅谈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未成年人在成长过程中其行为受社会、学校、家庭等环境因素影响很大。本文旨在分析我国目前末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特点及成因 ,探讨预防末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方式和方法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社会调查制度之完善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为未成年人案件的诉讼程序专设一章,规定了与成年人不同的司法程序,体现了国家对未成人的关爱和重视,其中,社会调查制度是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一大亮点.这些年各部门、各地区都在探索自己的社会调查制度,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效,也存在一定的不足,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多学科的界定

在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学科领域,"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使用频率很高.与法学要求对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做严格的年龄区分不同,社会学和伦理学侧重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社会文化规定,因此,法学在规定成年人与未成年人时,强调其自然年龄界线;而社会学和伦理学则更多地强调其社会年龄和文化内涵.     

未成年人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其各方面问题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与司法方面的举措,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体系以及健全少年司法制度的建议,其中着重研究了少年法院的创设。     

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缺陷与改善对策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 ,它在犯罪的成因与认定、刑罚的适用、诉讼的方式及犯罪的预防等方面都具有与成年人犯罪不同的特点 ,从而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从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几大特点来看 ,现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不尽完善的地方 ,必须加以重新审视 ,并采取相应的刑法对策实施变革 ,最终实现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的现代化。     

当代未成年人道德境遇的双重变奏

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与过去未成年人的道德景象--未成年人没有进入成人社会的视野,因而其道德地位难以确立,其道德形象也基本不会受到负面评价--明显不同,当代未成年人的道德境遇呈现了鲜明的现代特征,即未成年人的道德权利得到成年人社会的空前尊重和保护与成年人社会对未成年人空前的道德恐慌这两者之间的双重变奏.这种双重变奏展现了当今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总的现实背景,使未成年人道德建设既必然成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现代性问题,也必然成为社会和成年人的现代性中心话语之一.     

缺失与规范:论我国少年刑事审判程序中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专门保护未成年人诉讼权益的特殊刑事诉讼制度,在法定代理人的监护职责缺位时,作为国家监护的实际履行人参与到未成年人的讯问、询问或者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中。我国对合适成年人员的选任、职责、参与程序的规定有形式化倾向。应通过对人员范围、选任条件、参与阶段以及违反强制规定的程序制裁后果等具体制度的建构和细化,促进合适成年人发挥实质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问题研究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未成年人犯罪率的急剧上升,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由于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各国都非常重视对他们的特殊保护,联合国还专门出台了多部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性规则,我国也已初步建立起一套对未成年人进行保护的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本文仅以未成年人已触犯刑法应接受刑罚处分为前提,拟建了接受刑罚处分前的保护,应当接受的刑罚及刑罚的程度,发展新的未成年人专属刑种,接受刑罚处分后的引导四个保护措施,对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未成年人进行保护,以贯彻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体系。     

论完全代孕中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认定——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出发

完全代孕是指由受术妻子提供受精卵,由代理孕母孕育分娩子女的过程。完全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应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指导原则。学界关于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标准有"分娩说""当事人意愿说""子女最佳利益说"和"血缘说"。四种学说各有利弊,都不足以作为代孕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标准。本文在综合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修正的意思表示说,即在国家公权力监管下,基于子女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同时对意思自治进行必要限制。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政治正义论视野下的公民控告权

《宪法》第41条规定的公民控告权,以政治的正义性认同为前提,是政治正义的重要防线,能推进政治系统,通过矫正不义而实现正义。公民通过行使控告权不但可以实现自身的正义追求,而且能够“强化政治的正义性认同、增进政治合法性、提升政治正义性”。这种“以权利推进正义”的宪法机制,为整个政治系统提升供给正义、推进正义效能,以满足民众日益高涨的正义需求,提供了一个有效制度路径。     

独生子女特征对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的影响——以上海为例

利用2010年在上海市静安区进行的老年独生子女父母状况与需求调查数据,在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现状和个人特征、家庭特征的双变量统计基础上,利用二项Logistic方法实证分析独生子女父母的性别、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性别、子女健康和婚姻状况等变量对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除了老人自身特征外,子女性别、健康和婚姻状况也是独生子女父母退休后劳动参与的主要影响因素,但老人的经济状况和子女的生育状况对其无明显影响。     

《庄子》思想对《无能子》的影响

《庄子》哲学具有强烈的超越精神和锐利的批判锋芒。晚唐的《无能子》受到了《庄子》思想的深刻影响;《庄子》的名相观、丧我论、圣人之过论作为其中三个最主要的方面,对《无能子》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弱嵌入性理论认知图示下的自贡市家庭收养解读

收养关系既是法律关系,也是伦理关系,自贡市作为西南地区的内陆城市,收养家庭作为嵌入者,其收养行为既深深嵌入在浓郁的传统文化背景下,又呈现出鲜明的地缘特色和时代特色,极具研究价值。本文旨在探讨自贡市家庭收养的合法与规范问题,公权力的介入与缺失现状,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寻求“如何最佳嵌入”,构建收养家庭的话语权。     

《消法》新增之“消费者后悔权”的性质及适用

最新修改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增加的"消费者后悔权"制度,其法律性质宜界定为形成权中的一种具有无因性的特定解除权,可称"特定无因解除权"。消费者后悔权行使有严格的货物或服务范围及时间期限,且消费金额以不低于100~200元为宜。消费者后悔权的实际运行还依赖于强大的行业保障、协会保障、行政保障及有效的司法机制。     

美国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儿童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要求特定的人员在发现儿童虐待或忽视行为时向特定机构报告,未能报告的责任主体将承担相应的民事或刑事责任。该制度包括初步审查、启动调查、评估分析、公布结论、服务安置等措施。这项制度对我国儿童保护制度的构建有着重要的启示,包括重视儿童虐待构成的特殊文化、增加儿童免受虐待的具体规定、形成儿童保护救助的完整体系和强调儿童权利保护的社会责任等。     

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的思考

根本政治制度是我国政治制度的特定用语,指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个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一个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如何进一步认识和发挥根本大法对根本政治制度的规范、保障和促进作用,这是我们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需要深入研究的一个重大问题。应当以修宪的方式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载入宪法条文,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供强有力的宪法保障。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及其中国化何以可能——基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理论渊源及实践价值视角

关于"中国梦"人民幸福内涵的历史渊源及实践价值研究,必然涉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存在依据和理论形态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何以可能?这一追问实际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在实际上是否存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其是否具有合理性。它与现在我们在非严格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幸福观"是否应该有所区别。第二,中国革命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这一命题所指称的过程是否真正发生过。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本来面目和本质特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知和评价问题上的根本态度与根本观点,应该包括马克思的伦理幸福观、哲学幸福观和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哲学幸福观在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居于核心地位,幸福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的核心内容。幸福首先是一个关于人的本体论问题,不能仅以道德来界定幸福的内涵。实践本体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幸福观产生的母体,将唯心主义的幸福观改造成实践唯物主义的幸福观,将幸福感作为成功的社会实践活动的结果和必要环节。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马克思的幸福本质论革命的主要成果和标志,从关注现实人的幸福本身转向探求人民的现实幸福实现的途径和条件,经历了从劳动幸福观到实践幸福观的过渡。"人民的现实幸福论"具体化、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主要内涵和基本路径,"中国特色"人民的现实幸福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幸福理论的基本存在形态及表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核心内容。"中国梦"蕴含的"人民幸福"思想的理论创新则是"人民幸福本位"思想的不断深化和大众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