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拯救中国的根本之途──略论鲁迅早期思想的转变

“立人”，拯救中国的根本之途──略论鲁迅早期思想的转变李克鲁迅一生，思想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他前期信奉进化论，相信＂青年胜于老年、将来必胜过去＂，后来，在１９２７年残酷的血的事实面前，他的这一信念＂轰毁＂了，他开始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观察对象、剖析事实。...     

不应一概否定“人治”

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当今社会,＂人治＂成了权大于法、无法无天、滥用职权、肆意枉为、徇私舞弊的代名词,犹如过街老鼠,早已臭名昭著了。但多数人对＂人治＂的理解是片面的,甚至是误解或曲解的,使＂人治＂在很大程度上蒙受了不白之冤,故欲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其正名。     

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论康德哲学的两种理性法则

康德哲学的能动性体现在＂为自然立法＂的自我意识和＂为自己立法＂的自由意志两个方面。前者属于理论理性,适用于现象界;后者属于实践理性,适用于物自体。尽管康德用目的论来调和两者,使前者从属于后者,但总体上他将两种能动性割裂开来,使其被严格地限制在各自的领域,这一方面调和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带来了认识主体与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之间更大的矛盾。     

论范仲淹的“吏隐”情结

通常意义上的＂吏隐＂往往饱含着世俗的人情味,也意味着隐逸文化由抗争转向顺应。北宋名臣范仲淹在他三次贬谪外任地方官之际,流连往返于名山秀水之间,自称＂吏隐＂。他安贫乐道的人格操守使其＂吏隐＂具有温润平和、和谐从容的特征。其＂吏隐＂涵盖了向内向外两个维度的意义,向外为世人立法,履行社会责任;向内则开辟心灵的一片净土,追求精神的自由。     

唐代社会的开放风气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又是一个比较开放的朝代。唐朝统治者改变了传统的华夷观念,大量任用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做官,甚至还有一些外国人在唐朝政府中任职。唐朝与国内各少数民族以及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积极引进国内各少数民族和世界各国的先进生产技术,吸收外来文化。唐朝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东方大国,完全有能力向其它国家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唐朝在社会习俗、思想观念等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开放的现象。 一、华夷一体,一视同仁 唐朝统治者改变了前代封建帝王“贵中华,贱夷狄”的传统民族观念…     

对笛卡尔上帝观念的解读

对上帝的重视和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是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中的重要任务,因此,在沉思中,笛卡尔用较多的篇幅对上帝的存在进行了证明,笛卡尔通过用＂上帝的观念＂＂、具有上帝观念的‘我’的存在＂、＂上帝的本质或本性＂等方式证明上帝的存在,他的上帝在其理性主义的张扬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浅论段玉裁对“犹”的界定

段玉裁是清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通过训诂实践揭示了＂犹＂的内涵、范围,主要从通假、引申和古今词等通义形式,凸显了其沟通非等义的字词的功能。但是,实际情况极其复杂,段氏界定不能完全包容,用现代语言学＂音训和义训＂界定＂犹＂可能更有效。     

再论荀子的道德教化何以可能

荀子通过＂性伪之分＂,使＂人之道＂与＂人之性＂分离,解决了＂为什么要教化＂的问题,为儒家的道德教化奠定了基石。但其目的还是要实现＂人之道＂与＂人之性＂的合一,使＂性伪合＂,成就善的道德主体,所以,他主张＂化性起伪＂,为儒家道德教化指明了路径。道德教化的最终目的是要＂著诚去伪＂,使儒家之道内化于人们的坚定信仰,使人们自觉自愿践履儒家之道,这是儒家道德教化的最高境界。     

略论马周

马周是唐朝有名的贤相。他足智多谋，匡正时弊，多次上书言明得失，使“贞观之治”大放异彩；他对京城长安的建树颇多，留芳千古。     

梁武帝之倡儒与萧梁经学之复兴

梁武帝＂本自诸生＂,自幼受到严格的儒家礼法教育,具有较高的学术文化修养。梁武帝潜心经学研究,对儒家《五经》皆有著作,阐发新义,成为国子学及地方官学的讲授内容。梁武帝重视儒学教育,设置了一整套的学校教育制度,并以＂经术取士＂,他甚至一再到国子学考察生员,鼓励破格取士。梁武帝倡儒,注重制礼作乐,修五礼,定雅乐,获得了＂专事衣冠礼乐＂的称誉,使萧梁成为南朝经学极盛之时期。     

论李洞对贾岛诗风的扬弃及其诗史意义

在诗歌题材上,李洞发扬了贾岛善于吟苦与悟道的诗歌传统。在诗歌艺术技巧上,李洞延续了贾岛师法杜甫,将杜诗技巧移入五律。在意境营造上,李洞沿袭贾岛善取幽寂清雅的意象以营造幽微纡曲、深情绵邈之境。李洞顺应诗歌发展规律,通过对贾岛诗风的扬弃,完成了自我诗风的建构。立意上,李洞的诗歌较贾岛更新警;语言上,较贾岛更奇峭精切;风格上,李洞在贾岛“清新典雅”的基础上新创“玄远幽微”一格。李洞对贾岛诗风的扬弃为晚唐苦吟诗风注入了新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续大家的创作积累的经验,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从《援鹑堂笔记》看姚范的诗学观

以校勘之学闻名于时的姚范对诗学也有涉猎,《援鹑堂笔记》便是揭橥其诗学观的重要著述。细析《援鹑堂笔记》,大致可将姚范的诗学观归纳为师古而能自新、才与学兼顾、性情与道德并重、气势与兴味兼致等四个方面。这些观点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以姚鼐、方东树等为代表的桐城后学,对桐城派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李郢籍贯、生年再论

李郢籍贯之说,有两种观点：一为长安,二为江南苏州,这两种说法都有缺陷之处。从其诗作及与友人赠答送别之诗中考察可知,李郢原籍长安,后移居苏州、越州等地。至于李郢生年,以其与杜牧、李商隐两大晚唐诗人的往还诗作来看,他应当年长于李商隐而年幼于杜牧,由此可断定其生年在公元803至812年之间。     

李林甫为相之久与唐玄宗父子矛盾之关系

李林甫居相位19年,其中任中书令长达16年,是玄宗朝担任中书令最久的宰相。李林甫之所以能够专权16年,这看似与玄宗玩弄平衡术的御人政策相背,实际上却隐含了深刻的原因。玄宗企图利用李林甫来牵制、扼制和打击太子,以维护自身皇权。其宁愿信任李林甫,也不愿信任自己的儿子。这是皇权斗争的残酷性所决定的。     

王维长安诗与盛唐气象

王维一生绝大部分生活于长安,他的诗歌、绘画、音乐的才能又都体现于斯。在后盛唐大诗人中,获盛名早于李杜。从高华流美一面看盛唐诗,他应该是最理想的"一代文宗"。除了应制诗显示京华歌手宏亮华润的才能,其他的长安诗昭示了盛唐的青春气息,更广阔地展示了长安风采与盛唐气象。他以长安骄子的情怀,描绘了长安人生活各种方式,跳荡着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     

李白的诗美学思想及其盛唐特征

从陈子昂提倡"风骨"论到李白再次提出"风骨"论,形成了初唐到盛唐的一股美学思潮.李白以美学史家的巨深眼光,充分认识到美学史的发展状况,善于进行思想的融合.他推崇建安时代的"风骨"美学,成为他的理想目标.天然、清新是李白的又一重要的美学思想.它要求审美形态回归本体.它宣告了六朝美学的终结,同时宣告了另一个美学新时代的到来.因而,它具有盛唐时代特征.     

唐人论孟诗诠论

唐人评论诗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知人论世;二是具备整体性思维方式。唐人如王士源、殷璠、皮日休等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较之后人更能揭示孟浩然的艺术造诣,也对研究孟浩然在唐诗发展中的地位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皮日休对孟浩然诗歌的评论更具特点,他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诗歌背景,揭示出了包括孟浩然诗歌在内的盛唐诗风,是在对建安诗风与六朝诗艺的辩证继承、成功融合的基础上产生的,极符合唐诗繁荣与发展的规律。     

新征集唐代武功苏谔墓志铭及相关问题

对新征集的一方唐代武功苏谔墓志的考释,发现其志内容翔实可靠,出处可与文献互证,不少地方或更史之误,或补史之缺,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能揭示出志主苏谔的身份及其与武功苏氏的关系,并借此补全唐代武功苏绰一支的谱系,为进一步研究唐史提供新的资料。     

沈贵珤《正蒙解》及其佚文

与明清两代相比,《正蒙》元代注本较少。元代注本大致有沈贵珤《正蒙解》、郑原善《补正蒙解》、朱隐老《正蒙书说》等,均已佚。据贝琼《潇峰祠堂记》记载,沈贵珤《正蒙解》原仅14篇,缺《王稀》《乐器》《乾称》诸篇。郑原善补足其缺,经胡炳文为之作序刊行。今据《新刊性理大全书》等古籍,辑出沈贵珤撰、郑原善补《正蒙解》佚文12条。经初步研究,朱熹三传弟子沈贵珤之《正蒙解》虽多宗朱熹,但间有特见,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盛唐大将安思顺生平事迹钩沉

安思顺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蕃将＂,曾任河西军、朔方军节度使,忠诚朝廷,为国戍边,功绩显著。但他因与安禄山有特殊的＂兄弟＂关系,最终蒙受哥舒翰公报私怨的诬陷,惨遭冤杀;加之国史不为立传,其生平事迹大多湮灭。＂中兴名臣＂郭子仪曾为安思顺部下,深受信任和重用。及至平定＂安史之乱＂,朔方军功勋卓著,郭子仪乃奏请为安思顺昭雪。通过爬梳史料、解析文献,一是尽力搜集安思顺的生平事迹,彰扬其忠诚品质;二是推究郭子仪奏请昭雪安思顺的时间、现实目的———从政治上安抚、感召朔方军广大将士,以尽快平息河东道的危机局势。